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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訪

作者：大齡文青於 2021-2-8 16:0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上訪

當下中國有不少新發明，上訪就是一個。在古代，如果有人蒙受冤屈，可以到衙門去敲門口的大鼔，讓縣太爺給解決問題。到了民國，縣裡有參議會，選舉當地有影響的人物組成，專門保護本地人的利益，還有法院，法官都是大學畢業后再經考試院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后才有資格擔當，推事（就是法官）的任命也很苛刻，絕無飯桶。所以，老百姓一旦有冤屈，是可以找到地方申訴的。

但在新中國，情況有點不同，七品芝麻官算是縣長或是縣委書記，那是很難見到的，大門也沒有大鼓可敲。報上曾登載，一位當地縣中校長找縣長在一份文件上簽字，縣長說，我要開會，校長拉開專車的門想遞上文件，請縣長趕快簽字，結果是立馬給帶上手銬。

我的一位學生在公交車上遇到的一個情況很值得思考，兩個外地人上車買票，說是來北京上訪，那司機立刻停車叫他倆下車，接下來是雙方都打110，警察來到，把上訪者接走了。如果他們到了旅店，情況更糟，對口省的截訪人員的辦法更厲害。

我在1979年也曾上訪，其經過也很值得記錄下來，算是一段歷史。在東北黑土地過了19年後，承蒙上面發下了文件，給右派摘帽子，反革命身份也就得以平反，恢復公民身份。法院的平反裁定書上寫明，善後問題由原單位解決，就是當時的鋼鐵學院。因為1960年，雖然已念完5年課程，但畢業文憑扣在學校，所以原單位就是鋼院。

第一站，鋼鐵學院落實辦，全名是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是位穿軍服的中年婦女。我說明已平反，要求落實政策，安排工作，但回答很乾脆，鋼院需要人，但不需要你。這樣，按規定每天一斤糧票，一元飯錢都免了。幸虧弟弟將他和妻子兩人的糧票讓我也吃，不至於像各部委門口和永定門護城河兩岸大批住在紙板窩棚里的上訪人員那樣，要爬進爬出，在窩棚旁邊煮飯了。

在校長辦公室門口，見到副校長，他只能說，你們右派槍斃了兩個，我告訴他，活著回來的還有6個反革命。

第二站，到教育部，信訪辦的回答很簡單，鋼院屬冶金部管，我們不管。

第三站，冶金部信訪辦，回答是，大學歸教育部管，我們只管廠礦。

第四站，北京市委信訪辦，這個辦很奇怪，很像過去的當鋪，櫃檯很高，有一個小窗口，我必須仰面和裡面的小姑娘說話，她則低頭對我說，誰叫你來，找誰去，然後把小窗口一關。

第五站，科技部接待站，聽完我的情況，回答是，按規定，原單位不需要，可以找其他單位，如果需要了，就可以回城，但我們無權要求鋼院為你落實政策。

第六站，光明日報讀者接待站，聽完我的經歷，回答是，你寫一份簡單的情況，一式四份，我們轉給市人大，胡辦（胡耀邦的辦公室，他負責落實工作），我們留檔。就是這次上訪出了新情況，那份給胡辦的材料轉給鋼院了，上面是按照原來58號文件的規定，原單位需要的，可以落實，原單位不需要的，回原地落實。原地就是勞改的地方。

鋼院落實辦的副主任拿到我的材料，說，你能寫，我就能送你走。於是趕快安排出差人員送我去黑龍江，此時已是79年冬天。沒人願意去那冰天雪地的地方，所以，這個計劃就拖下來了。這些情況是我的一個擔任系總支書記的同學告訴我的，他還說，他們正在想法派人到你的家鄉安徽去落實，你可以根據不對口，就不要簽字，就可以繼續等待機會，在安徽，大概很難找到金相學方面的工作，（我的專業是金相熱處理）。

這位同學帶我去鋼院人事處，希望處長能安排一個吃飯的活兒，那位處長靠著轉椅，雙腳放在辦公桌上，回答也很乾脆，我們不需要人。

從3月份到北京，到此時已是初冬，弟弟每月56元的工資，再增加我的開支（吃飯，衣服，車費）實在很困難了。但是只能堅持。在這期間，靠弟弟的關係，找了三個單位，一個是北京建材局建材研究所，技術文獻翻譯，第二家，北京市第二輕工業局，也是科技翻譯，第三家，首都汽車公司，熱處理技術員。三家都是拿不到鋼院扣住的戶口，無法辦理人事關係。這家公司的總工程師是我弟弟的好友，他無法讓我到他的公司幹活，但卻有一位老朋友在冶金機電學院當黨委書記。在中國，一個單位的黨委書記是最高領導，擁有最高權力。這位總工程師寫了一封信讓我和弟弟給這位黨委書記送去，特別囑咐要晚上送到他的家裡。

見到書記，他看了信，只說，我們學校很小，怕你屈才，我說，只要有飯吃，什麼活兒都行。他寫了一個條子，讓人事處長給我安排一個活。

事情到了這一步，算是大體有眉目了，但是以後的情節非常豐富，那處長看了信，第一句話是，你和書記是什麼關係？我說，沒有關係。然後，他帶我到鋼鐵學院分院，想推到那裡，但是對方的回答很妙，這樣的人我們不要。看情況，北京的人事部門是有一個統一計劃，拒絕平反的右派回城。這個人事處長有點為難，不想要，但書記要安排一個活兒給我。這個活兒又不能是當清潔工，怎麼辦？他問，你能幹什麼？我回答，能教英語，於是就有了考試，通過後的試講，在得到副校長的認可后（他是大科學家錢三強夫人何澤慧的弟弟）總算是可以接收了，派這個學校統戰部長去鋼鐵學院要我的進城指標，但是又被拒絕了。

到了這時，我找到當年給我判刑，現在又為我平反的北京中級法院，他們專門設立一個接待室，回答有關法律問題。我去那裡討一個說法。接待我的恰好是19年前和我關在北京看守所同一間牢房的北大法律系的一位助教，當然如今是法官了，我們彼此沒有打招呼，聽完我的話，他像老和尚那樣說，堅持下去必有好的結果，這是第七站。

第八站是在鋼院我的那位同學的家裡，他調到冶金部擔任人事司一處處長，是專管部屬院所的，當夜，鋼院落實辦的那位堅持送我去黑龍江的副主任就去我的那位同學的家，這時是去見頂頭上司了。他說可以給我落實政策了，但沒有進城指標了，上司說，凡是平反的反革命都有恢復工作的指標，怎麼沒有他的。上司沒有追問這個指標到哪裡去了，但是他有權給我一個進城指標。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落實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完成了。

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又蒙受19年的冤案，但是想活下去卻是如此艱難，如果沒有這位同學幫助，北大那位助教所說的好結果何時才能到來。說起來也巧，當年在第二次反右時，上面下達的必須完成的指標，也是我的這位同學完成的。他是我們年級的黨支部書記，我這個班（金相60.2班）共劃定三個右派，我是第二名，出身偽官僚，其他二人都是地主。

這就是我的上訪，從1979年3月到1979年12月，經過了9個月。外地的農民怎麼能熬得了這麼長的時間，截訪辦的人早就把他趕回老家了。

我們的現實就是如此，雖說可以造大飛機，航母，火箭也上天了，可是什麼時候對待老百姓的事情也能趕上飛機、航母、火箭的發展速度，才是真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