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梁山座上客，寧為皇帝階下囚——評「宋江刺配江州城」

　　在《水滸》這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中，作者精心塑造了宋江的藝術形象。宋江出身於反動地主家庭，從小攻讀儒家經書，是一個渾身浸透了孔孟之道毒液的反動傢伙。

　　他一生信奉的是「忠君」，夢寐以求的是爵祿，由於只當了個鄆城縣的小吏，因而常感鬱郁不得「志」。他有時候也曾要弄一些「仗義疏財」之類的偽善手段，也曾向智取了生辰綱這筆「不義之財」的晁蓋等人通風報信，但那只是為了在江湖上籠絡人心、騙取名聲，以備來日之需。

　　他對於農民革命、造大宋皇帝的反，歷來是視作「大逆不道」的。在《水滸》第三十五回、三十六回中，宋江被刺配江州城，就演出了不作梁山座上客，寧為皇帝階下囚的可恥一幕。

　　他兩次上山，一次撇下眾人半途溜走，一次以自刎要挾寧死不留，充分展現了這個趙官家忠實奴才的本性，這段故事是很值得一讀的反面教材。

　　宋江殺了閻婆惜，不得已亡命出逃，不投「心腹兄弟」晁蓋作頭領的梁山泊，卻一心奔往皇族後裔柴進的門下，惡霸地主孔明的莊園，朝廷命官花榮的營察。

　　這個地主家庭出身的鄆城押司，階級立場很分明，目的也很清楚：不想造反、只求避難，只等朝廷「寬恩大赦」，再圖封官進爵的「前程萬里」。

　　偏偏「年命蹇滯」，寬恩大赦沒等到，清風寨一場風波再次引來了災禍。宋江被扣上了「賊首」的帽子，裝入囚車險些喪了命。不得已，他才鬧了清風寨，帶了燕順、花榮等一干人準備投奔梁山去了。

　　去成沒去成？自然沒有。其原因書中說是由於石勇投來報喪家書一封，宋江為了盡孝，撇下了眾兄弟奔喪去了。果真是這樣嗎？否！奔喪是借口，開小差逃離革命隊伍是實情；盡孝是幌子，不願背負大宋皇帝才是真意。

　　宋江準備上山，按他自己的話是「一時乘興」。乘什麼興？他沒有明說。稍加分析也就清楚了。宋江對晁蓋為首的梁山起義早有結論，是什麼「犯了迷天大罪」、「於法度上卻饒不得」、「滅九族的勾當」。

　　這次他又把自己的上梁山看成是「做下非為」，是做了「不孝逆子」，「畜生何異」。兩種腔調，何其相似。只是礙著燕順等人，不便明言，才演了捶胸頓足、自罵自的丑戲。其實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矛頭指的正是梁山起義的革命事業。

　　這就充分表明，宋江的所謂「一時乘興」要上梁山，決不是放棄了一貫的「忠君」立場，一時心血來潮，要去革命，甚至算不上什麼「投機革命」，而是出於這樣兩種心理的複雜混合：一是在清風寨事情鬧大了，想找個地方避避禍，暫將梁山當作「棲身之處」；二是此時此刻，由於滿腦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懷才不遇」的思想，宋江正在兩條「陞官」道路之間徘徊。

　　在宋江看來，要陞官，最理想的道路當然是奉行儒教，投靠權貴，以便步步登高；如果這條路由於「奸臣」當道而走不通，萬不得已時，上山落草，「殺人放火受招安」，倒也是另一條「陞官」之路。

　　不過，這后一條路是「風險」很大的，因為有可能被封建統治者所「誤解」，而招致殺身之禍。因此，宋江雖一時「乘興」，內心其實頗多躊躇，身體已到水泊之濱，尚且舉棋不定。

　　恰在此時，接到報喪家書，權衡輕重利弊，他覺得既然爬上去陞官之路未絕，又何必鋌而走險？借「家書」為由趕快逃跑，既可獲取「孝子」的「美名」，又能免了「背負朝廷」的「罪孽」，何樂而不為？

　　這就是宋江隱藏在「一時乘興」這句言不由衷的託詞背後的全部豐富的潛台詞。無怪乎宋江主意一定，做作一番，連「酒食都不肯沾唇」，就「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可見宋江，準備上山也罷，溜之大吉也罷，表現雖不同，目的卻是一個，不是為了造反，都是為了忠於朝廷，求得「發跡」，爭當奴才。

　　這樣一個宋江，一到家，聽到反動地主老子的一番孔孟「教誨」，又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當然要更加堅定他走爬上去做官的道路的決心了。

　　所以，儘管回家不到一天，就掉進了封建統治的羅網，脖子上套上了枷鎖，他居然還讚嘆不已，口稱當了囚徒「倒是有幸」，刺配江州「亦是好處」。

　　在充軍的路上，宋江還生怕梁山好漢毀了他的「好處」，故意避開梁山，「只揀小路里過去」，繞道而行。當梁山眾好漢四處設伏，救出他來，請入山寨時，他卻極為反感，把這個行動看成是「逼宋江性命」，奪了刀來，以自刎要挾執意不從。

　　救命的反被誣成逼命，真是奇談怪論！原因也簡單，在宋江看來，做個皇帝的囚徒，也要比上山落草強得多。

　　當了囚徒，「也須有程限」，早晚還可「伏侍父親終身」，還是盡忠盡孝的人；而上了山，則「打在網裡」，「陷於不忠不孝之地」，「上逆天理、下違父教」，便是不忠不孝的勾當。

　　換句話說，只要將來還有可能、還有機會爬上去當個有權有勢的奴才，即使暫時當囚徒、被充軍，也心甘情願。這就是宋江這一次斬釘截鐵地不作梁山座上客，寧為皇帝階下囚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死心塌地充當奴才的生動表現。

　　宋江死心塌地當奴才，還表現在他對待套在脖子上的枷鎖及押解他的兩個公人的態度上。他被請上梁山，花榮等眾人數次叫去了枷，宋江執意不肯，還斥責道：「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簡直遷腐可笑。

　　枷鎖——階級壓迫的象徵，梁山起義農民不僅敢動，而且立志砸碎鐵鎖鏈，翻身作主人。他們視封建法度如糞土，「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就是他們的法度。

　　而宋江卻把地主階級的法度奉若神明，把枷鎖當成金項鏈，讚歎、撫摩，帶上了死不肯脫去，妄圖用封建王朝的法度來束縛起義農民的手腳，毒害起義農民的思想，這充分暴露了宋江忠於封建王法，為封建法度辯護的醜惡嘴臉。

　　至於那兩個「公人」，不過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爪牙。在梁山起義軍看來，「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不要說兩個公人，就是「趙官家」的千軍萬馬，也要殺他個丟盔棄甲，人仰馬翻，甚至還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

　　而在宋江看來，卻是「寧可我死，不可害他」，他同這兩個公人「寸步不離」、「同起同坐」，儼然成了他們的保護傘。其實宋江對兩個公人如此恭敬備至，無非是他對大宋皇帝「忠肝蓋地」的一種象徵罷了。

　　魯迅曾尖銳地指出：「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宋江的這番令人噁心的作為，不也正說明了他是這樣的奴才么！

　　不過，宋江這個「自幼學儒」、「亦有權謀」的刀筆小吏，自以為很有些「凌雲志」，當囚徒，或當個默默無聞的小奴才，畢竟是他於心不甘的。

　　潯陽樓上的「醉后狂言」，吐出了他胸中的塊壘便是明證。為了實現他的「凌雲志」，他巴結上司、籠絡同僚，「仗義疏財」、結識江湖好漢，施展了狡免三窟的權謀，為的是「盡忠報國」，建功揚名，當個「趙官家」的有地位的奴才。

　　現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反被文了雙頰發配充軍，儘管牢騷滿腹，但此時留下一個不做朝廷逆子貳臣的身軀，以待來日再爬上去，仍然是最要緊的。

　　因此他寧可枷鎖套身也不上山快活，施展了逆來順受，「潛伏爪牙」的韜晦之計。這就清楚地表明，不違父教寧當囚徒並不是宋江的根本目的，而只是他實現政治野心，以待來日爬上去陞官的一種手段。

　　至於宋江後來被判了死罪，梁山好漢鬧江州劫法場救他上了山，此時他爬上去陞官的路已被徹底堵死了，他才不得已變換手法，走上了另一條「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仔細剖析宋江的這一番手法的變換，是很能使人們增長關於階級鬥爭的見識的。對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奴才，《水滸》卻當成英雄來歌頌。

　　刺配江州一段長達近萬字，情節迭宕，著墨濃酣。作者費盡心機造出這層層波瀾來，肆意宣傳這個「孝義黑三郎」宋江的「美德」。毛主席在批判《武訓傳》時指出：「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對那種把封建王朝的忠實奴才當作農民革命領袖來歌頌，把十足的奴性當成美德來讚美的行為，我們決不能容忍，必須進行嚴肅的批判。

　　只有這樣，才能還宋江以本來面目，並通過對《水滸》這部反面教材的評論和討論，不斷增強識別投降派的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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