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 討與拐：怒江傈僳族女性為何會出現在蘇北魯南？

　　【編者按】微博用戶「外省文藝bot」在推介《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時指出：「本書儘管沒有使用複雜的理論話語，但提供了大量材料，而且集中在相關問題上。例如，熟人之間的『婚姻介紹』或軟性拐賣現象在當地的普遍發生。這與目前為止井方提供的關於Feng縣事件的通報有極大的相似之處。通過這本書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不能僅僅從司法犯罪概念的『人口拐賣』來討論婚遷問題。在書中提供的一些不能被稱為『犯罪』的案例中，這種遷徙本質上也是非自願的，帶有誘騙性質。如果我們不對一種總體的政治經濟格局加以考慮，即認知到半邊緣地區的女性被吸納到中心地區，進一步邊緣地區女性被吸納到半邊緣地區這種圈層式的剝削結構，而僅僅將其作為一個司法案例，某種程度上就將討論和行動的空間窄化了。

　　魯南蘇北地區處於近40年來的「半邊緣地理空間」，被「中心地區」（沿海都市）不等價地抽取女性勞動力，形成「光棍村」。但另一方面，相對於真正「邊緣」的內地鄉村，這裡又被視為「中心地區」的組成部分，且有條件購買內地婦女。

　　隨著沿海都市產業的崛起和本地鄉鎮企業走向衰落，大量本地鄉村女性離鄉打工，流向上級「生產部類」（製造業、服務業），本地「再生產部類」（婚育、家務、口糧種植）出現空缺。而這一空缺，則驅動起新一輪「半邊緣-邊緣」之間的流動，邊緣地區的婦女被強制或誘導來到半邊緣地區；此外，一些從鄉鎮企業下崗的女性再次回到農村家庭，形成了同層級的隱蔽流動。

　　通過本案透視出的「半邊緣」地區，深刻揭示出新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細節。父權制在中心地區呈現為更具彈性、更加體面的物質/精神文明「磁鐵」，構建起「檯面上」的話語體系和吸取管道。在被率先抽取超額剩餘價值的半邊緣地區，被壓抑30年的父權制復興，構建起「檯面下」的話語體系；儘管調用著「前現代殘餘」的零件（傳統家庭、古典文化、弛廢法治），可是考察其組裝動能，則毫無疑問是「現代」的。現代世界資本體系中，私有制不斷鼓勵家庭、單位向少數人集權，把更多社會成員降低為手段或資源，父權制煥然一新；它在中心和邊緣地區的兩幅面孔看似矛盾，實則彼此拱衛、各有專長，用來糊裱不同空間的矛盾。1970年代以來，在亞非拉地區也不乏這類「看似古老的現代」（如中東地區左翼失利、新自由主義進軍之後，原教旨主義在基層興起，是為資本現代性的內生破壞力）。　　

　　現代世界體系中，不同地理空間層級的女性流動形式（編者自繪）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也在此主張避免「本質主義」的歸因方法。例如某些糊塗的人道主義者認為，本案罪惡的淵藪是「千年黃泛之地理原因」，「文明世界」必須對這些地方「犁庭掃穴」、「布施教化」，卻未曾看到「文明世界」的營養從何而來——如果你不想產生油煙，顯然不能要求它向油液去學習「如何老實呆在鍋里」，而是應當改用其它烹飪方式。

　　從這種「文明的孛反」還可以延伸出對邊疆少數民族父權制的再考察。在本書對傈僳族的研究中，作者發現當地並沒有明顯的男尊女卑思想，甚至兩性社會分工也更模糊，新生兒性別比也很健康。

　　「小花梅」背後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討走？被拐賣？還是自主婚姻遷移？| 訪談

　　由此可見，所謂地理、種族、宗教等因素都不是父權制形成的決定性因素。是私有制在鼓勵人們以他人為手段/資源以謀發展，在現代資本邏輯周期性的財富爆炸-坍縮之間，鞏固了這個久治不愈、變異複發的頑疾。

　　【原文引言】中國雲南西部接壤緬甸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距離省會昆明有十個小時上下的車程，到東部沿海就更遙遠了。然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許多怒江州的傈僳族女性因被嫁或被拐賣而出現在東部沿海許多省份，包括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於2015年的民族學著作《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深入描摹了千萬女性橫跨數千公里的遷移故事。　　

　　這本研究著作以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和民族志體裁撰寫，作者是雲南民族大學的博士陳業強。他的研究從2010年開始，前後跨越數年，聚焦在怒江州福貢縣的一個化名為「LW」的村落，通過訪談村民、幹部、出嫁/被拐賣女性以及女性前往之地的男性，還原了這樣一條人口流動鏈條的較為翔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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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走的女性　　

　　福貢縣及其所在的怒江州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簡而言之，整個區域的主要地形是極深的怒江峽谷地帶。山多，土地極少，以「掛在牆壁上的田地」聞名。這裡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在陳業強調研的海拔1300多米的LW村，5個自然村11個村民小組總共有474戶，2052人，其中554男558女，以傈僳族為主。這麼多人只有耕地1320畝，經濟林地2123畝，意味著人均耕地0.64畝，人均經濟林地1.04畝。山區地帶交通也非常不便，2008年時道路硬化程度只有20%。種種因素使得這裡一直以來都相當貧困，研究者調研時的數據是：當地人年均純收入為1159元。

　　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經濟狀況是當地女性會離開家鄉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外界力量和強迫行為都施加了很大影響。陳業強的統計顯示，LW村1978-2011年間共有103名婦女遷移出去，其中「被討走」92人、自由戀愛5人、被拐賣6人。這103人中，29人在研究截止時選擇留在男方家庭，38人嫁回了怒江，27人改嫁外地，9人結果不詳，其中有人可能生死未卜。

　　儘管看起來「被拐賣」的婦女人數只佔總量的一小部分，但是在研究者的描述中，「討」和「拐」在怒江的農村地帶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被拐走」的女性並不是都被強行搶走，很多人可能摻雜了被哄騙、被欺騙甚至（少數人有）一定的自我因素；而被「討」走的女性也不見得是出於自願，很多人受到家庭安排支配，也有一定比例是被「欺騙」出去的。

　　陳業強梳理了從1990年代開始外地人來怒江「討老婆」的歷史。在他的訪談中，福貢縣當地的婦聯幹部介紹說，1980年代開始，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人口流動放開和基礎設施改善，怒江的女性開始往外以婚姻的形式遷移。最先是當地女性嫁到距離最近的保山市——保山當地不太娶得到媳婦的男性會來怒江找福貢縣的女性——因為怒江的彩禮價格相較於保山更為低廉。

　　而到了1980年代末，福貢女性開始大量以和男性結合的形式遷移到沿海地區，有些是嫁過去，有些是「討」過去，還有些是拐去的。拐賣的高峰期是在1993-2000年間，當時福貢「比較困難」，「有些外出務工的人就把這裡的婦女帶出去賣掉」，「被拐賣到外地的婦女，家庭條件好的，老公對她們也好的，就留在了外地，有的還經常跟家裡聯繫；有的被拐賣出去后就杳無音信、生死不明了。」

　　在東部沿海和怒江之間，大規模的婦女遷移主要是通過中介實現的。最早的中介，據作者陳業強介紹，是「1995年，當時河北省石家莊市由民政局、公安局牽頭成立的婚姻介紹所來到福貢縣，給河北的大齡未婚男青年介紹對象」。一般而言，中介大多是本地人，在1990年代中期呈現出職業化的傾向。外地來到怒江娶妻的男性往往不通本地語言，而本地人又往往普通話不夠流利，因此既能說普通話又能說傈僳語的中間人就可以賺取豐厚的中介利潤。他們熟悉本地情況，可以找到那些有未出嫁女性的家庭，和來求親的男性撮合，若合適，就從男方給女方家庭的彩禮費用中抽取提成。

　　陳指出，在1996-2005年間，一般的外來娶親彩禮費用是5000-15000元，中間人可以抽得500-1000元左右；2005-2010年間，彩禮費用上漲至15000-30000元，中間人提成達到1000-2000元；2010年之後，彩禮費用達到30000-60000元，中間人收費可達3000元以上。

　　然而，這些中介為了賺取費用往往使用欺騙的手段，使怒江當地的女性誤以為來迎娶的男性家庭條件殷實。書中寫道，這些中間人「替男方說好話，隱瞞男方的一些缺點和真實情況，欺騙女方以達到牟取經濟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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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與「拐」

　　研究者提到的「討」和「拐」，一般是指什麼樣的情況呢？陳業強指出，「討」是指通過中介求親、娶怒江女性到東部地區的行為。這類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陷阱重重。

　　首先，來怒江找婚配的男性往往是東部地區情況較差的男性，還可能是在老家不容易討到婚配的「剩男」，存在著家庭條件差、身體有一定殘疾、犯過錯誤、口碑不好等種種問題。他們的求親費用有時是通過親戚朋友籌措借債得到，在返回家鄉之後甚至要和帶回去的怒江女性一起還債。

　　其次，在中介的配合下，這些尋求婚配的男性往往利用怒江人對發達地區的想象和改善生活的需要，來騙取她們外嫁。一些家庭認為怒江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女性嫁出去之後能夠改善生活；還有些家庭出於用錢、還債等需求，將女兒送出去嫁人。研究者記錄道，「有的怒江傈僳族婦女由於對外面的世界存在著美好的幻想，以為嫁到東部沿海地區就會過上美好的生活」，因而有著「通過嫁得好改變命運」的想象，但現實往往並不如此。

　　「拐」常常和「討」前後出現，而且拐賣往往是「連環」的。在一個例子中，一名怒江婦女先是被「討」到浙江，又因家庭暴力回到怒江，之後被「拐」到遼寧。另一個例子中，一名17歲被拐賣到浙江的怒江女性被前後轉手了5次。甚至還有一些女性在被拐賣之後再被轉去組織賣淫。LW村了解情況的人告訴研究者，村裡有人曾經被拐賣三次，每次都逃回來，最後又被拐賣；還有一位死了丈夫的老媽媽也被拐賣出去。

　　拐賣常是同鄉人的行為，有時甚至是家人和朋友乃至被拐賣人本人參與的。在一些例子中，拐賣出去的女性的家中會得到一筆錢。怒江當地傳統中有一定程度上的買賣婚姻和包辦婚姻的習俗，雖然傳統風俗已有所改變，但一些家庭仍認為將女兒嫁出去類似一種買賣，會為了其中的利益而哄騙孩子出嫁后能過上幸福生活。在另一個案例中，「拐」的行為就更加複雜：一位本地男性A喜歡另一位本地女性B，但B不喜歡A，A結識了一個已經嫁到山東的本地女性C，合力把B拐賣去了外面，總共賺到3000塊錢，之後A、B和C三人共同瓜分了這3000元，每人分到1000元，後來A又幫助B逃出來，但B逃出來后又聯繫上了山東那家人，想要再回去。研究者指出，這個案例說明，在整個拐賣過程中有很多複雜性。究其原因，擺脫怒江的貧困處境是很多女性對拐賣行為無法抵抗的一個因素，也是她們容易被人販子騙去外地的重要原因，持續渲染對東部地區富裕想象的「社會公眾和媒體」扮演了消極的角色，甚至「在其中作為幫凶」。

　　「討」出去的女性的處境未必多好，比如常常要面對不適應的食物和文化，被婆家歧視和看低，外界存在著對怒江婦女窮、悲慘的刻板印象。在很多例子中，男方家庭覺得既然自己付出了高額彩禮，而女性什麼嫁妝也沒給，就更應該服從自己的支配。這些嫁到東部地區的怒江女性也沒有娘家支持，去到的家庭也缺乏足夠經濟條件，很多人甚至十幾年都無法回娘家一次。在新的家庭中，她們一般沒有經濟支配權，要看婆家人臉色行事，對方也往往不會讓她們接觸錢，以防「媳婦跑掉」。在一個較為極端的案例中，一名1996年被討到山東的輕度殘疾的怒江女性遭遇了男方外遇，自己又不識字，孤獨悲痛之下打電話給老家請人來接她，但未能如願，最後孤獨地選擇了自殺。

　　相比「討」去的女性，被拐賣的婦女處境一般更為糟糕。她們被賣去搭配的通常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弱者」男性，成為「弱弱聯合」，「不但沒有愛情，更沒有生活保障」，而「並非明媒正娶」的狀態更令她們在本來社會地位就低的環境中更為卑微。很多人會遭遇諸如家暴之類的對待，「即使遭遇已經非常好的被拐賣婦女，想要過上好生活的概率仍然非常之低。」

　　無論是「討去」或「拐去」，「東南沿海地區的男性來到怒江討媳婦的主要目的是傳宗接代，完成香火的延續。相對於婚姻遷移婦女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孩子」，因而，這些女性和男性的結合始終沒有親密關係的基礎，很多女性感到不被關照，最終試圖擺脫這種關係。逃跑成為很多怒江女性的選擇，「在婆家人勢眾多的情況下，她們反抗的最好方式就是離家出走。」但這些行為也需要周密的策劃，在一個例子中，被拐賣女性利用當地人聽不懂傈僳話這一點，暗中聯繫附近的雲南老鄉將自己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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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與發展

　　這並不是說，在將怒江婦女帶到東部地區的過程中，女性僅僅作為受害者存在。學者王金玲就曾在主編《跨地域拐賣或拐騙》時指出，1993-2000年間，存在一個被拐騙到外地的婦女「介紹家鄉的婦女過來」的浪潮。在《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中，陳業強也指出，嫁到外地的很多怒江傈僳族女性會充當中間人，讓遠距離婚姻如「滾雪球」般擴大。在一個例子中，2002年嫁到河南省的一名怒江傈僳族女性，2008年幫著丈夫的一個遠房親戚來怒江討媳婦，條件是那家人付給她這次回怒江辦事的路費和中介費，她介紹了一個怒江女性去那個村子當媳婦。在另一些例子中，到了外地的傈僳族女性希望有人陪伴，也會嘗試將更多家鄉女性帶來嫁到自己所在的東部地區村落。甚至可以想象，在一些情況下，來到外地的怒江女性可能親自參與婚姻買賣乃至人口販賣的行為。

　　陳業強指出，東部地區一些行政司法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助長了許多灰色地帶和不法行為。「因為中國傳統上有『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的古訓……這讓一些人販子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也使一些被拐騙的傈僳族婦女無法得到救助。」在一個例子中，得到怒江傈僳族婦女的東部家庭要為她辦結婚手續，但女方其實沒有達到法定結婚年齡，怎麼辦呢？男方一家打通關係，給女性「買歲數」，一歲200元，總共花了600元。

　　2000年《關於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出台，怒江一帶的婚姻和人口買賣有所消減。但陳業強在著作中指出，關鍵問題並不僅僅在於執法，而在於東部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以及當地女性地位低，女性受教育、就業和發展權利得不到足夠保障。「只有讓怒江傈僳族女性享受與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平等的就業機會，平等的健康對待，才能保障社會性別平等。」而性別要和發展問題同時得到推進，才能有效地讓怒江傈僳族女性不再被當作填補東部農村婚姻市場的「商品」。

　　在陳業強的研究中，獲得了較高程度教育、自由戀愛移居東部的傈僳族女性較多能獲得不錯的生活，然而這一群體仍是少數。但正如這項研究所揭示的——人口拐賣、婚姻買賣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大眾想象中城市女性vs鄉村男性的二元對立，在城市男性/女性、農村男性/女性的等級序列之外，還有邊疆男性/女性。只要這樣的等級序列繼續存在，就仍將有著「向上流動」的想象和「向下討媳婦」的慾望，就依舊會有中央和邊緣的區別、東部農村和邊疆農村的區別。人口流動中的買賣和交易與之帶來的種種人間悲劇，就會以各種新的形式存在和呈現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