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瑞利用專利規則阻礙全世界獲取新冠疫苗.

　　作者：Sarah Lazare

　　譯者：坩堝抒情詩人

　　校對：alicia、Guyzn

　　本文來自美國雜誌在此際(IN THESE TIMES)官網，原標題為Pfizer Helped Create the Global Patent Rules. Now it's Using Them to Undercut Access to the Covid Vaccine.

　　Sarah Lazare是《在此際》的網路編輯。

　　她曾在《攔截》(the Intercept)、《國家》(the Nation)和《湯姆快報》(Tom Dispatch)等出版物擔任獨立記者。

　　製藥巨頭輝瑞與德國BioNTech共同研發的新冠(COVID-19)疫苗於12月11日被批准在美國緊急使用，輝瑞明確反對確保貧困國家獲得疫苗的途徑的全球性努力。

　　十月，印度與南非共同提議世界貿易組織(WTO)停止對新冠病毒治療方案的專利強制保護。這一強制保護基於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又被簡稱為TRIPS。在一百多個國家的支持下，這一提議將會使更多國家能夠負擔得起疫情期間的非專利藥物生產。

　　一項研究警告人們，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在2022年以前都不會得到疫苗，考慮到富有國家正在大量囤積疫苗，這一提議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在南半球拯救無數性命。

　　然而到目前為止，在繼續拖延下去毫無疑問將帶來更多死亡的情況下，歐盟、英國、挪威、瑞士、日本、加拿大等國成功阻止了這項提議獲得通過。

　　為了保護利潤，製藥業無疑是這場反對聲浪中的強力盟友，它們的領導者之一就是輝瑞。輝瑞首席運營官艾伯樂(Albert Bourla)上周聲稱，「知識產權是市場主體的血液，知識產權為疫情帶來了解決方案，目前它並不是解決疫情的阻礙。」而在12月5日發表於《柳葉刀》上的文章中，輝瑞表達了對這一提案的反對，認為「一刀切的方案忽略了每種情勢、每個產品與每個國家的特殊境況。」

　　輝瑞的辯駁讓知識產權法律和製藥企業壟斷聽起來像是顯然對人類有益的全球共識一樣，然而事實上這些國際規則是頗為晚近的產物，輝瑞自己就參與到了這些規則的建構中。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輝瑞在當下正被其援引以反對敞開向貧窮國家供應疫苗的WTO知識產權規則的確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艾伯樂所謂「市場主體的血液」遠非事情的本來面目，而是瑞輝親手建立起來反對窮人獲得救命葯的全球貿易體系的反映。

　　企業大作戰

　　80年代中期，時任輝瑞主席埃德蒙·普拉特(Edmund Pratt)有一個任務，就是保證知識產權保護納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而這一多國貿易談判的結果就是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他的算盤打的很簡單：知識產權保護對保障他的公司和其他美國產業的「競爭力」——或者說贏利至關重要。

　　而普拉特最大的優勢就是，他在公司頭銜之外還有相當大的公共機構權力。正如《美國貿易談判案例研究》的作者查蘭·德弗羅(Charan Devereaux)、羅伯特·Z·勞倫斯(Robert Z. Lawrence)和邁克爾·D·沃特金(Michael D. Watkins)指出的，普拉特在卡特-里根政府的貿易談判顧問委員會中任職。

　　1986年，他參與創建了知識產權委員會(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IPC)，幫助他與歐洲及日本的企業建立關係，安排他與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官員會面，展開咄咄逼人的遊說攻勢：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知識產權保護納入貿易談判中。

　　在美國國內與國外，瑞輝在宣傳「國際貿易要有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觀念上扮演重要角色，而那些不遵循美國知識產權法規的國家就被污衊成「海盜黨」(校對註：在英語中，海盜和盜版是同一個詞，但海盜黨以海盜旗為自身旗幟，故稱;該政黨主張改革著作權和專利權的法律)。

　　彼得·德拉霍斯(Peter Drahos)與約翰·布雷西維斯特(John Braithwaite)在《信息封建主義》中說：「知識產權的觀念就這樣敲著鑼打著鼓順著商業網路進入了各路商會、協會、委員會、貿易聯盟、商業實體中。佔據著各種業界組織中的關鍵位置的瑞輝高管們，一步一步地聚集著他們在貿易領域知識產權上的支持。」

　　知識產權在當時還未進入GATT的貿易談判內容中。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強烈反對將知識產權納入談判內容中。正如《美國貿易談判案例研究》中所表明的，更強力的知識產權規則會保護大企業的壟斷權力，同時會削弱第三世界國家對國內價格的控制。

　　1982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的演講稱，「在一個秩序更合理的世界中，醫學研究的成果將會從專利權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再也不會有人能從生命與死亡中謀取暴利。」1986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報道中提到，「巴西與阿根廷是反對美國將知識產權保護納入新一輪貿易談判的國家中的排頭兵。」

　　但是普拉特有強力的盟友，包括IBM董事會主席約翰·歐寶(John Opel)。而他們的能量在確保TRIPS——它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進入GATT的談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普拉特承認了他在這一進程中的作用：「當下的關貿總協定的勝利為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準備，這是美國政府與包括瑞輝在內的企業過去三十年以來偉大鬥爭的成就。 輝瑞在最開始就參與進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普拉特的言論見於《誰的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概述》一書中。

　　TRIPS談判期間，知識產權委員會在組織美國、歐洲與日本的企業領袖支持知識產權規則上發揮了積極作用。當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TRIPS協議最終塵埃落定時，普拉特已經不再是輝瑞董事會主席，但他的功勞與輝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清晰可感。

　　德弗羅、勞倫斯與沃特金指出，一位美國談判者聲稱，正是普拉特與歐寶通過哄騙使政府將知識產權加入談判的主題之中。

　　世界貿易組織的TRIPS協議於1995年正式生效，德拉霍斯與布雷斯懷特認為，它是「二十世紀知識產權領域最重要的協議之一」。按這一協議的標準，世界的大部分地區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低於其標準的最低限度，包括給予製藥企業壟斷專利的權力，只有為數有限的保護措施和極小的商量餘地。

　　經濟學家兼左傾智囊機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創始人之一，迪恩·貝克(Dean Baker)在接受《在此際》採訪時稱：「TRIPS要求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接受美式專利與版權法律。以前，這兩塊的相關法律都在貿易協定範圍外，世界各國都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專利法。20世紀90年代為止，印度已經有發達的製藥工業，在TRIPS協定以前，印度不允許製藥企業為藥品申請專利。製藥企業可以為製造方法申請專利，但是藥品不行。」

　　切斷藥品獲取途徑

　　TRIPS讓製藥公司賺的盆滿缽滿，同時，根據企業監督組織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的說法，它也令「美國的用藥成本飛漲，加入WTO的發展中國家獲取救命葯則受到限制」。

　　TRIPS的惡劣影響在艾滋病危機期間初現，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將它推向最高峰。阿克哈爾·普拉布哈拉(Achal Prabhala)、阿瓊·賈亞德夫(Arjun Jayadev)、迪恩·貝克(Dean Baker)近日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說，「南非政府用了將近十年時間才打破了外國葯企的壟斷。外國葯企綁架了這個國家，在這十年中眼睜睜地看著人們死去。」

　　沒有什麼比全球疫情更能讓人看清取締知識產權法的必要性。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中，從疫情出發的視角顯然不是一個邊緣視角。在世界各地的活動家之外，主流人權團體與聯合國人權專家都加入了要求取締專利法的呼籲中。

　　他們的呼籲是上世紀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全球正義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關注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全球性機構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促進企業權力擴張以破壞各國國內保護的驚人作用，囊括勞工權

力、環境保護和公共健康等各個方面。阻止專利權豁免議案上所展現出來的美國與美國企業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過大權力尤其是他們批評的重點。

　　輝瑞在反對暫停實施知識產權法規一事上並不孤單，製藥行業貿易集團與獨立公司——包括Mederna，另一款新冠疫苗研發的領導者在內——都在全力維護知識產權規則。

　　「製藥業的影響力很大。」貝克對《在此際》這樣說，「毫無疑問，特朗普會站在製藥業一邊，即使是拜登也一樣會對葯業巨頭言聽計從，猶疑於自己做的事是否會讓他們不開心。除了製藥業之外沒什麼人會反對這個，他們是背後的推手。」

　　製藥業正在努力保留有關新冠疫苗與治療方案的救命知識，儘管公共資金在研發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以輝瑞的合作夥伴BioNTech為例，BioNTech在德國得到了數目可觀的公共投資。然而前一億劑疫苗預計成本將會是每劑19.5美元，這一價格很可能會讓許多貧窮國家難以承擔，尤其是考慮到疫苗昂貴的儲存成本。

　　與牛津大學合作研製疫苗的製藥企業阿斯利康(AstraZeneca)對提高貧窮國家的疫苗供應做出了承諾，並且聲稱在疫情期間不會在疫苗上攫取利潤。然而，阿斯利康「保留最早在2021年7月宣布疫情結束的權力」，普拉布哈拉、賈亞德夫與貝克寫道。

　　最新數據顯示出的結果與之前的預測相差無幾：將貧困率與疫苗供應量對比，人們會發現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一一對應。《紐約時報》的報道稱，「美國、英國、加拿大以及許多其他國家正在儲存遠超於人口數量的新冠疫苗，而窮國只能掙扎著保證剛剛夠用。」

　　在一套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鞏固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遺留下的權力結構而被設計出的制度下，這是必然的結果，無論出於何種「意圖」，第三世界又一次被扔下等死，而富有的北半球國家得到的遠比需要的多，儘管沒人保證在北半球國家內部能平等地分配。

　　不難發現，在疫苗分配中存在全球性的種族隔離，窮國仍在面對毀滅性的開發損失，而富國繼續追求群體免疫，企業慈善虛無縹緲的承諾還遠遠不夠。正如貝克所說的，「我們怎麼可能不想讓疫苗送到每個需要的人手中?」

　　我看不出到底有什麼理由會有人不想讓疫苗在儘可能廣的範圍內流通。

　　(Frank Carber和Hannah Faris對本文有研究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