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中國社會之基本矛盾與中國之未來

作者:xlyyj  於 2017-6-11 16:3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關鍵詞:中國社會

序:
關於中國之前途是一個令人著迷和困惑的話題。有兩件個事件與這個話題其實有著緊密的關係。一個是持續達十年之久的林張之爭,一個是自干五現象。中國之前途這個命題其實與如何看待當今中國、如何看待一個政權的生命周期有直接的關係。
從正統官媒來看,本文所講的很多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再看本文,也許會說:這種東西很平常嘛,有什麼可看的?如果這種事發生了,說明中國進步了。

一、中國能夠超越歷史規律嗎?
中國人總是太聰明,他們試圖超越歷史規律。
在中國的歷史上,由於想超越歷史規律而搞的「超常規」,近代以來至少就有四次:一次是清朝的洋務運動,因高層變法的停止而失敗;第二次是上世紀初馬列主義引進中國,將中國的民主制度中止;第三次則是毛政權三十餘年的瞎折騰;最近三十多年則可以算得上另一個超常規階段。撫今追昔,中國一百餘年,「超常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停止過。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謝幕期間,全世界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從政治改革開始告別了社會主義,唯有中國不是。中國人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政治上不爭論,不動大刀子。結果,經濟改革巨大的初始邊際效應帶來了令人耳目眩暈的效果:中國從一個經濟貧兒,二十多年一下子竄升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這個成就令中國的執政黨樂開了花,他們管這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他們在炫耀自己在經濟上的富裕的同時,也毫無掩飾地嘲笑當年的老大哥俄羅斯的落伍。
中國二十多年在經濟上巨大的成就,讓無數理論家們不解。從基本邏輯上來說,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撕裂只會拖經濟發展的後腿,但中國的情況似乎打破了這種邏輯。社會持續穩定的發展必須建立政治制度和生產關係協調的基礎之上,這好比一座房子,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其基礎,基礎打好了,房子才能向上一層一層建上去。但是,中國的做法屬於基礎不打便向上建房子,並且似乎成功了。這又好比兩部汽車,當年的中國和俄羅斯,都是一部破車。俄羅斯是先修車,再跑路;中國是繼續跑路,一溜煙跑得老遠,但這部車更破了。最終,誰會跑在前頭?又好比兩座城市,俄羅斯是老老實實從基礎做起,先做好城市的下水道及各種管網、道路,而中國則是先蓋大樓。若干年後,中國這座城猛一看光鮮亮麗,而俄羅斯這座城卻還只是一片施工工地。那麼,最終,哪座城市會建設得更好?從理論上來說,俄羅斯這部修好的車最終將跑得更快更遠,俄羅斯這座打好了基礎的城市最終會更繁榮有序。但是現實情況似乎相反,這是令無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困惑不解的主要原因。
俄羅斯,一開始他們就打造了私有制,然後搞市場經濟,是通常的、合乎常理的做法。中國則刻意迴避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搞微觀方面的市場經濟,絕不提私有化。但是,兩者的結局出乎理論家們的預料:基礎打得很好的俄羅斯在經濟上被超常規的中國遠遠地甩在後面。從2008年開始,中國在北京舉辦了空前盛大、華麗的奧運會、其後便是上海世博會;中國經濟保持了十餘年高達兩位數驚人增長率,經濟總量一舉先後將德國、日本甩在身後,直逼世界老大美國。這種勢頭讓國際上的經濟學者做出了不出二十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預測,也讓中國的執政黨信心暴棚,提出了中國夢的口號。總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本世紀頭個十年,中國最近三十多年的發展,似乎打破了歷史的軌跡和慣性,顛覆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歷史的規律果真不再發揮其作用了嗎?
對於中國未來前景的判斷,與如何看待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成就有關,與如何看待現實中國存在的問題有關。

二、如何看待最近三十多年來的中國發展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古今中外少有經濟增長速度,年平均增長率接近兩位數!中國從一個經濟小國弱國,一舉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並且,2013年後,它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保持了7%的年增長率,為世界第一,按這個速度,超過美國幾成定局。有學者預測在2025年前中國一定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有的學者更將此時間提前到2018年。而就在前不久,有人根據貨幣的實際購買力計算,聲稱中國實際已於2014年10月份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經濟的高速發展當然是事實,這個事實便成了一切贊同和維護現有政治體制者最強勁的理由,尤其是堅持一黨制者最有力的論據。於是,宇宙真理論出籠。一切堅持和贊同現行政治體制的共同論調便是,實踐證明(也就是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西方民主憲政並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國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即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因此不必改弦更張了。
對於同一個結果,關於原因的認識並非沒有爭議。我們知道某一隻雞是某一隻蛋孵出來的,它們之間具有唯一的因果關係。但是,中國的經濟三十餘年高速增長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是不是因果關係,卻不能簡單地下結論。中國經濟這個函數是多個變數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果對N個因素,有的因素與它正相關,有的因素卻是負相關。
要看清社會主義制度與中國經濟之間的相關性,有一個比較好的時段,即1949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所謂前三十年,那時是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如當今的朝鮮。一個因,一個果,沒有其它變數。所以,關於經濟發展與制度之間的關係,結論其實相當清楚,即社會主義帶不來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帶來的只能是經濟的負增長和生產力的破壞。支持這個論點不僅有中國和朝鮮的證據,更有數十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歷史的證據,鐵證如山。
顯然,中國最近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動力來自社會主義制度之外的因素。這個事實明擺在那兒,每一個親身經歷過這三十多年的中國人都心知肚明。一句話,如果沒有對傳統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中國目前與北韓並無兩樣。
總結起來,促成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成就的,有以下九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政治改革破冰,拋棄了純粹的公有制體制,在微觀層面培育了私有製成分。這一因素是主導的和決定性的,也是內因,解決了發展的基本動力。一個近八億國民的國度(後來是13億國民),一旦將國民的創造財富的內在動力激發起來了,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經濟體制顛復性的改革,拋棄了純粹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了二元化的經濟,即國有加上私有的混合型經濟體制。這是第一個因素指導下的對於國家經濟制度性安排。它也是內因,也是起主導與決定作用的因素。這個二元化經濟體制,不但承認了資本利得合法性,而且承認了私有資本利得的合法性,將勞動力、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與資金一道納入了生產要素市場,成為可自由流動的商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經濟體制的構架已經是市場經濟,只不過其中仍然存在著非市場的成分。
第三,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一因素的形成是在上述第二個因素基礎上的。一個市場經濟體不參與全球經濟大循環是不可想象的,而國際貿易與資本流動的條件是要求參與者遵循市場經濟規則。通過貿易與資本流動,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出來,中國長期對外貿易保持了巨大的順差,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直至全球第一。中國的價值窪地接納了全球巨大的資本,自然也會生產巨大的收益。中國的對外開放標誌性事件就是加入世貿,後來直接加入WTO組織。
第四,技術進步,指的是全球的技術進步,不僅僅是中國的技術進步。作為一個起步於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化經濟循環,可以直接享用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成果,將其迅速轉化為生產力。這也是許多經濟學家,例如林毅夫所說的后發優勢。中國從一個比較原始的農業經濟國家,直接進入了電子工業時代,然後進入了網路化經濟時代,三十多年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路程。這種跨越式的發展並不是中國的專利,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在這一段時期加入到全球經濟大循環之中,它都得這麼走。你可以到非洲某些國家看一看,它們從原始的部落社會直接進入了網路時代,電子商務一樣風行。
第五,自然資源的儲備。這個因素是自然條件因素。正是由於前三十多年中國長期保持了農業國家性質,大量的能源、礦產資源開發強度低,保有儲備量大,為最近三十多年提供了資源保障。可以說,這三十多年中國不僅吃光了祖宗的遺產,也吃光了子孫的存糧。
第六、人口紅利和農業人口轉型。中國七十年代之前計劃生育之前的高出生率,一對夫婦平均生育在四口以上,自八十年代開始,至本世紀頭十年是中國人口紅利時代。這一時期中國的人口結構中,中青年勞動力佔有歷史上最高的比例。另一個人口因素便是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六億多的農業人口迅速轉化為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人口,這些農民工所得到工資極低,使得中國的商品能夠具備全球最低的成本,為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創造了主要的條件。
第七、國家戰略轉變,符合國際形勢的發展客觀實際。中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將國際形勢確定為和平發展主題,拋棄了戰爭思維,大量裁減軍隊,軍用轉民用,這樣一進一出,對於國家經濟的增長確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第八、全球最饑渴的消費需求大國。一個八億人(當今是13億),處於全球最末端的生活水平,人均財富幾乎為全球倒數第一,其潛在的消費需求當然是無可比擬的。這個因素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最核心推動力:生產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消費,而且也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條件:因為基數小,容易實現高速增長。
第九、雙軌制。這個雙軌制不是指政治專制與市場經濟,而是指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制度並存。一方面,微觀層面是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不斷加強,政府決定了資源的基本配置,有如計劃經濟一般。對於這個雙軌制,絕大多數人都持負面態度,不予認可。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確與這個雙軌制有很大的關係,而且是正相關的關係,至少這三十多年,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是如此。如果前面八大因素可以造就中國經濟正常快速增長的話,那麼這一因素就是造成中國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這個因素所發揮作用的另一種通俗的說法便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無處不在,比如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產業投資過剩、大規模的造城運動、高速公路的急劇擴張、高鐵的迅速擴張。雙軌制推動經濟超速增長的另一個秘密就是:工程越大,官員的不法收越高!因此,這一因素也是造成中國社會亂相的主要根源。
從上面九個方面因素,我們可以明白,造成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第一至八個因素沒有一條與社會主義性質有關,恰恰是對社會主義因素限制的結果。而唯一與傳統社會主義因素有關的只有第九條因素,即雙軌制。這也是中國官方所津津樂道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核心構架。

三、如何看待中國亂相
有人專門對中國社會三十多年來的亂相做過一個歸納,主要有二十五個方面的亂相,這些亂相已不限於人的行為,更顯現於人的是非判斷和價值取向。
亂相之一,官員腐敗,全民也腐敗
官員的腐敗自不待言,要說的是全民的腐敗。因為無論是誰,手中多多少少都握有點權力。現在就連臨時工都知道搞點腐敗,比如協警或者聯防隊員,或者城管臨時工什麼的。
亂相之二,權力主導資源配置,市場經濟體製做成了一鍋夾生飯
政府數成千上萬種項目審批,加上各種監管,本質上就是權力配置資源,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風馬牛不相及。執政黨不肯放權(江山意識根深蒂固),它把國家視為黨國,國家資產視為黨產,是權力配置資源的理論依據及內在原因。
亂相之三,政府主體錯位,直接淪為經營實體,唯GDP 論主導政府行為取向
比權力配置資源更為離譜的是,政府主體錯位,它忘了或者是故意忘了自己是幹什麼的。政府的職能從提供公共產品、保證公平競爭轉化為直接從事生產經營。這樣一來,政府不但主導了資源的配置,它還將資源配置給了自己。每一級政府,其實都變成了它轄區的總公司。政府成為經濟經營主體的實現形式便是各級國企。除原有國企之外,各級政府還可以設立所謂的投資公司或投資金融機構,壟斷利潤率高的行業產業。政府同時充當裁判員和運動員兩種角色,完全失去了公正和客觀,導致民營經濟舉步維艱,而國有企業坐擁高額壟斷利潤。可悲的是,這種亂相反過來成了專制體制可以也應當做強做大的有力證據:你看,公有制就是比私有制具有優越性。
政府主體錯位的根源,也在於「江山意識」,與權力配置資源如出一轍。
亂相之四,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實質上的權貴資本主義,紅二代完成了從政治世襲向政治加經濟世襲的全方位轉化。
中國高層的紅二代紅三代的發展方向基本是兩個,一個是從政(包括從軍),一個是從商。但是,他們從商與一般人下海從商不同,他們從商是直接進入國企,直升飛機般地竄升到高層,成為商官。成為國企負責人後,便可以貌似合法地用各種手段將國企變成個人的提款機。
省部級官員以上的二代三代執掌了央企,省部級以下官員的二代三代則盤據於省屬國企市屬國企。中國官二代(紅二代)不但在政治地位可以世襲,經濟地位上也同樣可以世襲。現在一般民眾對於官員經濟貪腐痛恨無比,其實,這些不法貪腐的收入,與權貴資本的收入相比算不上什麼。貪腐的收入明顯是犯罪,但是權貴資本將國有資產大搬家卻讓人抓不住把柄。多數國有資本的乾坤大挪移不但不犯法,還賺得了一個積極響應中央改革號召的名聲,成了改革先行先試英雄,資本向權貴大規模轉移,權貴資本主義脫胎成形。事實上,截止到今天,紅二代與官二代們最樂意保持這種雙軌制,他們既害怕回到文革,也害怕政治體治深化改革,進入到完全的市場經濟與民主社會。這兩種狀況下,他們的既得利益都要損失,所作所為均會受到清算。
這種亂相的根源可以用兩個詞概括:公有+專制,兩者缺一不可。馬克思本人痛恨資本的剝削,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所主張的主義實際上是培育權貴資本的溫床。要說資本具有剝削的本性,那麼權貴資本才是真正的剝削,因為這種資本所有人對於社會沒有絲毫的價值創造,它只是對價值偷竊。
亂相之五,公共產品變成牟利產業,低收入群體苦不堪言(教育、醫療產業化的誤區)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在公民的教育、醫療產業基本上是以政府投資為主體,輔之以私營,公共教育、公共醫療以提供基本保障為目的;在教育及醫療費用方面實行的是向貧弱者傾斜的扶助政策。兩個方面的政策措施結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福利。自稱社會主義的中國,近三十年來卻在這些領域大搞產業化,將政府的責任推向了社會,教育和醫療行業成了暴利行業,而公民的社會、醫療保障卻實行劫富濟貧的制度,造成收入者上不起學、看不起病。
為什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廉價的教育和醫療產品,而中國卻藉機向公民橫徵暴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權觀的不同。西方國家視教育、健康為公民的基本人權,生而平等。因此,這一部分產品必須由政府從納稅人的稅收中生產出來,平等地供給公民。
亂相之六,社會誠信度全面崩潰,假冒偽劣品橫行
沒有哪個國家會像中國這樣騙子無處不在,欺詐無處不在。
這什麼會到讓一個民族全體蒙羞的地步。是原因也是結果,其實是互為因果。一個社會如果依靠誠實勞動帶不來財富,貪污腐化、偷雞摸狗、強迫交易、制假販假個個錢包鼓鼓的風風光光招搖過市,是狗也知道必須去騙了。當一張選票都是假的時候,這個國家最終便與真實無緣,與誠信無緣。
亂相之七,急功近利,全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浮燥、浮誇
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浮燥等具有共同的特點,便是違反科學和脫離實際。從國家到企業,這種現象比比皆是。某個領導虛榮心一膨脹,什麼離普的命令都能夠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超常規,動不動就是中國第一、亞洲第一、世界第一;動不動就是向什麼什麼獻禮,為了這個禮,可以超越一切規程規範,可以特事特辦。整個中國都惶惶不可終日,似乎明天地球就會爆炸。
權力崇拜盛行、科學精神的缺失,是造成此類亂相的直接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因為獨裁政治。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聰明的人知道只有依附於權力才能活得更好,在此價值準則指引下的行為便是如此。
亂相之八,國家法制有名無實,社會公正沒有保障
關於中國的法制,慕容雪村有一段精闢的描述:這個國家制定了無數法律,然後又制定了無數的實施細則,最後,這些法律和細則實行不實行,如何實行,由長官說了算。
沒有法治導致的後果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底層民眾沒有守法的觀念,另一個方面是上層階層對於下層肆意妄為地欺壓。進而導致一個結果,即全社會都踐踏法治精神,叢林法則成為社會關係的基本規則。

亂相之九,道德滑坡,是非顛倒,惡性暴力案件頻發,人類道德底線不斷突破。
近幾年來滅門案發生的頻率在加快,見死不救、助人反被誣的事件頻發。一件件一樁樁突破道德底線、挑戰人類良知的事件,將中國人的熱血一遍遍地澆涼下來,最終將中國人變成了全世界最為冷血的動物。即使是動物群落,遇上外部的威脅時,同類相救也是其本能。這種本能其實是根植於其遺傳密碼之中,是為了保護種群延續的一種應急反應。中華民族如果連這種本能都退化了,這個民族恐怕將走向滅亡。
此類亂相的根源,在於官方對基本人權的長期排斥和妖魔化,最終導致的不僅是權力機構對於基本人權的踐踏,也造成了國民個體對於他人基本人權的漠視!從暴力強拆,到七月流產,到見死不救,再到滅門頻發,其實是一條環環相扣的鏈條。
亂相之十,官民對立加劇,是官必反、必批、必不信任成為一種潮流
當今中國,官方的話語空間其實越來越小,除了官方機關報刊雜誌和央視等傳統媒體外,剩下的媒體空間里,官方的影響力在式微。尤其是對於國民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網路媒體,凡官方的言論必遭圍剿、必遭反對、必被質疑已是客觀的事實。在民間存在這樣一種說法:「受黨教育幾十年,上網只需十幾天」。政府公信力喪失、官民對立的社會,其破壞性肯定大於建設性。
造成這種亂相的原因之一是長期的愚民政策。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門打開后,國人看世界實際上是有一個過程,最初看到的是器物層面的繁華,今天開始審視到了價值觀層面,才發現自己數十年被人騙了還在幫著數錢。原因之二,是長期以來,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一些政府人員胡亂作為、暴力執法、漠視人權、視民眾為弱智隨意糊弄。
亂相之十一,社會價值觀混亂,沒有主流價值觀統領社會,三教九流八仙過海醜態百出
一個正常社會並不意味著單一的價值觀,但也不意味著價值觀的混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多元化的社會意識形態其實都有共同的基礎,這個基礎便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在中國,過去的那種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價值觀違反了人性,註定無法充當社會主導價值觀,另一方面,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機構頑固拒絕普世價值,造成了中國社會缺乏主流價值觀及價值觀混亂的局面。但是,官方媒體仍然在自欺欺人粉飾太平,熱衷於景觀改造。
歸納起來,當今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或流派有以下幾種:
宇宙真理派,這一派便是官方極左派,以捍衛共產主義制度為標誌。事實上就是獨裁政治派。這一派的大本營是社科院,主要骨幹基本上是五O年前後出生,在毛時代世界觀成型的那一些御用文人。
經濟改革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主,側重於市場經濟的推行,對於政治制度採取了不正面交鋒的態度。其中又可分為激進改革派與漸進改革派。前者強烈主張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改革同步,後者主張經濟改革先行,政治改革可以滯后。後者是目前官方在經濟管理方面的主要智庫。
普世價值派,推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強烈反對宇宙真理派,是目前官方最害怕的流派。這一派的代表人士被毛左們列入漢奸名單口誅筆伐。
社憲派,建議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依憲治國、依法治國。
紅色江山派,基本上由官二代、紅二代三代組成。在他們的價值觀:打江山者坐江山天經地義,紅二代三代不坐江山就是變天復辟。
毛左文革派(也叫毛粉),這一派是主體是一部分文革三種人,年紀大都超過60餘歲,外圍則是一部分底層民眾,但當年風光過一時,還有就是部分年輕人。這一派的價值觀代表了中國人人性中最陰暗的部分,將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他人的倒霉的基礎上,是中國社會最負面的力量,對於中國社會前途完全是負面因素。
和稀泥派,也可稱兩個不能否定派,或政左經右派。
對現實不滿派,也可稱為憤青派,對於現實基本上持排斥態度,凡是官方的都反對。這一部分人佔有相當的比例,涵蓋了中國中下層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他們雖然對於現實不滿,但是對於未來卻缺乏系統的思考,一旦說到民主,他們的認識基本上來自於央視過濾過的消息,覺得那東西遙不可及,與之毫不相干,甚至想當然地一句話:那非亂套不可。
既得利益派,這一派的主體是政壇各界的官員組成,它們在內心有各種思想,但是在保持現有政治格局方面保持了相當一致的立場:不思進取,維持既定格局。他們其實有的相當有想法,但永遠也不言於表,樂得漁翁得利,物質豐裕且社會地位高人一等。
亂相之十二,迷信愚昧風行,偽科學盛行,大師大仙層出不窮
中國的迷信景觀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普通民間的各類迷信,歷史相當悠久,基礎深厚。因中國曆來是天人合一,地上有什麼人,天上就是什麼鬼神,地下便有什麼鬼;地上有什麼物,天上就有什麼仙,而地下便有什麼鬼。這種情況可稱為泛神論。第二個層面便是官僚和資本家階層,迷信風水和吉祥運道,取個名、建個大門、擺個辦公桌都有風水可講,更迷信某某大師,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第三個階層則是學界,風行特異功能,認為存在一種力量是目前科學所無法解釋。數十年來,一個又一個「大師」出現了,追隨者不乏高級官員、學界才子、社會名流雅士。各種神功輪流登場,呼風喚雨、烏煙瘴氣。
亂相之十三,官方意識形態界拒絕普世價值,虛無縹緲遠離塵世,固步自封死不認錯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
全世界百多個國家都贊同的普世價值,唯獨在中國的官方視為洪水猛獸,全世界都認同的民主憲政在中國被視為歪理邪說。官方數十年來千方百計拒絕普世價值,可謂絞盡腦汁。
亂相之十四,外行管理內行,形式主義登峰造極
各級政府卻熱衷於直接指揮企業生產經營,大量的行政法規對於企業的內部經營管理提出了過細的規定,政府職能部門簡直成了企業的生產技術部門。但是,由於並不內行,制定的規定嚴重脫離實際,企業只好搞形式主義甚至造假,以應付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刀切的規定。
亂相之十五,文革意識、個人崇拜、兩個凡是思維重新抬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思想解放被全面扼殺,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濃重的崇毛和為文革翻案的思潮,上世紀八十年代國人所認識到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準則似乎被國民淡忘,兩個凡是的思維重新抬頭。
亂相之十六,權力主導決策,專家變成了磚家
科學成了權力的奴僕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比較突出的亂相,專家不能堅守職業原則,不能堅持科學真理,成了權力的應聲蟲,官員主導了項目可行性研究結論,求真務實的最一個堡壘淪陷。
亂相之十七,政府專權,部門林立,投資審批程序繁鎖,權力尋租等潛規則盛行
大到重大投資項目的落地,小到上一次戶口,政府各部門爭權奪利,導致審批程序繁鎖。比如,開辦一個煤礦竟然要獲得五本證照,要蓋上百多個各級部門的公章,耗時可達3—5年之久。由此產生了權力尋租、潛規則盛行。
亂相之十十八,藝術庸俗化、低俗化泛濫
藝術低俗化、庸俗化泛濫,電視媒體熱衷於迎合人的偷窺、探隱私病態心理。空洞無聊地打鬧作秀、肉體暴露、交友拉皮條諸如此類節目大行其道,為了收視率不惜衝擊社會公德良俗;抗戰劇如同兒戲,中國人個個武功蓋世,殺日本人如同砍瓜切菜般不費吹灰之力;嚴肅的政治題材被列入禁區,惡搞歷史的題材充斥熒屏。
亂相之十九,色情泛濫,家庭解體
色情交易在中國為法不容,但事實上卻可以領取特殊營業執照公然營業,各種等級的桑拿場所實質上是性交易場是世人皆知的事實,中國的性工作者被冠以賣淫的惡名,人數高達千萬級之眾。這一行業數十年來成了法律的灰色地帶,成了公檢法及軍隊武警等執法權力機關合法獲取各種罰沒收入的提款機,同時也是培養腐敗的溫床。
色情的泛濫帶來的社會問題便是對於傳統家庭關係的侵蝕和破壞,由於第三者導致的家庭解體增速驚人。據民政部門透露,某些城市,結婚登記數量與離婚登記的比例高達3:1。
亂相之二十,政治運動取代正常的社會管理
用政治運動代替正常的管理是新中國六十餘年的常態。有一句經典的說法就是這一亂相最有力的寫照:要從政治的高度來看待某一件事。在中國,萬事高不過政治,實質上便是萬事高不過權力。政治的高度是什麼,就是指某位領導意志的高度。一個社會,有政治方面的事物,也有經濟、文化、教育、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的事物,這幾個方面本不存在誰高過誰的關係。但是,在中國,政治高於一切,才有「從政治的高度」這種嚇死人的說法。因此,做什麼事,只要認為是很重要的,就往政治上靠,非政治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如果違背了某個領導的意圖,那就立馬上綱上線,變成了政治錯誤,是要被專政的。要做個什麼事,不搞運動就不知道如何動作。搞個建設,要大幹三百天;搞個安全,要大幹五百天無事故;搞個遵守交通,也要發動群眾搞一個什麼遵守交規宣傳月;搞個掃黃,也要搞個嚴打一百天;搞個文明城市,也是發動群眾上街大掃三個月。運動過後,那些個法規章程似乎都變成了草紙,連擦屁股都沒有人要了。
最近的一次用政治運動代替法治的事件,就是一年多來興師動眾的那場群眾路線教育。
亂相之二十一,冤錯案和權力不作為成為常態,行政糾錯取代法律判決,國家維穩不堪重負,官民矛盾對立成為新常態。
既然權大於法,官員的違法便可以規避法律的制裁,於是官員對於一般民眾的侵權便成了必然。而受害者無法首先通過法律救濟的途徑解決,上訪成了主要的渠道,部分不上訪或者上訪無果者便將怨恨轉向社會私了。官方竟然將信訪辦改成了維穩辦,將公民視同暴民。據有關資料,全國每年用於維穩的開支竟然超過了軍費!
亂相之二十二,唯GDP論造成環境的深度破壞,礦產資源耗盡,為了眼前利益可以行斷子絕孫之事
掠奪,中國的經濟發展到近十多年來,已從恢復性的經濟建設轉向為對於社會財富和資源的掠奪,比的是誰下手快、誰下手狠、誰下手絕。在一個名義上國有財富全民所有的制度下,你不下手人家下手,最優的選擇就是下手快、下手狠、下手絕。至於子孫後代的資源、至於環境,那就顧不了那麼多了。由於迅速從一個農業社會進入到重工業化階段,中國的資源效率只有發達國家的30%左右,相同的經濟產出,消耗了人家三倍的資源,自然也帶來了三倍的污染。無怪乎世人驚呼,如果中國人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地球都要毀滅!這種現狀和趨勢,令人想起一個不算古老的辭彙:黃禍!
亂相之二十三,唯證書論大行其道,證書經濟紅火
為什麼要證書,因為發證是一種權力。有了權力,就有財富。證書經濟,從書籍、培訓、考試、領證、註冊,每個環節都是交費的理由,再加上作弊、代考、作弊神器,假證製做、證書的買賣,中國的GDP中少不了證書經濟的貢獻!
亂相之二十四,假信仰與假民主支撐著官方價值體系,塑造著畸形的民主性格
一個正常國家,執政黨的信仰與民眾的信仰是一致的,否則怎麼讓民眾相信你,怎麼獲得選票?西方國家無論是執政黨還是一般民眾,都信仰上帝,秉持人生而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一脈相承。但是,在中國不是這麼一回事,官方信仰高不可及、遙不可及,而民眾的信仰則是現實利益、實實在在。官方口頭上的價值觀與民眾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衝突的。官方的信仰與自由民主不搭界,搞的是專政制度,價值觀是階級鬥爭,但是又深知民主這東西終究是不能公開反對的,所以也聲稱民主,只好搞假民主,或者將民主的概念給換掉。比如那位復旦大學的教授,直接就將中國式的假民主上升為第三代民主,以區別西方國家的民主,說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不過是第二代民主。一年到頭,從上到下,中國人竟然可以莊嚴肅穆投假選票、開假的民主生活會、講假話。在如此之滑稽搞笑的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會忍俊不住!「認認真真地走過場,用形式主義反對形式主義」,絕妙的哲理呀。數十年如一日,從上幼兒園開始,到成人後,人不講假話、虛話、套話、廢話都不習慣了。
亂相之二十五,黨政不分、黨軍不分、黨企不分,黨治代替政治、黨治代替軍治、黨治代替企業管理的現象非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逾演逾烈。遏制黨治,本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即改變黨天下的局面,還中國正常的政治生態。但目前,執政黨超越其應有的地位,成了絕對的、不可質疑和懷疑的權威。所謂黨要管黨實在是一個偽命題,黨要管黨指得是黨組織的自我約束和修鍊。但是,執政黨要被管得好,是必須由黨之外的因素來管的。沒有外在的限制和約束,聖人都管不好自己。本來,一國之內,任何一個黨,不外乎是一群具有共同政治主張者的集合,各個黨之間從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它們都須在法律的框架約束下存在和發展,沒有任何一個黨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執政黨。一黨成為執政黨,相當於這個黨得到公民的授權,可以由它組閣形成一個管理團隊來管理國家。這隻意味著這個組閣后管理團隊擁有了法律規定的一系列管理國家的權力,並不等於執政黨便有了同樣的權力,甚至有什麼特權。執政黨本身是需要與政府權力機構嚴格劃清界限的,不能黨政不分,更不能以黨代政。
種種亂相說明,政治制度的不配套帶來的惡果已如洶湧的岩漿隨時將噴發出來。中國真正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但是,能夠主導中國未來走向的力量卻令人失望,中國各方面的思想意識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愚昧落後的價值觀充斥民間,具有正確價值觀的思想意識被淹沒其中。

四、中國社會亂相之根源

極權政治,民主制度缺乏是亂相之源。

具體而言,當權者利用權力追求自身的利益,沒有任何制度性的約束是中國亂相的本質所在。這就造成了中國社會兩大崇敗:權力崇敗,金錢崇敗。而能夠導致這兩大崇敗盛行,能夠化為具體的潛規則,最後上升為普通的社會意識,實在是因為某種權力在作惡,即不可質疑、不可動搖、不可取代、必須加以堅定捍衛和歌頌的那一個權力。批判的矛頭不得不直指盤距在中國大地上長達近百年之久的專制制度。上世紀四十年代,今天的執政黨針對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一針見血喊出那句歷史名言:一黨專制,遍地是災!這句名言,今天沒有過時。

我們理解當今聖上,他看到了權力作惡實則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所以他要治理中國最高的權力主體即執政黨;但是,目前這種不斷強化執政黨權力的做法是在繼續培育一個更大的不可動搖的壟斷權力主體。這種依靠領袖個人理想和人格的治理能夠維持多久,實在值得懷疑。隨著這個領袖人物的離開政壇,權力的作惡豈不是要變本加厲。並且,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就是領袖自己的權力如何得到約束?想想當年毛太祖的人生軌跡吧,一個開國領袖當初並非不想做一番事業的,但是他更愛權力和江山,當國家和事業與他的權力江山產生矛盾的時候,他可以不惜毀了事業來維護其權力的。現在的年青人對於文革這場浩劫打破腦袋也不相信,想不通其理由。從毛的角度來說,文革就是一場為了其江山和權力犧牲國家和國民利益的壯舉。


正常的社會秩序和正常的發展道路其實沒有什麼奧秘,其實做法很簡單,就是建立在普通人價值觀基礎之上的民主制度,就是通過民主制度實現對於權力的約束,根本不需要什麼偉光正的東西,更不需要什麼宇宙真理。民主決策肯定是陽光決策,個別狂人的思想將被大多數人的獨立思想所排斥,因而最貼近理性,因而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行為、政府行為、企業行為及社會運轉都是理性的、經濟的、環保的、可持續的,最終也是高效的。這一點便是當代中國與世界上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之間在操作層面上的最大差別。

五、什麼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還是中國社會亂相重重,對其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發現社會的基本矛盾,對於理解社會現象有解決社會問題是不可或缺的。
官方對於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如此表述的: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浮塵先生認為這種表述似乎很正確,但很含混,不得要領。這個表述換一種說法,就是慾望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那麼,這個表述可以說放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任何民族都是適合的。但是,它不得要領,它沒有說明白,到底是什麼導致了落後的生產力。這一方面,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的表述更為切中要害,即人類社會的矛盾始終都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間的矛盾。具體到某個社會階段,這些矛盾的各個方面具有不同的內含。所以,浮塵先生認為,要搞清楚中國社會過去及現在其基本矛盾是什麼,就必須明白到底是什麼限制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什麼不適應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什麼背離的中國社會客觀現實。
自從毛太祖死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毫無所為。廢除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國策、廢除了家庭成份的劃分而實行了居民身份證制度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亮點。除此之外,承認私有資本和外來資本的合法性,推行公司制,頒布和實施《公司法》,頒布和實施《物權法》等,既是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些改革為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鋪平了道路。但是無論怎麼改,鄧公設立了一個框框,即所謂肆項原則,一百年不能變。肆項原則,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社會主義制度、一個是馬列毛思想、一個是人民民主專政,四位一體。
經濟上要搞市場經濟,政治上卻堅持肆項原則,這便是三十多年來,以及未來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搞的市場經濟是有限度的,是不徹底的。
市場經濟與肆項原則之間的衝突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市場經濟要求全體公民是平等主體,具備契約自由的權利,但人民民主專政奉行階級鬥爭哲學,將公民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一部分階級統治另一部分階級,公民之間的關係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財產的私有,參與市場交換的各個主體對於自己的財產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支配權,能夠獨立自主地對自己的財產行使佔有、使用、收益和處置的權利。而社會主義性質是建立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與財產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
第三,市場經濟制度要求市場保持自由競爭,要求社會資源由市場配置。但是,為了保持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必須公有製為主導,保持國有資本的主導和統治地位。可是,資本是牟利的,它並不會自動地識別你是公有制的實體還是私有制的實體。因此,為了保持公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便不得運用政府權力人為地配置資源,將主要的資源向國有制經濟配置。這就是所謂的雙軌制:微觀領域的市場經濟與宏觀層面的計劃經濟並存。在各級政府手中掌握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權力,權力尋租和腐敗應運而生。
第四,市場經濟要求經濟主體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以法治國是天經地義的。法治的基礎,當然只有民主政治,不存在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任何社會團體和組織,這與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是不相匹配的。
第五,市場經濟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市場主體之間的自由競爭,與此相對應的是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即實行民主政治,反對權力的壟斷,與一黨獨裁是不相容的。
第六,市場經濟強調納稅人的觀念,強調納稅人的主導意識,政府受納稅人的委託行使社會管理職能。因此,執政者由納稅人自由選擇,也就是由納稅人民主選舉產生,受納稅人委託,為納稅人服務。這一點也反民主的極權政治也是不相容的。
第七,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本質上就是階級鬥爭哲學,自然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見,要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所強調的肆項原則是根本無法相匹配的。在改革之初,從計劃經濟向初級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這種衝突尚可取得某種程度的緩和和迂迴,但是,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市場經濟與肆項原則之間尖銳衝突便無法迴避。當年在理論上無法解決市場與肆項原則的衝突,總設計師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接著又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資本主義也可以有計劃。實質上是迴避了這種矛盾,並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
這就是中國的基本現實,如果一定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說,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肆項原則與深化改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中國社會發展對於民主憲政的客觀需求與肆項原則之間的矛盾,簡單地說就是「政左」與「經右」之間的矛盾。從國家總體範圍內來看,就是思想與行為之間的矛盾、價值觀與和行為之間的矛盾、目標與過程之間的矛盾。如果將整個民族類比為一個人,她的精神與行為是矛盾的,所做並非所思,那麼這個人就是精神病人。
一個國家、民族長期處於這種精神與行為矛盾的狀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嚴重的後果。除了前文所述的種種亂相,最大的惡果就是政府政策與社會民眾思想意識之間的巨大落差:政府的政策還在四個圈圈(肆項原則)中打轉轉,但大部分民眾思想早已認同民主、法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凡官方的言論必遭圍剿、必遭反對、必被質疑,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此。其次,這個矛盾加劇民眾在思想觀念上分化,一部分民眾留戀文革,另一部分民眾嚮往民主政治,似水火不容,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最後,即便在官員階層,也存在民主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嚴重分化,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高層的改革舉措阻力重重舉步維艱。此凡種種,官民分裂、族群分裂日益嚴重,各種矛盾激化,社會戾氣嚴重,公共道德滑坡,惡性案件頻發,整個國家註定無法形成合力。
中國形形色色亂相的總根子,就在這裡。

六、決定中國社會發展方向主要因素的彼消此長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提出貓論,提出不爭論論。但是,發展難道僅僅是經濟發展?甚至僅僅是GDP的增長?我們在發展上漏掉了什麼要命的東西沒有?政治體制沒有發展難道也叫發展。不爭論只是暫時壓制了爭論,分歧依然,條件成熟時的會更加劇烈暴發出來。鄧小平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儲就是好貓。我們在經濟方面是貫徹了貓論,但是在政治領域恰恰相反,堅持的是反貓論:不管你這貓再會抓老儲,只要不是我要的貓就不是好貓。
原來認為先搞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想法似有理,但是,協調配套的改革與倒逼式的改革,最終會達到相同的目標嗎?建立在不同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制度會可能一樣嗎?如果是這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便是狗屁。當中國三十多年一條腿走路,已經將一個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怪物養大的時候,你再想改革,再想改回原來設想的樣子,那就不是你能說了算了。因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你想倒逼它,它也會倒逼你。
傳統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腳踏實地地探索國家治理,將國家治理好是這些國家政治家的唯一企圖,也是國民的唯一企圖,沒有那麼多堂而皇之卻心懷鬼胎的企圖。所以,在發現資本的牟利本性可能帶來對於公共利益的侵害后,這些國家想出了各種有效的辦法平衡了這種力量。為什麼人家能夠做到而中國沒能做到,唯一的原因便是這些國家有民主制度作為保障。民主就意味著全員的訴求表達和決策的陽光,民主制度保證了方方面面不允許少數人不當獲利;在民主制度下建立的司法體系獨立於任何黨派和利益集團,保證了全社會法治環境,反過來這種司法體系又保證了民主制度的神聖性和穩定性。歸納起來:西方民主國家採用了私有制激發了財富創造的動力問題,為社會的富利創造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用民主制度解決了權力約束和公共福利、二次分配問題,保證了相對的社會公平和和諧。但是在中國,三十多年來只做了一件事,即引入了私有經濟的因素,激發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動力,至於如何扼制資本的貪慾無度、如何解決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如何約束權力這些至關重要的方面,卻無所作為。結果便成功地孕育了經右政左,這種畸形的雙軌制怪胎(另一種雙軌制,不同於前述的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這種被官方一再歌頌、堅持、誓死捍衛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導致中國社會種種亂相的根本原因。
一國之社會系統是一個典型的耗散結構。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系統的有序性維持需要系統吸收的能量超過其消耗的能量,當系統的能量吸收小於其消耗時,這個體系就進入到了熵增大(系統有序性減少)的進程之中,實質就是進入消亡的階段。而決定一個耗散結構熵值的,必定是其體系內部的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至今天,決定中國社會熵值的各種因素彼消此長,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小崗村承包土地開始,至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直到本世紀初,共有近十八年時間裡,私有制因素創造的有序性強於其它不利因素,中國社會的熵值是下降的,社會有序性是增加的。進入本世紀后,權貴資本佔據了上峰,雙軌制的惡果全面顯現,經濟改革停滯不前,國進民退,政府的權力不斷加強,中國社會的熵值其實已開始上升,社會的無序性開始增大。從此,儘管中國表面上還在繼續繁榮,其實骨子裡,衰退已不是預想,而成了現實。至2012年習大大上任之前,中國社會已達到了最大熵值,民怨沸騰,人心浮動。經過兩年多的強力反腐,中央高層有效地減少了熵值,中國社會的有序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是,直到今天為止,導致中國社會無序的內在因素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熵值增加的大趨勢並沒有改變,中央兩年來所做的諸如反腐動作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明顯的左傾化趨勢。
當前,決定中國社會有序性的各個因素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令人無法樂觀。具體分析如下。
因素一,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因素二,經濟體制改革因素,根本性的改革已經結束,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經濟體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補補,市場經濟難成正果,口頭上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化全面化發展,但受限於社會性質的顧忌,一進三退;
因素三,對外開放
對外開放這個因素仍然在起著正面的作用,但價值窪地已不甚明顯,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基數以及人工成本的迅速上升,對外貿易的順差幅度在逐年縮小,對外資的吸引力開始下降;
因素四,技術進步
這一因素的作用在增加,國民素質的提高、技術基礎加強,中國的技術進步已進入到加速階段,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這個趨勢不可逆轉;
因素五,自然資源
這個因素相當不樂觀,成為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因素六、人口紅利
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因素七、國家戰略及國際環境
這個因素沒有改變
因素八、內需消費
消費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如過去那麼巨大和強烈,但是作用仍然相當可觀,剛性消費和消費升級兩個方面均有相當的潛力。但是,房地產行業的需求下降很快。
因素九、雙軌制
雙軌制對於過去三十年的經濟超速增長起到過作用,但同時帶來的諸多負面因素,也是中國亂相的主要根源。這個因素在下一階段仍然存在,存在的時間及規模取決於政治體治改革的力度,但前景不可樂觀。
因素十、自然環境因素
自然環境的紅利被過去三十年消耗怠盡,未來是一個壓力因素。
因素十一、國民意識和價值觀
與前三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完全不同,當今中國社會的國民意識與價值觀多元化和混亂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三十年前,批判兩個凡是,對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將國人的意識與價值觀空前地統一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上,將全社會的精力統一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合力,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進入本世紀后,由於政治改革滯后導致的各種社會亂相叢生,國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開始出現巨大的分化和尖銳的對立。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和法治觀念增強和公民意識的覺醒趨勢開始形成。這個因素加上技術進步因素,也許是中國社會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
與三十多年前啟動改革相比,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十一個因素中,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環境(政治體制改革)、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紅利、對外開放六大因素明顯惡化,而雙軌制則是新增的不利因素,內需消費、國際環境兩個因素變化不大,唯有技術進步與國民意識得到改善。總體來說,有利因素減少,不利因素增加了。

七、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因為肆項原則成為導致當今中國社會各種亂相的根源,因此,如果要真正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改的就是肆項原則。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在思想意識形態拋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接納基本人權至上的普世價值觀;開放黨禁,培育多黨競爭的民主土壤,還給公民真正的選票;保護私權,真正改革政府權力體系,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將資源配置權力真正交給市場;拋棄名存實亡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實施依法治國,保證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此可知,政治體制的深入改革到了革執政黨自己的命的時候。這種改革,才真正是烈士斷腕,置死地而後生,考驗著執政黨的智慧、胸襟、膽識和終極追求。改革如果能夠徹底,對於當今的執政黨也是脫胎換骨的轉變:從一個革命黨轉變為一個執政黨、從一個專政黨轉變為民主黨、從一個依靠槍杆子上台的黨轉變為一個靠公民選票上台的黨。但同時也意味著,它有可能從一個執政黨變成了一個在野黨。
當今的執政黨一再聲稱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沒有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拋棄江山意識,為中華民族引領政治改革,是檢驗其承諾的試金石。
顯然,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實現政治體制的深化改革,唯一的條件恐怕是需要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偉人出現。
但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人物的影子。鐵腕治黨的當今黨首能夠強力反腐,但他無力也不想撼動肆項原則,相反,他在加強黨對於這個社會的控制力,他堅信依靠肆項原則也能夠實現中國社會的繼續進步與發展,甚至他相信這種發展將超越從前的任何階段。因此他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之夢戰略。
那麼,中國之路,將沿著不實施實質性的政治改革,繼續維持肆項原則,對經濟體制小修小改這種方式的道路走下去,繼續保持著「政左經右」的中國特色。
歷史規律能否超越,將留給時間來證明。但是,留給當今聖上實現其中國夢的時間並不充裕。

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後果
不改變肆項原則,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會有怎樣的結局?
第一種可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下繼續偉光正,亂相繼續存在甚至創新,最終社會矛盾不可調和,底層民眾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再次暴發。底層民眾暴力革命若失敗,中國將陷入更嚴重的強權政治,甚至軍人執政;若革命成功,中國將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由貧農與流氓無產者執政的時代,新的毛太祖應運而生。
另一種可能,反腐獲得顯著成效,從嚴治黨和政府職能轉變有所作為,社會矛盾明顯緩解,中國出現短暫的和平和繁榮景象。但是,習之後一切可能回到原點。這種情況下,不過是將中國的暴力革命向後推延了一段時間而已。
第三種可能,在外部因素的支持下中國暴發所謂顏色革命,最理想的結果是屆時出現一支足夠權威的民主力量引領中國實現憲政民主體制。否則,就憑中國社會價值觀迥異、種群分裂的現實,社會動蕩不安或許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九、結語
能夠引領中國社會實現平穩進步的民主力量一定是來自大部分公民,這些公民具有堅定的民主意識。浮塵先生寄希望於公民社會的養成,寄希望於普世價值。唯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才能創造一個民主與法制社會,才能由公民主導政治權力,彌合社會裂痕,減少社會熵值,增強有序性,推動社會進步。但是,實現這一目標並非一日之功,普世價值、民主意識需要啟蒙和滲透,中國尤其如此。這也是浮塵先生著此文的目的。   蒼天一浮塵




高興

感動

同情

搞笑

難過

拍磚

支持

鮮花

評論 (0 個評論)

facelist doodle 塗鴉板

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評論 登錄 | 註冊

關於本站 | 隱私權政策 | 免責條款 | 版權聲明 | 聯絡我們

Copyright © 2001-2013 海外華人中文門戶:倍可親 (http://big5.backchina.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程序系統基於 Discuz! X3.1 商業版 優化 Discuz! © 2001-2013 Comsenz Inc.

本站時間採用京港台時間 GMT+8, 2019-12-12 13:21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