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經給我許多難以忘懷的教誨,也曾一句話將我送進監獄。真是成也毛主席,敗也毛主席!兩個18年啊!有人認為我應該加入激烈批判他的行列,一吐胸中之怨氣,但我卻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太看重個人恩怨,而是比較看重從歷史學家角度出發的理性思考。
今天是戚本禹同志逝世5周年,我們編髮這篇文章來紀念他。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孟祥才,山東人,1964年9月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所,成為中國最早從原著翻譯《資本論》的著名史學大家候外廬先生的研究生。「文革」中,孟祥才是歷史所造反派核心成員之一,后在清查「5.16」運動中受盡磨難。
1976年5月,孟祥才調離歷史所,到山東大學工作,後為山東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親歷過,或關注「文革」歷史的人,大都知道,當年的「學部」在文革初期曾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孟祥才所言:「由於學部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最高檔的研究基地,聚集了當時一大批文化知識精英,他們『文革』中千人千面的精彩表演,活畫出20世紀六、七十年中國大陸的『儒林史』」。
孟祥才認為:「『文革』是人性展示的大舞台,幾乎每個人都無法逃避展示。所謂『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說,庶或近之。」也正是基於這種觀點,孟祥才在文革后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書——《學部「文革」親歷記》。
作者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公開了,2013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前夕,他與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任毛主席和江青秘書的戚本禹老人深談之後的對話實錄,詳細記述了戚本禹這個因文革而坐牢18年的歷史人物直到自己晚年仍對毛主席矢志不渝的追隨,在本書出版之前從未對外披露。
我們今天編髮的,就是此文。
戚本禹在毛澤東120歲誕辰前夕暢談毛澤東
今年(指2013年,編者注)12月26日,是毛澤東120歲誕辰紀念日。山東大學教授孟祥才在7月23日採訪了與毛澤東有著極深情緣的戚本禹先生。雙方進行了十分坦率的對話。 孟祥才(以下簡稱孟):戚先生,您與毛主席有著極其深切的情緣,真可以說是「剪不斷,理還亂」!今年12月26日是他老人家的120歲誕辰紀念日,您肯定有許多想法,許多感慨,願意談談嗎? 戚本禹(以下簡稱戚):我與毛主席的確有很深的情緣。我1950年4月從中央團校培訓班結業,進入中央辦公廳工作,開始做圖書管理員,以後做科長、處長。1964年4月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兼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辦公廳副主任、常務副主任、代主任,一時看起來「風光無限」。18年後的1968年1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投入秦城監獄,度過了18年的刑期。毛主席曾經給我許多難以忘懷的教誨,也曾一句話將我送進監獄。真是成也毛主席,敗也毛主席!兩個18年啊!有人認為我應該加入激烈批判他的行列,一吐胸中之怨氣,但我卻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太看重個人恩怨,而是比較看重從歷史學家角度出發的理性思考。再說,毛主席儘管將我投入監獄,但沒有將我交給群眾組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護了我。你想,如果當時將我交給我批判和反對過的群眾組織,我還有活路嗎? 孟:我很贊同您的態度。那麼,您從總體上如何評價毛主席呢? 戚:現在,記述和評論毛主席的著作,在中國,在全世界,可稱得上「積案盈箱」、「汗牛充棟」了!我只講四點。第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他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功績無一人能望其項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他領導中國人民洗雪了百年恥辱,使中華民族重新挺直腰桿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他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和執著無一人能夠比擬;第三,截至目前,他的政治、軍事才幹,理論素養、文化修養,在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人中可謂領袖群倫,無人堪比;第四,在探索如何走向共產主義的路徑上,他的氣魄、勇毅,真可謂古之所無,今之少有。如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動作,除了毛主席,誰還敢幹?這裡,我想起梁啟超的一首詩: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肯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與大同,更研真理熔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如狂欲誰語。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梁啟超「既開風氣又為師」的氣魄可謂大矣,但同毛主席的「糞土當年萬戶侯」、「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以及「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氣勢、雄豪相比,不就高下立判了嗎? 孟: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是毛主席最為人們所詬病的問題,您是同文化大革命關係最密切的當事人之一,文革中勃發,文革中落難。現在文革已經塵埃落定近半個世紀,社會上對文革的評論卻依然是聚訟紛紜。您今天怎麼評價文革呢? 戚:我認為文革是最能彰顯毛主席衝天氣魄和彌天大勇的事件。他最早發現執政黨的各級領導走向腐敗,即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最早提出解放后的中國存在「官僚資產階級」,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後10年毅然發動文革,希望以此阻斷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勢頭。他特別看重文革,認為是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但也知道此事「贊成的人少,反對的人多」,所以直到臨終前還要求鄧小平領銜對文革作一個「三七開」,即基本肯定的總結。評價文革不是一句話能夠說清楚的,但有一點可以說,文革至少使中國今日老百姓人人深惡痛絕的腐敗之風推遲10年蔓延! 孟:但是,文革是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徹底否定、被主流意識形態定為「浩劫」的呀? 戚:文革的確有不少負面的東西。因為它「史無前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膽、最冒險、最激動人心的探索。不必諱言,由於種種原因,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許多失誤,開始轟轟烈烈的文革最終還是失敗了。儘管如此,但我認為,還是不能「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革命道路的探索,它有其成功的方面,如通過群眾運動揭露執政黨的陰暗面,發動群眾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再如大字報,它是群眾民主表達自己意願的一種相當成功和有效的形式,應該成為與腐敗鬥爭的有力武器,有些像現在的「網際網路」吧?一些有問題的幹部很怕它。當然,文革更留下許多深刻的教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更重要的財富。今天,文革已經成為歷史學家面對的學術問題,雖然大多數年輕人不知文革為何物,但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將會持續下去,而且有一點我堅信不疑: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文革的評價會越來越公正客觀,文革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懷念。 孟:文革是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不可以說,文革是這個理論的一次並不成功的實踐,您怎樣評價這個理論? 戚:不管現在人們怎樣評價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我認為這個理論是毛主席的偉大創造,不僅是毛澤東思想寶庫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更是最具創新價值的組成部分。這個理論的核心是探索在無產階級掌權以後如何保持執政黨的純潔性,保持執政黨與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繫,保證歷史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使日益增長的社會財富不偏離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軌道。這個理論似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毛主席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還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個過渡時期,必須堅持和強化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在黨內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最大的危險是黨內出現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旦掌權,就會改變黨的正確路線,改變社會主義方向,強行挾持黨和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所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主要對象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毛主席對這批人的一個科學概括,非常精準。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只要這部分人竊取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只是時間問題。 第三,進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大革命,因為這種方式能夠將廣大革命群眾發動起來,利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形式不斷揭露黨、政府和社會的陰暗面,不斷清除腐敗,使走資派無處藏身,使腐敗在造成大的危害前即被揭露和整肅,極其有利於保持黨和革命隊伍的純潔性。因為腐敗不斷產生,就需要不斷揭露和剷除,所以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第四,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不斷壯大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同時嚴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用制度將貧富差距控制在勞動人民能夠接受的範圍內,真正使全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不斷改造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對行政體制、文化教育、衛生醫療、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改革和改造,使全民都能享受民主權利和文化教育、衛生醫療服務。等等。 這些理論顯然是正確的,或基本是正確的。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國家是很容易回歸資本主義道路的,「蘇東巨變」就是擺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前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寫的《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記述了前蘇聯這個革命成功70多年的社會主義國家走向崩潰的悲劇歷程,使我們看到走資派如何與國際敵對勢力相勾結,將一個曾經強大的、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大國輕而易舉地扭回了資本主義道路,很值得一讀。昔日敢於同美國和整個西方叫板的蘇聯一朝瓦解,今日的俄羅斯在美國操縱的北約不斷東擴威勢的步步進逼下,一讓再讓,屈辱求和,看著就令人憋氣。 順便說一下。有人,就是鄧小平,提出「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點有二:一是將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意思是將所有他認為不符合自己標準的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統統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這實在是匪夷所思!所謂毛澤東思想就是他的全部思想,無論正確和錯誤的內容都應該包括在內,否則何來「完整」?何來「準確」?再說,將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排除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還成其為毛澤東思想嗎?二是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創造,這更令人匪夷所思!因為全黨全國人民創造的思想豐富極了,如果全黨全國人民創造的思想都算毛澤東思想,那麼,毛澤東思想還有邊際嗎?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就是毛主席個人創造的思想,帶有鮮明的時代和個性特徵。當然,毛澤東思想是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升華,這裡面自然包括對廣大群眾創造的理論和經驗的總結,但這種總結和理論升華並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做得出來的,毛主席做出來了,這就打上他個人的印記和特點,也就只能是毛澤東的思想。所以其他任何人創造的思想都不能歸於毛澤東思想之中。 孟:可是,文革的破壞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直到現在文革依然為許多人所詬病的原因吧? 戚:文革中的「破四舊」的確破壞了不少文物古迹,燒掉了一些珍貴的書籍、字畫和文物古玩等,還錯殺了一些地、富、反、壞、右等所謂敵對分子,實在令人痛心。但這些破壞一股腦兒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頭上卻是不公平的。 事實是,文革中破壞最嚴重的1967年6、7、8三個月,正是「資反路線」最猖獗的三個月,北京最早的那批「紅衛兵」,以「聯動」、「西糾」為首,高喊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殺向社會,在他們掌握重權的老子明裡暗裡支持下,打、砸、搶、抓、抄、燒、殺,無所不用其極,犯下一連串令人髮指的罪行。但這與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幾乎沒有關係,而是在「資反路線」縱容下進行的。毛澤東所以給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指要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他雖然提出過「全面內戰」的口號,但也是指用「文斗」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沒有提倡「武鬥」,江青是講過「文攻武衛」的話,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當走資派,特別是軍隊以武力對付造反派時,才要求「武衛」。而打、砸、搶、抓、抄、殺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組(葉劍英實際負責)支持的以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聯動」、「西糾」之類組織。組織鬥爭羅瑞卿的不是解放軍嗎?抓彭真的所謂紅衛兵不是葉帥調動的特種兵嗎?特別應該指出,「聯動」、「西糾」之類組織的暴行,還是在毛主席8月回京后,經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後下令制止的。有些地方,如杭州的紅衛兵要砸靈隱寺,當地黨政領導誰說也不聽,不是陳伯達打電話制止的嗎?就說你們歷史所當年到造紙廠搶救善本書,不也是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做的嗎? 可是,現在將文革中出現的一切破壞活動統統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賬上,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文革結束后,當年打、砸、搶、抓、抄、燒、殺的英雄們不僅沒有人出來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懺悔,還原歷史真相,反而以文革受害者的面貌出來控訴文革,這樣的無恥行徑不令人齒冷嗎?再說對劉少奇、陶鑄等人的批鬥,硬說完全是由我策劃的,還說搞了武鬥,這都不符合事實。你想,我當時的身份地位,能自行決定批鬥劉少奇、陶鑄這樣的大人物嗎?我只能奉命行事。讓他們的夫人陪斗,是陳伯達的指示,開會時,是我決定讓陶鑄夫人曾志坐著,因為我知道她與毛主席的關係不錯。批鬥會全程錄影,絕對沒有武鬥,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鬥會。不信你放錄影看看? 孟:然而,文革的結果卻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幾億中國人民生活在貧困中,這與毛主席的初衷不是相背離的嗎? 戚:「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一個很有煽惑力的提法,實際上是言過其實的。你看文革中多次發布的國民經濟發展的年度報告,工農業基本上不都是連年增產嗎?當然,由於毛主席對文革的作用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沒有預見到問題的複雜性,對於生產的關注度不夠,導致生產力的進步遲緩,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夠理想,對外的開放度也很不夠,文化教育科學領域批判過頭等,這與毛主席理想的人民的革命積極性一旦激發出來就會出現經濟的飛躍發展顯然是不相符的。這些缺點和失誤,有的可以避免,有的難以避免,這在如此「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出現是可以理解的。 孟:文革結束后不久,社會上就出現全盤否定毛主席的一股歪風,國外和港、台還出現了一些諸如李志綏編撰的那樣在私生活上抹黑毛主席的書,您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戚:中國國內出現的全盤否定毛主席的歪風,在我看來是主要一小撮右派勢力所為,跟著他們跑的群體情況比較複雜,其中大多數是不明真相,稀里糊塗,少數是嘩眾取寵,起鬨湊熱鬧。在國外,則是一批唯恐中國不亂的敵對勢力興風作浪。 至於李志綏,他那本書純粹是一派胡言。這個人我認識,他曾在中南海做過保健醫生,我也找他看過病。他在書中吹噓自己怎樣參加黨的重要會議,如何同毛主席私下交談一些重要問題等,絕對都是信口胡編的。中央舉行的一些會議,如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中央委員會議,什麼人參加都有嚴格規定,做會議記錄的工作人員都是嚴格挑選的,無關人員是絕對禁止涉足會場的。李志綏一個小小的醫生,根本不可能涉足這類會議。至於他說自己多次同毛主席私下交談一些重要問題,更是無稽之談。你想,毛主席日理萬機,什麼問題應該找誰談,都是有特定的目標,他怎麼會找李志綏這樣八杆子打不著的人談黨內機密和國家大事?再說,毛主席根本也沒有時間找李志綏這樣的人扯閑篇!還有李志綏寫的那些所謂揭露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活靈活現的故事,完全是無恥的虛意編造。毛主席雖貴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卻沒有個人的自由,他天天生活在秘書、警衛戰士和其他工作人員的注視下。不說別的,警衛戰士一天24小時都在他的卧室門口站崗。他可能背著這些人干那些齷齪事嗎?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是中國人民心目中最偉大的領袖,他必須樹立自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的道德形象,他不可能自毀形象。李志綏的編造,只能騙那些沒有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的人。 當然,這並不是說毛主席沒有缺點錯誤。他的性格有點偏執,自以為是,偏聽偏信,主觀武斷,做了一些錯誤的決定,傷害了一些不該傷害的人。但是,他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承認,就改正,毛主席的缺點錯誤,猶如子貢所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您曾近距離地接觸毛主席,他留在您心中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戚: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18年,幾乎天天能夠看到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有這樣幾點: 一是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他每天要處理的世界大事、國家大事一個接一個,不停地開會、批閱檔,夜以繼日,很少有休息的時候。如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他時刻關注著戰況的發展變化,不斷做出決策,發出電報,指導中朝軍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硬是將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大的美國逼到談判桌前。 二是他對勞動人民那份發自內心的血肉親情。他期望中國人民儘快擺脫貧困,為此他領導了史無前例的土改、合作化、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三年困難時期,面對群眾遭受的苦難,他流淚自責,拒絕吃肉。1958年,他帶頭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主動將自己的工資由一級降為三級。世界上有這樣的無產階級領袖嗎? 三是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信和執著。可以說,建國后的27年,毛主席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歸結為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探索。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更是「反修防修」,保證中國不偏離社會主義道路。 四是他的讀書學習精神。毛主席平時除了工作就是讀書學習。你去他的住地看看,無論是辦公室、書房還是卧室,甚至衛生間,映入眼帘的主要是書。他老人家讀書之勤,讀書之多,讀書之快,讀書之富有成效,在幾代領導人中無人能比!他是為革命而讀書,為總結中國和世界革命的經驗教訓而讀書。他總能從讀書中找出為我所用的東西,指導革命和建設工作。 五是他的智慧、才能、眼界絕對超越他同輩的一切領袖人物。他的視野特別開闊,思索特別深邃,遇事總能比別人站得高,看得遠。他想問題,辦事情,總是不忘過去,重視現在,展望將來。比如,他讚賞孔子的「入太廟,每事問」,一直強調對什麼事情都要「每事問」。讀中國古書,他總是聯繫現在,古人那麼辦,我們怎麼辦?如讀至《資治通鑒》這一段: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又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通鑒》卷193《唐紀》9·太宗貞觀貞觀二年)
毛主席就問:我們現在怎麼鑒別和使用幹部?再如讀到馬列著作的某個觀點,他也總是對照馬列,問中國怎麼辦,我們怎麼辦?他對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和斯大林的「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兩段話特別重視,多次強調其重要意義。他認為所謂分析,就是搞清楚時間、地點、條件,而條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條件,在人的條件中特別要分清階級和階級力量對比,哪些人擁護黨的政策?哪些人反對黨的政策?那裡領導者的情況如何?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等人的品格和能力如何?一個新政策的出台,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係,要分清利弊,利大還是弊大?特別要看是否對大多數群眾有利?毛主席的每次談話,幾乎都有發人深省的東西,引導人們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毛主席同輩的領袖人物中,劉少奇談黨務,陳雲談經濟,都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引人思考的東西。周總理注重具體事務多,他很少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引人思考的東西。毛主席始終懷抱高遠的理想,念念不忘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並且始終想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他重視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對其領袖人物都有評價。他讚賞陳涉「奮起揮黃鉞」和劉邦「斬蛇起義」的造反精神,但認為他們都缺乏遠大理想,他們緊盯的也就是帝王位子和「取而代之」。毛主席比較重視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權,認為他設立的「義舍」具有共產主義萌芽的因素,他的「符水治病」可能是中醫治病的一種方法,也可能更多的是心靈安慰和精神療法。毛主席多次提到要使中國歷史上那些帶有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科學化」。毛主席始終關心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他所以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就是因為它將大部分醫療資源都放在城市,致使廣大農村長期缺醫少葯。他要求城市醫生下鄉上山,為農民送醫送葯,還讓總理給下鄉的醫務工作者鞠躬,後來又推廣赤腳醫生,這都是為最廣大群眾的利益著想。他所以堅持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提倡集體主義,反對「包產到戶」(其實就是分田單幹),就是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最符合廣大百姓的利益。而劉、鄧卻不講或很少講共產主義理想,他們都支持「包產到戶」、分田單幹。 毛主席當然也有缺點錯誤,但不能將解放后出現的一切錯誤都歸到他的頭上。實在說來,其他人也有錯誤,有些錯誤也不比他小,而且對毛主席的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你想,就說極「左」錯誤吧,劉、鄧就比毛主席少?在土改、反右、四清等運動中,劉不是都比毛更左嗎?1958年的「大躍進」,大刮浮誇風,全是毛的錯嗎?1958年秋天,鄧小平到貴州視察,不是認為那裡糧食多得令人發愁,建議農民一天吃六頓飯嗎?1959年秋,災荒已經在全國各地蔓延,當時主管農業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外號「譚大炮」的譚震林不是到毛主席的專列上彙報,說河北農民每人每天一斤糧食,「個個都滿面紅光」,農村根本沒有災荒嗎?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不是在廣東擅自查抄農民家裡的糧食,然後寫報告給中央,硬說農民「瞞產私分」,農村的缺糧並不嚴重嗎?這些有意或無意的誤導顯然對毛的決策起了很壞的作用。再如「文革」中的抓「五一六」,硬是無中生有地抓了上百萬的無辜者,致使數以十萬計的人走向不歸路,難道不是有人不斷給毛主席提供假資料,誤導他做出了錯誤決策嗎?再說「文革」中的錯誤,如其中發生的打、砸、搶、抓、抄、殺,現在一股腦兒推給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這是很不公平的。毛主席所以給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他雖然提出過「全面內戰」的口號,但也是用「文斗」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沒有提倡「武鬥」,江青是講過「文攻武衛」的話,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當走資派,特別是軍隊以武力對付造反派時,才要求「武衛」。而打、砸、搶、抓、抄、殺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組(葉劍英實際負責)支持的以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聯動」、「西糾」之類組織。組織鬥爭羅瑞卿的不是解放軍嗎?抓彭真的所謂紅衛兵,不是由葉向真前台指揮、葉帥調動的特種兵偽裝的嗎?而這些事情,中央文革卻根本不知道。 毛主席的偉大功績絕不是幾個小丑的狂吠能夠抹煞得了的,他的人格魅力也不是幾個無恥之徒亂潑髒水能夠毀掉的。我特別欣賞你們山東大學教授高亨先生歌頌毛主席的那首《水調歌頭》:「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五洲風雨,筆下有雷聲。」概括的多好啊! 孟:全國數以億計的人中,能夠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不過千萬分之幾,所以您是幸運兒之一。您進入史學領域並取得引人矚目的成果,有毛主席的影響嗎? 戚:毛主席可以說是我進入史學領域的領路人和當之無愧的導師。我解放前在上海讀中學時參加了地下黨,1949年入中央團校學習一年,勉強可算專科學歷吧?我沒有經過歷史專業的科班訓練。進入中央辦公廳工作時是一個19歲的年輕人。我從小養成的一大優點是愛讀書,在辦公廳乾的第一個工作是圖書管理員,這給了我一個得天獨厚的讀書機會。後來我做秘書科長、秘書局長,這給了我大量接觸毛主席文字的機會。例如,《毛澤東選集》前四卷最後的校對工作是我同田家英一起完成的。當時,我們二人相對而坐,每人一份清樣,從正文到註釋,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他讀我校,我讀他校,就這樣,我們校對完了,也熟悉了毛主席的每一篇文章。在平時的工作中,我幾乎天天讀到毛主席對許多文件和問題的批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我從主席的文章和大量批示中學習他的觀點、觀察問題的方法和寫文章的技巧。毛主席既是偉大的革命家,又是寫文章的聖手。他的每篇文章幾乎都是典範。其中,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高瞻遠矚,立意的高屋建瓴,辨析的鞭辟入裡,用典的貼切恰當,知識的淵博宏富,文筆的華美順暢、雅俗共賞,尤其是氣勢的前無古人、雄視百代,更是令人拍案叫絕,感佩莫名!這樣的文章,除了毛主席,還有誰能寫得出來?我如饑似渴地讀毛主席的書,揣摩學習他寫文章的觀點和方法,開始試著寫點小文章,後來為吳晗主編的歷史小叢書寫了《孫承宗》,再後來就是寫李秀成問題的討論文章。1964年調《紅旗》雜誌工作后,就徹底轉到歷史研究領域工作了。因為我是在歷史研究領域嶄露頭角的,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認定我學過歷史專業,有人還有鼻子有眼地說我是你們山東大學的畢業生。其實都是誤猜和誤傳。我學歷史不是「無師自通」,而是有一個真正的老師,這個老師就是毛主席!他雖然沒有像現在的研究生導師那樣親自對我耳提面命,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導師。說句玩笑話,我是在毛主席指導下讀完研究生課程的。 孟:您已經年過8旬,身體還這樣硬朗,思維還這樣敏捷,激情還這樣澎湃,不像有些落難被囚的人精神萎頓,滿腹牢騷,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您為什麼能保持這樣的狀態呢? 戚:第一,自從參加地下黨那天起,我就堅定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至今沒有動搖。第二,我相信李白的名言: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在任何條件下,比如在監獄中,我也沒有放棄讀書學習。馬列全集、《諸子集成》、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書,我就是在監獄中系統讀完的。《大風起兮雲飛揚——兩漢人物論》、《青梅煮酒論英雄——三國人物論》等書稿也是在監獄完成的。出獄后,我更是不斷地讀書寫作,在史學領域辛勤耕耘。人生苦短,只有永不放棄,永不言敗,孜孜以求,努力奮鬥,才能學有所成,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做出一點成績。在社會生活中,一個人的命運很多時候是自己難以把握的,但在任何條件下不放棄學習和思考卻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孟:感謝您敞開心扉、無所顧忌和發人深思的談話。儘管我並不完全認同您的觀點,但我讚賞您的坦率。作為50年前您的聳動視聽的文章的崇拜者,我更讚賞您在學術研究上鍥而不捨、老當益壯、愈挫愈奮的拼搏精神。衷心祝您健康長壽,在學術上取得更大成就!晚年戚本禹/家人提供 戚先生: 近好!我根據您10月8日的談話,又將稿子改了兩遍,字數已近萬,不知是否體現了您的意圖?現發給您,請您最後修改定稿。 祝一切安好! 孟祥才上 10月17日 ——摘自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新書《學部「文革」親歷記》第2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