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紀實》

　　《看守所紀實》

　　作者  劉雪峰

　　在地獄的門前寫著：「這裡應當 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是無 濟於事的。」 —— —歌德

　　我這一生經歷了無數次的不幸和磨難，而最重、最長的一次，當推文化大革命后五年多的「牢獄之災」。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給我留下了太多的傷痕和教訓，每當我回憶起這段往事時，當年的情景就會頓時又浮現在眼前。

　　前些日子剛整理完《文革日記》， 有人就問：「為什麼沒把這段往事寫出來呢?」其實我早就籌劃把它寫成一部長篇小說，怎奈還得為生計奔忙，時間有限，只好抽空先寫個「縮寫本」，這便是 《看守所紀實》。 至於謀長篇的設想，留給後人去完成吧。 完稿后拿給朋友們看看，又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是：這樣把當時幫助過你的人和事都說出來了，會不會給你和他們帶來些麻煩哪?我認為這不大可能。就我個人而言，當年我才三四十歲，尚能「無所謂」，而今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難道還讓我有所謂嗎?至於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不是已經過世了，就是早已風燭殘年。 我寫的這些往事既不會給他們帶來什麼麻煩，也沒人會像階級鬥爭年代那樣去管這些閑事了。

　　我曾聽人說過：殺人犯如果三年不被破案，他在睡夢中都會自招。現在已處太平盛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把他們是怎麼樣密謀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是怎麼樣逼華國鋒交權的，都公開講得清清楚楚，我們這點微不足道的小事，又有什麼可避諱的呢?

　　二是：認為有些話犯忌。如：「總說聽黨的話，黨的話老變;總說跟黨走，黨還老犯錯誤」， 認為這些話欠妥。

　　這位朋友忘了，我們的黨不比往常了，如今是最實事求是的，不然怎麼會把中央的理論刊物，都從「紅旗」換成「求是」呢?

　　打開中共的黨史，前任的話被後任給否了;一任之內曾說過的話，後來自己又否了，這樣的事例實在是不勝枚舉。

　　至於說我們黨還老犯錯誤，不用說黨內的多少次路線鬥爭了，就是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 (總書記或主席) 也很少沒有不犯錯誤的：陳獨秀、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 王明、博古、張聞天不是左就是右。本以為只有毛主席是正確的，誰知晚年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也犯了錯誤。 毛主席逝世后，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也都犯了錯誤。 到現在為止，建黨八十多年來，執政五十多年來，也只有江澤民和胡錦濤還沒犯錯誤，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如果一個執政的黨，黨的第一把手總犯錯誤，怎能不讓人民擔心呢?我想：只要是真話、實話，對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黨，是不該犯忌的。

　　三是：當說到「如今又有誰沒背叛呢」，一位朋友問我：「難道你我也背叛了嗎?」我說：「你我怎能例外呢?儘管人們的思想認識千差萬別，但是你自覺不自覺地都被納入了現實生活的軌道，都在不斷地接受新的觀念、新的思想、新的事物。這些年來我們經商的實踐是什麼?不正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的一種社會活動嗎?」

　　這又使我想起剛走出看守所那段時間的情景：不是在家裡接待來訪者，就是翻閱先秦諸子百家，很少走出家門。偶爾聽誰談起經商、實業之類的話題，就覺得言不及義， 心裡暗想：「世俗小人」、「隨波逐流」。 那時我又從「文革」期間的「職業革命家」， 恢復到「文革」前「精神貴族」的思想境界了。

　　可是改革開放后，事實已經不再是「文革」前那樣的社會條件了。在哲學思想上我從來不承認「否定之否定」， 認為世間的一切事物，只能是「否定再否定」，永遠不會再回到從前。

　　現實生活中不只是有物慾橫流的誘惑，還存在著謀生手段的問題。記得當時，全家只靠夫人那點微薄的收入，幾個孩子又在中、小學念書，實在維持不下去了，怎麼辦? 只好經商。前幾年因經商生活稍寬裕一些后，有人就說：「你看劉雪峰這些人，該當官時當官，該發財時發財，總是有超前意識……」豈不知，哪裡是「超前意識」，也是被逼無奈。假如省里每月還給開基本工資，我是決不會去經商的。所以我解釋說：「我不是自覺下海的，而是被人扯著腿扔到海里的，為了生存，只好在海里瞎撲騰……」

　　當時我家住在南崗區委的對面，區委旁有個工地，每天都播放著歌曲，其中有首歌，至今我也不知叫什麼歌名，只記得其中有兩句歌詞：「是我們改造了世界，還是世界改造了我?」每當聽到這兩句歌詞時，我就反覆琢磨：以天下為已任的革命者，並沒有改造世界;而今整日謀划著生意，卻讓世界改造了我。

　　轉眼又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已經慢慢融入了這全新的社會。不過又陷入了一種新的矛盾之中：一會兒耳邊響起了《國際歌》，懷念那天安門廣場上飄動的紅旗;一會兒耳邊又傳來《馬賽曲》，探討大洋彼岸的那尊自由女神。現實生活中也是這樣：我既讚賞那民主的走向和致力於發展經 濟;又痛恨那腐敗的頑症和正在形成的、新的社會不公。可是對於一個年過花甲的人，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閑適的生活並沒有使我內心平靜：我只有那些難忘的過去;不會再有理想的未來。對於過去的終結，我只想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2005 年 7 月 6 日

　　第一章通緝犯鋃鐺入獄

　　造反者捕時受辱

　　1977年的春天來得早，3 月 15 日這一天格外暖和，街道上流淌著融化的冰水。早晨我就對叔叔說：「我該去報到了，早晚也躲不過，再不去就更被動了。」叔叔說：「你酌量辦吧。」

　　下午兩點多鐘，我正在洗腳，準備晚上回家，明天一上班就到農辦去報到。突然，闖進來幾位不速之客，其中有一位是農辦的宋××。我全明白了，再往窗外一看，院里還有七八個人。

　　一位胖胖的人，中等身材，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劉雪峰吧?跟我們走吧!」我問：「你是哪兒的?」他說： 「你還有必要問嗎?你怎麼回事兒你不知道嗎?我是道里分局的，你被拘捕了!」說著他拿張紙在我眼前晃了晃。因為我早有思想準備，連看都沒看。

　　我從容地擦完腳，正要穿鞋。他說：「把鞋帶解下來吧。」 我也不解其意，就把鞋帶解下來了。我穿上鞋后說： 「走吧! 」他說：「別忙，忘帶手銬了，還得例行公事。」說著上前把我的手指捆上了。

　　我知道他這是有意羞辱我，通常這都是對付小偷小摸的辦法。我剛要發作，一眼看到了我掛在牆上的書包，不知從哪兒來股靈感，壓住了心頭的怒火，就急忙向門外走去。

　　當時有叔叔、嬸母和十五六歲的妹妹玉敏在家，叔父獃獃地看著我，嬸母哭了，妹妹跑到我跟前，大聲呼喊著：「二哥，你要頂住，別在乎他們……」我走出院后，還隱隱聽到她的叫罵聲。那位胖胖的人說：「劉雪峰，你看你，把一個小孩都影響到這個樣子。」不過我心裡暗想：「玉敏是個好樣的!」

　　叔叔家住在山坡上，走下山坡時回頭一望，山下、四周到處都是警察。事後知道是四級公安(派出所、分局、 市局、省廳)，加上農辦就是五伙人來抓我。我已經準備好了要自投羅網，又何必這樣興師動眾呢?

　　不知是我想開了，還是因為這天的空氣特別清新，只覺得呼吸舒暢，跨步格外高遠，全不在意路旁的觀眾，昂首走下山去。幾個月來困擾我的精神壓力，已經蕩然無存。從此我明白了這樣的道理：當人們的身體被禁錮后，思想就得到了解放。

　　我先是被押到共樂派出所，後來又到了道里分局，好像他們在辦理什麼手續。在道里分局我被戴上了手銬，吉普車在街上急馳，從車窗窄小的縫隙向外看，我分辨出了霽虹橋、紅軍街、中山路……最後被押到省公安廳後院，關在省看守所里。從此，我在這裡被整整關押了五年零一個半月。

　　接待我的是紀所長，瘦小的身驅微有些駝背，走起路來卻很靈巧。他讓我在一張紙上籤了字，然後讓我解下褲腰帶。這時我已經沒有「書包」的顧慮了，和他爭辯為什麼?他倒心平氣和地說：「劉雪峰啊，到了這裡你就別什麼尊嚴不尊嚴的了，是龍你也得盤著，是虎你也得卧著。解下你的腰帶主要是考慮你自身的安全，你配合一下好不?」 說著他拿來了事先準備好的兩根短帶，系在前面的兩個褲鼻上，然後繫上褲子。就這樣，五年多我沒再系過腰帶。

　　當晚就被關在看守所的一個房間里，記得胡亂吃點東西，倒在床上便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才有心思四處打量一番。這是一個 16 平方米左右的房間，一張木床，床前放著一張小桌，是供吃飯、寫字用的。高大的窗戶，下半部是烏玻璃，只進陽光看不到外面的景物，窗外是條條鐵欄。屋角處鋪著地磚，設一個洗臉池和一個坐便池。房門上有個小窗口，在外邊划著，是供外面送飯、送東西和對話用的。在這小窗口的上邊，有一個扁長的觀察鏡，從里往外看只是一條縫， 什麼也看不清;從外往裡看，因為刻有斜槽，屋內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據說這個看守所是「文革」前不久，由省委政法部長趙去非、省公安廳長衛之民等設計並建造的，「文革」期間主管公、檢、法的韓潮也來改建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但這些設計、建造者先後都到這裡住過，就連為建造看守所審批經費的省長李范五、陳雷，在「文革」期間也都來住些日子。有句成語叫「作繭自縛」， 從此我領會得更深刻了。

　　昨天進來時，一切都是那麼陌生，那麼匆忙，也來不及去思考。一覺醒來，知道預想的一切都已經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了，半年來所發生的一切，又一一映入眼帘……

　　第二章入獄前艱難抉擇

　　慮家國充滿憂患

　　大約是在 1976 年 10 月 7、8 日早晨，伊春的劉志富到我家來了。剛一坐定就問我：「你聽美國之音沒有?」我說：「我從來不聽，什麼事? 」他壓低嗓音，神秘而又驚恐地對我說：「北京出事了，據說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被抓起來了……」

　　這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我毫不懷疑這消息的可靠性，一時又說不出自己的見解。我們相對沉默了片刻，他終於說明了來意：「我聽到這個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告訴你。這是改朝換代的事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將無法逃脫被整肅的命運。」他一改往常和我談話時的拘謹，並以兄長的口氣警示我：「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勸勸你，不妨暫時躲一躲。土改時逃跑的地主，多少年後回來了也就沒事了;沒跑的殺的殺、斗的斗，沒有一個能倖免……」我笑了笑說：「不至於吧，難道我也會有逃亡地主的命運?」他顯然有些不耐煩了，還是耐心地說服我：「你慢慢看吧，咱們不會比當年的被鬥地主好多少。」 說著他從懷裡掏出兩張火車票遞給我，他說：「我想去德惠親戚家看看，你沒事也和我走一趟，說不定將來吃緊時，也可以到那裡躲一躲。」

　　本來這個消息就使我大為震驚，經他這麼一渲染，我還真有些緊張了。不過一想這消息還沒有得到證實，將來怎樣也很難預料。真要是有那天也得和「戰友們」研究一下相應的對策，這樣倉惶出走，既被人恥笑，也絕不是好辦法，我不同意去。

　　他又說：「既然票已經買好了，你不妨陪我溜達一趟。」 我又心活了，在家也是「反省」，不如出去散散心。 下午，我們就坐上了去德惠的火車。

　　在德惠，這「消息」得到了證實，我實在坐不住了，當天晚上就回到了哈爾濱。

　　當我走出站台，只見滿街到處貼滿了「打倒『四人幫』」的標語，王、張、江、姚的四個字，照例都是倒過來被打上紅×，遠處還隱隱傳來鑼鼓聲……

　　到家后，夫人告訴我很多朋友到家來找過我。我知道，明天還會有更多的朋友來找我。每到鬥爭最關鍵的時刻，大家總是想聽聽我的意見。我幾乎一夜沒睡，先是整理材料，後來又焚燒材料;整理的兩紙箱材料讓夫人轉移，其它材料連夜焚毀。斷斷續續燒了一個小時，只見把爐蓋都燒紅了。

　　今天回想起來，真是痛心疾首。轉移可以，為什麼要燒!坦白地講：轉移的是「文革」的有關材料和日記;燒毀的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寫的雜文、評論和詩詞。當時我想象不到後來會「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轉移的材料是怕暴露我們的「派性活動」;而燒毀的材料，就是在「文革」期間也是犯忌的。怕一旦被人發現，會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可惜呀，要是保留到今天，說不定因為 我在「文革」期間就對時政多有指責、評論，會承認我和「四人幫」不是一夥的;當然也可能更糟，說不定又會因為我的一些「民主」言論，而被定為「六四」小兒們的鼻祖呢!

　　燒過之後，還是睡不著。想著黨和國家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自己和家庭、孩子們未來將會是什麼樣子。除了自己要想好，明天對戰友們又該怎麼講，當時就好像我有責任必須得向大家交待清楚似的。

　　第二天，我家果然又成了接待站，高峰時竟有十多人在一起交談。除了談「宮廷政變」、怎麼應對，還不時議論些「小道消息」。

　　我對大家講的主要對策就是：「對上，態度明朗，堅決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下，調子不變，和劉光濤鬥爭到底;對外，無事一樣，不要人為地緊張;對內，告訴大家，要做好挨整的思想準備。」

　　其實 ，這四條對策是三假一真：我們根本就不擁護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提出這一條是為了「不犯大的政治錯誤」;說是「和劉光濤鬥爭到底」，其實我們心裡明白—— 再也鬥爭不著了，無非是用反對劉光濤來掩蓋反對華國鋒;對外「無事一樣」， 無疑是故作鎮靜;告訴大家 「要做好挨整的思想準備」，這才是真的。

　　說是這麼說了，心裡總是平靜不下來。街上不是「大字塊」，就是遊行隊伍。聽肖榮說，省委機關的人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他還看到於洪亮領著喊口號。我說：「勞模也許會比造反派的命運好些。」肖榮說了兩句精闢的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些人哪，他二娘嫁給誰都照樣喝喜酒。」又說：「我看他和咱們是八月十五的豬和過年的豬，早殺晚殺—— 早晚也得殺!」後來這位曾一度身為中央委員領著喊口號的省委書記，被削職回到了拖拉機配件廠，鬱悶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就死去了。

　　又過些日子，省里開始有行動了，省財貿辦讓牛成山作檢查;省委辦公廳辦張永昌的「走讀學習班」;省農業辦催我去「領工資」。農辦幾次來人找我，家人不是說我不在家，就是說去帽兒山了。轉眼春節快到了，我去不去「領工資」，和家人商量一番。大家都知道早晚也得去，這一去說不定得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回來。母親讓我去帽兒山，叔叔讓我到他家去過春節，夫人主張在家和孩子們過個團圓年……為此，我這位曾被楊易辰戲稱為「職業革命家」的造反者，卻讓妻兒老小困擾得憂心忡忡了。

　　最後終於和子女們過個團圓年，初一又回到了叔叔家，決定過了正月十五就去「領工資」。

　　為什麼總提「 領工資」呢?原來還有這樣一段過程：粉碎「四人幫」前，省委就決定讓我在家「待分配」， 每月都是農辦派人把工資送到家來。粉碎「四人幫」后，突然停發了我的工資。這時明明是要辦我的「學習班」， 又不直說，我就將計就計：不去「領工資」和「逃避進學習班」，性質總不會一樣吧 。

　　誰知省委又來個損招：你不是說去帽兒山了嗎?他們就派人到帽兒山去找我，沒找到后，就說我潛逃了。並在車站、機場、滿洲里和綏芬河等口岸到處張貼對我的「通緝令」。省 圖書館的張志誠，從綏芬河給我拿回一張「通緝令」，我就更清楚了：這是下狠茬子了，年也過了，節也了啦，我該去「領工資」了。

　　正當我準備要去的時候，他們到叔叔家把我拘捕了。

　　第三章  公安廳五處預審

　　於子清捋順案情

　　第一個接辦我案子的是省公安廳五處的於子清。此人白裡透紅的臉膛，銀白的頭髮，年輕時肯定是位美男子。哪怕是提問很棘手的問題，也總是態度溫和、舉止文雅。據我所知，公檢法的人是「嘿呼橫——職業病」， 他幾乎一點沒有。我暗想這樣的人怎麼也到公安廳來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感覺，我和他也說了很多心裡話。

　　因為當時還是華國鋒掌權，還沒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省委領導只不過是我們派性的對立面，他們既不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得按「既定方針」辦事，所以追究我們的「罪過」，也只能局限在「 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派性活動上。

　　「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不但都是明擺著的，而且省委已經做過處理，無非是翻翻舊帳而已。

　　這樣，省委就讓專案組在粉碎「四人幫」前後我們的活動和言論上下功夫，以便證實我們是「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反對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這期間我的活動和言論，最初我都是矢口否認的，因為我和大家說過：「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誰知，我的戰友們不幾天就都交代了，而且又說得那麼清楚，我還暗自罵這些人是「軟骨頭」!

　　有一天，於子清照例還是問那些老問題，我也照例還是回答「不對」、「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 於子清還是像往常那樣微笑著，可是那位總是拉著長臉的女書記員火了。她說：「劉雪峰，都多長時間了，沒功夫跟你閑扯了，於處長，拿給他親自看看吧!」

　　這時，於子清拿出一個省革委製作的筆記本，在我面前晃了晃：「劉雪峰，你認識吧?」然後他拿在手裡翻弄著，邊翻邊念：「毛主席屍骨未寒，就……」，「九中、樹先、德友來看我……」，「東升是個有骨氣的人……」

　　我又瞟了一下那個小本，那不正是我落在叔叔家的那本日記嗎?壞了，不但我又讓人抓住了把柄，這不又殃及了朋友們嗎?當時我要不是為了及時躲開這個日記本，又怎麼會在那個狗東西面前受辱呢?

　　於子清看出了我的心思，沒等我問，他就說：「你走後，是你叔叔追出來喊道，『雪峰的書包落在這了』。日記就在書包里，是他主動交出來的。」我想：叔叔怎麼這麼犯傻。此時，我還是一聲不響地坐著。他接著又說：「你就不要多想了，就是沒有這本日記，問題也遲早會搞清楚的。」

　　後來人們談論這段往事時，有人曾誤會過我，「劉雪峰把我們全供出來了……」至今想起這日記本的失誤，仍是追悔莫及。

　　於子清是個好人，他向我交了底：「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也無非就是那麼些事。至於粉碎「四人幫」后你們那些言行，也是思想認識問題。他盯盯瞅我一眼，又說：「又來了這麼一本日記，你不說清楚，我們也不好交差。」

　　不久，於子清又轉交給我一封張九中寫給我的信，總計約十四五頁。這之前我就聽人說「張九中也進來了」， 後來又聽說：「他態度非常頑固，而且用絕食來要挾!」我暗自佩服：「九中是個好樣的!」

　　可是突然又接到他的一封親筆信，大意是：我們都是相信黨，熱愛黨的;華主席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我們對他誤會了;「四人幫」是階級敵人，打倒「四人幫」不等於背叛毛主席;干過的事、說過的話都認帳吧，對抗是無出路的等等。最後說他一切都如實交代了，希望並相信我也能早日醒悟，黨和人民是能夠諒解我們的。

　　看后，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一句話也沒說，心裡暗罵：「叛徒!」張九中把我們的活動和言論交代得清清楚楚，好些我都忘了的細節，他都描繪得栩栩如生，我真佩服他的記憶力。

　　我結案回家后，他曾通過別人試探要來看我，我拒絕了。今天回想起來，我不該這麼責備他，他當時也是被逼無奈，何況如今又有誰沒背叛呢?整人的、被整的;勝利的、失敗的不全都背叛了嗎?想到這些我不但自責，還恨不得馬上就去看看這位張兄呢。

　　粉碎「四人幫」前後的活動就是議論。議論的內容主要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將來又會怎樣，我們個人的前途和命運等等。因為是背地裡胡扯，又是和一些觀點一致的老朋友們在一起，就什麼犯忌的話都敢說，這便成了後來「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為『四人幫』鳴冤叫屈」的罪狀。

　　當談到「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時，大家都很欣賞牛成山的那段話：「人家在被窩裡睡得熱乎乎的，說叫人家去開會，到了人民大會堂就把人家抓起來了，還說人家搞陰謀詭計，我一時想不通。」

　　那時我們也都有類似的議論，什麼「先下手為強」了， 什麼「都是為了權」了等等。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當時的分析、判斷還是準確的。這從今天無數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回憶錄中，已經得到了證實，葉劍英、王震和汪東興是立了大功的!

　　在議論華國鋒時，我說：「他是馬林科夫式的人物，也擺脫不了馬林科夫的命運，終將被赫魯曉夫所取代……」

　　很快我的預見一一得到了證實，就連辦案人於子清也不得不說：「雖然判斷是準確的，但是立場是錯誤的。」其實能說我的「判斷是準確的」，就是對我的肯定;因為他是「辦案人」， 所以也不得不說我的立場是「錯誤的」。

　　有一天，張九中、王樹先、孫德友到我家，張九中問我：「你怎麼沒掛華主席像?」我說：「掛那個雞八玩意兒呢!你們看，他下巴上要是有個把兒就好了，把他的頭髮可以當毛刷使。」就這幾句話，說我「辱罵英明領袖華主席」，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罪過。

　　所以當時主管清查的那位省委書記曾評價我：「論思想——最反動;論語言——最惡毒;論態度——最頑固。」 後來如果不是華國鋒倒台，《刑法》又不追究言論的責任，恐怕我的處境就會更難了。說不定最後送中央「平衡」時，評一個也會評上我。

　　第四章看守所日漸興旺

　　「邵部長」大鬧省廳

　　又過了些日子，看守所士兵告訴我又來了兩個，都是你們一夥的，一個是聶世榮，另一個是邵岩城。

　　聶世榮遲早會進來，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可是邵岩城進來卻很出乎我的預料。這個人看似性情魯莽，其實也是粗中有細。「批林批孔」以來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人稱我的「作戰部長」。就他所乾的事，都與我有關，他的全部活動，也沒有哪一件事可以構成被抓的理由，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抓他是為了掌握我更多的證據，說明是對我下狠茬子了。

　　聶世榮初進來時顯得很規矩，除了被提審就是看書寫材料。據看守說：他向家人要來英語書，正在攻讀英語。

　　邵岩城卻大不一樣：不是提點什麼意見，就是要生活日用品，要麼就找辦案人或所長談話。有個看守說了一句 「就你事多」，被他臭罵了一通。

　　有一天監室里停水，需要到門口的一個龍頭接水，正好是R所長值班，他問我想見見邵岩城不。我一是想看看他，同時打聽一下情況，順便溝通幾件事。R所長就把看守支走，讓我們倆同時拿盆到門口的水龍頭去接水。這樣，我就和邵岩城在看守所內見上了一面。

　　這次見面時間倉促，又得壓低聲音，就像電影、戲劇里地下工作者秘密接頭一樣。互相問候一下后，他介紹了一點外邊的消息，我們就幾件事又統一了說法。當時覺得這是一次有益的會見，後來表明毫無實際意義。不管怎樣，對這位R所長，我還是非常感謝的。

　　有一天晚上，我心很煩，躺下后怎麼也睡不著了。偏偏趕上有位看守在鞋跟釘了釘子，走起路來碰在走廊的地磚上，發出咔咔的響聲。我起來建議他輕點走動，告誡他兩三次，還是照樣走來走去。我發火了，推開小窗，對看守喊道：「你算什麼東西?老子是『新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不是什麼反革命，你他媽規矩點!」

　　經我這麼一喊，看守消停了一會兒，接著他又走動起來了。我正要起來和他爭吵時，只聽邵岩城在那邊罵起來了，而且使勁地敲打木門，邊敲邊罵：「把你那馬掌釘拿掉!把所長叫來!」

　　果然把值班的所長驚醒了，過來安撫我們幾句，那個看守也就換崗了。

　　過幾天，不知什麼事惹惱了邵岩城，不再對內敲門叫罵了，而是乘省公安廳幹部作間操的時候，他打碎玻璃窗，用報紙捲成個筒對外廣播，他喊道：「這是非法的拘禁，這樣久拖不放是不人道的行為……省委的一些人在搞挾嫌報復，劉光濤之流決沒有好下場!」

　　聽說有一次他還絕食好幾天，最後答應了他的一些要求，才恢復正常。從此，邵岩成廣播站幾乎天天準時廣播，公安廳、看守所的人多次勸阻也不停。

　　有一天直到快吃午飯了，他還在廣播。N所長就來找我，讓我勸勸他。我就對他喊道：「老邵，快吃午飯了。」 並學著日本電視劇一休師傅的口氣說：「今天就到這裡，就到這裡吧!」他果然停下了。N所長說：「他還是聽你的。」我說：「不，他是給我面子。」

　　在省展覽館宣布把我們仨正式逮捕后不久，老邵一點動靜沒有了。後來看守告訴我：「已經被轉移到市局去了，領導說他在這裡把整個看守所的秩序都攪亂了，對你們也有不好的影響。」

　　邵岩城文革初期曾是「財貿總團」的負責人之一，是我下令把這個總團解散的。要知後來邵岩城竟有這樣的表現，悔當初我不該做出那樣的錯誤決定。

　　第五章省展覽館萬人集會

　　仨「反革命」當場逮捕

　　在萬人批鬥大會之前，省直農口曾在省展覽館劇場召開一次專門對我的批判大會。由金浪白主持，侯傑作批判發言，農口各廳局都表表態。

　　我被押上台時，對陪我來的省公安廳馬科長說：「過去常在這裡開會批判別人，今天輪到我了。」他也不客氣地說：「你就別發感慨了，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

　　上台後 ，我和主持會的金浪白對視片刻。我想他的潛台詞一定是「你也有今天，我讓你再『無所謂』!」我心裡也在暗罵：「這老雜種，怎麼還沒死!」

　　我和侯傑的個人關係很好，他在綏化時也是主管農業的，我們倆上下對口，所以經常有聯繫。潘復生在處理包琮和孫子元的問題時 (把已經結合到綏化地區任革委會副主任的包、孫撤掉，送幹校學習。) 也是讓我找丁子峰和侯傑來配合的。可見我們不但有工作聯繫，還有過共同的秘密使命。沒想到侯傑剛調到農辦不久，就上台來批判我。

　　因為在農辦也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了，除了劉思聰、金浪白和那麼三四個人以外，劉潛、潘季遙、李瑛等大多數同志，和我的關係都很好。我想侯傑也是不得不接受這個任務。

　　誰知，他心裡發怵，總是念錯稿。在念到「我們就是要大幹社會主義，大幹了還要大幹」時，他卻念成「我們就是要大幹修正主義，大幹了還要大幹」。全場一片鬨笑，當時我站在台前，也回過頭來微笑著看他一眼，心想：這位老兄總算說了實話。我這回頭一笑，又引起會場一陣鬨笑。

　　我被解除關押后，侯傑已經當了黑龍江省的省長。當時有件事，有人曾建議我去找找侯傑，我說：「寧可事不辦，我也不想求任何人!」他到水利部后，我們在黑龍江省駐京辦事處曾見過一面。當談論起現時的政策時，我開玩笑地說：「如今真的可以大幹修正主義了。」他笑了笑說： 「你還是那個樣……」

　　還有一次我在北京韓潮家，開始不知他在給誰打電話，只聽他說：「侯大哥嗎?我是韓潮，雪峰來了，想去部里看看你。」說完把手機交給我，說：「侯傑。」我接過電話說：「我很好……沒什麼事，就不去看你了。」說完就把手機關了。

　　當時侯傑又是建設部部長了。放下手機后我對韓潮說：「我沒什麼事，去見他幹什麼?」韓潮說：「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就是能裝，沒事常聯繫聯繫有什麼不好!」

　　如今侯傑兄已經去逝，多少記憶也不如那兩句話深刻。每當我一回憶起侯傑，耳邊就響起了：「我們就是要大幹修正主義，大幹了還要大幹!」

　　又過了些日子，剛吃過早飯，就見外面來了好多警車。車燈閃動、警笛鳴叫，一片殺氣騰騰的氣氛。心想：今天有節目了。不一會兒，幾個武警給我帶上手銬，推上囚車，伴隨著警笛聲，被押到省展覽館劇場。

　　這次可不是在台上了，而是在台下面對著觀眾，和聶世榮、邵岩城並排站著。

　　這是粉碎「四人幫」后最大的一次批判會。後來聽說設了很多分會場，掛線聽實況轉播，省直各廳局幹部、哈市和松花江地區以及中直在哈單位和大專院校的幹部都聽了廣播。

　　省直農口批判會時，我在後台還看到了我的老同學賈惠霖，他本來是省展覽館的一位科級幹部，卻讓他穿身藍大褂搞衛生。而這次來時卻不見了，後來知道他被責令在一間辦公室里呆著，散會後才讓出來。

　　同樣，我的愛人在汽車公司;我的叔伯弟弟劉德軍在拖拉機配件廠，這次開批判會時也是由政工幹部陪著，不讓出屋，散會後才讓回家。我這位高呼「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的紅色造反者，此生嘗盡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

　　會上，我想回頭看看，被武警制止了。可是掃一眼也基本看清楚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基本都是當年站在我現在這個位置上被批鬥的「走資派」;再往劇場看看，也都是些較熟悉的面孔。也就是這些較熟悉的面孔，幾年前他們還振臂高呼：「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今天，還是這些較熟悉的面孔，又在振臂高呼著相反的口號……可憐的人們，不幸的人們!

　　不知我的什麼表情，惹怒了「群眾」，會場頓時發出了「讓劉雪峰低頭!」的喊聲，接著就連續發出：「打倒『四人幫』的殘渣餘孽!」，「不低頭認罪絕沒有好下場!」等口號。這時躥到我跟前一個人，氣急敗壞地喊了句：「劉雪峰，讓你低頭呢! 」我白了他一眼。

　　會場還是喊聲不斷，似乎我不低頭批判會就無法進行了似的。這時，公安廳的一位幹部走到我身旁，急匆匆地說：「劉雪峰，今天是寬嚴大會。李(力安)書記讓我轉告你，今天態度好壞，決定對你最後怎麼處理，希望你配合!」我沒理睬他，仍然昂首掃視劇場。心想：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這頭是絕不能低下!

　　就在這次會上，宣布對我們仨「從嚴處理」，併當場正式「逮捕 」。 此前叫「拘捕」，顯然是又升級了。罪名是：「『四人幫』在黑龍江的黑爪牙、幫派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

　　當我們被押出會場時，刷地一下形成了一道人牆，不知他們是想看看這三個怪物呢，還是想爭睹這三位「反革命」的風采。

　　第六章三十八大壽討吃喝

　　「反革命」檢閱勞改犯

　　翻來覆去就是那麼點事，日子一長早已心生煩悶。這一日來了幾個搞外調的，臨走時他們閑嘮，其中一個說：「明天是四月十八，到極樂寺看看。」說者無心聽者留意。陰曆四月十八正是我的生日。

　　回到監室，躺在床上，回想這三十八年來的一幕一幕，好不悲涼……

　　我小時候就聽母親說過：我是日出卯時出生的。有個算命先生曾為我算過卦，說我原是天上一個什麼神仙，因為犯了錯誤，被貶到人間。乘開廟門的時候，偷著跑出來了……

　　原來我還是個天上的「下放幹部」。我不但這一輩子老犯錯誤，生前還曾經犯過錯誤，不知死後我還會不會再犯錯誤?

　　這段時間我經常牙痛，第二天早飯又是剩饅頭。吃一口我就叫來看守，讓他去換新的。看守以輕蔑的口氣說： 「不是你當官的時候了，就將就點吃吧!」說完把窗門使勁一關。我怒不可遏，隨即把小窗一推，罵道：「你算什麼東西，敢對老子這樣!」他為了氣我，耍個鬼臉。當時我一手拿著饅頭，一手端著稀粥，順勢把粥揚了他一臉，並把盆、碗全扔了出去。

　　這時，又來了另一個看守，我對他喊道：「去告訴你們所長，老子今天三十八大壽，煮點雞蛋、做個麵條。」

　　不一會兒，N所長來了，說已經讓人做去了。還告訴我今後有事找他，別和戰士吵。最後，給我煮了六個雞蛋，還做碗麵條。可是吃了雞蛋也沒「滾運」，還是被關押在這裡;吃了麵條也未必長壽，後來發現我被關押這五年，得了一身重病。此舉無非是為發泄一下而已。

　　出口「他媽的」， 聲聲稱「老子」，還自封為「新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今天說來有些令人難以置信。可是在當年、在當時那樣具體的條件下，卻是活生生的現實，甚至比想象的還要粗野、還要狂妄。我認為監獄這類環境只能是一種懲罰、威懾的手段，絕不是改造、教育人的好辦法，結果只能鍛造出一批更堅強的反革命來。

　　至於「新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那是對照當時習慣說「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言的。其實自稱「新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是為了炫耀自己，而是表示對一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淡漠與輕蔑。

　　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說我最大的見識，就是認識了無數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為了「解放」、「結合」他們是那個樣;參加 「三結合」后又是那樣;文革後期是那個樣;粉碎「四人幫」后又是那樣。各個不同時期，有著各種不同的臉譜和形象，回想起來都叫人好笑!……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基本都是如此。總之，很多人很多事和小說、電影里所描 繪的是截然不一樣的。

　　我有顆蛀牙漏了神經，有時疼得厲害。經過幾次要求，終於同意帶我出去治牙。

　　這時，公安廳院里正在挖地溝，把看守所門前的路都堵死了，進出需要在挖出來的土埂上走很長一段路。深深的溝、高高的土埂，人沿著土埂走時，一排排挖土的勞改犯都看得很清楚。

　　我一個人出去治牙，卻坐滿了一車人：所長、幹警和三個武警。回來時，有七八十勞改犯正在挖地溝。當我們走上土埂時，勞改犯幾乎都停止了幹活，向上張望。我滿臉胳腮鬍子，而且走在最前頭，後面又跟著所長和武警戰士，一看便知我是「犯人」。

　　不知為什麼，勞改犯都在向我行注目禮。不一會兒，幾個帶頭的竟向我舉手敬禮。我正在好奇，只見齊刷刷的一片，幾乎所有的勞改犯都在向我舉手敬禮!

　　我被感動了，也情不自禁地挺挺腰板舉起手來，向他們還禮!直到看守所門前，走下土埂后才把手放下。N所長幾次催我放下手，並說：「他們都是勞改犯、是犯人 ……」我說：「我現在也不是什麼好人，禮尚往來嘛!」

　　就這樣，「現行反革命分子」劉雪峰，在省公安廳大院，公開檢閱了勞改犯。

　　第七章牛韓張陸續進帳

　　王守信刑前作客

　　又過些日子，牛成山、韓潮和張永昌陸續都進來了。

　　「批林批孔」時，我和聶世榮等推舉牛成山領頭。粉碎「四人幫」后，「牛頭」自然難於倖免。可是因為他和楊易辰的特殊關係，楊易辰一直保著他，使他晚進來二年。楊易辰被胡耀邦說成「頂門杠」后，被免去了省委書記的職務，也就沒人再保牛成山了。

　　韓潮隨著潘復生的垮台，早就銷聲匿跡了。「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也沒參與什麼活動。他進來恐怕是算他在「文革」初期的老帳，因為他當時主管公、檢、法，難免要得罪過一些人，看來這意味著新帳、老帳要一起算了。

　　張永昌雖然只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但是他兼著「動態組組長」的職務。這個組是專門搜集省直各部委、廳、局主要負責人的思想、言論和動態的，當時我給他們起個雅號—— 特務隊。我們策劃把張永昌「逼上梁山」的大字報標題就是：《劉光濤後院起火——特務隊起義了》。

　　正在省委要辦我們的學習班時，我曾到張永昌家找過他。鼓勵他要頂住，要在困難的時候經得起考驗……結果在任仲夷找他談話時，他把我這番話告訴了任仲夷。後來在一次省直大會上，任仲夷把我找張永昌鼓勁兒的事講了，並說：「像劉雪峰這樣的派性頭頭，改也難!」

　　該進來的基本全進來了，我也就不再孤單了。

　　因為忙於對新來這幾位的審訊，抽空又給我派上了別的用場——拉到工廠去，開批鬥會，肅清我在工廠的流毒。據說原準備拉我到三個工廠肅流毒，即：電錶廠、車輛廠和香坊木材廠。可是因為電錶廠這場批判會的效果不好，后兩場也就取消了。

　　記得大約是在七八月，我被拉到了電錶廠。這是非常熟悉而又有感情的地方，不但過去我常來，還有很多朋友和戰友。

　　一進廠門，只見院心廣場上坐著一兩千人，我被解下手銬安排在樓內候場。

　　聽得外面一陣口號聲后，會議主持人大喊一聲：「把劉雪峰押上來!」我被兩名武警架著胳膊押進了會場。我向會場掃視一下，只見坐在地上的工人們都在獃獃地看著我。我又往旁邊一看，我的戰友張連順、李華友、王元琛面對著群眾，並排坐在小板凳上，顯然是來陪斗的。

　　開始時會場口號聲不斷，還有點鬥爭的氣氛。可是幾個發言都枯燥無味，天又熱，加上太陽曬，有些人早已昏昏欲睡了。臨近結尾呼口號時，只見群眾的手臂似舉非舉，也沒有幾個發出聲的了。

　　臨走時，又給我戴上了手銬。我回過頭來深情地看著那三位難友，舉起戴銬的雙手，向他們致意、告別。此舉又引發會場一片笑聲，我被推上了警車。

　　過些日子我的隔壁又來了新人，我問看守這位是誰，告訴我是個女的，還說和我們「不是一夥的」。

　　又過幾天，看守告訴我此人名叫王守信，是個大貪污犯。過去這裡只關押「政治犯」，怎麼貪污犯也押到這裡來了呢?

　　不久就把王守信槍斃了。看了劉濱雁的《人妖之間》， 才了解我的隔壁原來住著這樣一位人物。後來看守所的人告訴我，因為對她是否判死刑省里有爭議，在等待上級批複時，暫寄押在省看守所里。

　　王守信死前到省看守所作客，給我們帶來一些好處：處決她那天早晨，我們主食不再是饅頭，而是麵包夾火腿;午飯多了好幾樣菜。當時我也納悶兒：今天是什麼日子，竟這樣改善生活。過後才知道，我們是借了王守信的光，吃的是王守信的「斷頭飯」。

　　轉眼又 20 多年過去了，社會上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王守信那點「業績」今天看來實在是小菜一碟;劉賓雁也因涉嫌「六四」事件再遭貶斥。回過頭來看，有些事還是很耐人尋味的。

　　且不說王守信該不該殺，金額不過幾十萬，又不是全攫為己有，還有通常的「小金庫」之類的情節，這要是該殺，不知今天還能剩下多少不該殺的?

　　我年輕時就很欣賞、同情劉賓雁，不管大右小右，反正我們都右過。後來我「左」了一下子，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右。

　　不過我對他這《人妖之間》還是不敢苟同的。

　　其一，他非把王守信設定為「造反派」不可。前些年我到賓縣時曾專訪過王守信的舊相識，說她只是參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普通活動，而不是什麼「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 他們說：「如果王守信也可以被認定為造反派，全中國恐怕就沒有多少人不是造反派了!」

　　其二，王守信這樣的小巫竟遭此筆伐，並把她置身於「人妖之間」;劉賓雁為什麼不拿出點筆力，去伐一伐那些大巫們、那些真正的妖魔鬼怪呢?為什麼不去探討一下：「人妖之間」的人該死，而那些真正的大妖們卻活得那麼滋潤、那麼風光呢?

　　我認為：不是筆力不足;而是膽識有限!

　　第八章一年一個班子輪迴戰

　　五年五個班子案難結

　　自從於子清第一個接辦我這個「案子」后，又換了四伙「辦案人」， 幾乎是一年一夥。大約在宣布我們仨正式被捕之後，就移交市公安局「立案偵查」了。這樣下放一級有個好處：市法院判決后如果上訴，由省法院就可以終審判決了;如果仍由省里辦案，最後交省法院判決，如果上訴就得訴到最高法院去了。對我們這些小人物也無須走這樣的過場。

　　交市局辦案后，記得有兩個姓趙的，還有一位就是他們稱為徐局長的人，至今我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這些人辦案就不像於子清了。有時威嚇，有時挖苦。常言說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況我早已經是半仙之體了，根本不在乎他們。按照我當時的話講：死人難道還怕鬼嗎?所以也發生了無數次辯論、抬杠、叫號之類的不愉快。

　　這時，他們對我的基本調子已經表露得很清楚了：只要是我能認罪，完全可以不移送市檢察院。

　　可是他們認為我不但「拒不認罪」， 而且「態度一直不好。」辦案人對我說：「江青、張春橋也沒認罪，照樣該咋判咋判!」我說：「你們該咋判咋判吧，我就是沒罪!」辦案人氣急了，也忘了必要的修養，指著我的鼻子：「你等著!」我也忘了我還在押，對他喊道：「你隨便!」就像兩個小孩在吵架。

　　有一天，他們讓我在「供詞」記錄上按指紋。我說：「這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有辱人格，應當廢除，我只能簽字。」

　　有位姓趙的說：「我告訴你，我是從王洪文專案組才調回來的，王洪文都得乖乖按指紋，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說：「比王洪文我也沒有什麼不了不起的，王洪文能按，我不能按。」

　　十一屆六中全會後，有一天又提審我。辦案人問我：「你不總是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並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沒錯你就沒錯嗎，現在不但文化大革命錯了，毛主席也有錯誤，你應該怎麼認識了?」我說：「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錯了，那是我們黨和毛主席的事兒。我只是應該逐 步提高認識、轉變觀念，但是我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承擔任何責任。你們誰沒參加過文化大革命，全國人民誰沒參加過文化大革命，難道……」沒等我說完，他就厲聲厲色地打斷了我：「劉雪峰，過去我們就聽說過，你說話都是帶標點符號的，今天終於認識你了，還是個詭辯能手!你能和廣大群眾相比嗎?你在黑龍江幹了多少事?再不醒悟，將自食其果!」又一次，讓我寫「學習心得」， 通 過 學習《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胡耀邦的 《講 話》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談談新的認識。我照例誇誇其談一番，在「但是」之後，談了三點意見：第一，這樣沒完沒了地談認識，我談膩了;第二，「就是把法律解釋出花來，也貼不上我任何罪名」;第三，此後能把我定為「歷史反革命」，也不應再定為「現行反革命」了。這樣久拖不決，無疑是在「慢性殘害人」哪!

　　他們認為我這份「學習心得」，是「思想立場沒有轉變」、「態度不老實」，並把這份材料上報了省委。李××的批複是：「劉雪峰不收回『學習心得』並做出相應的檢查，暫停進行。」

　　他們摸透了我急於要求結案的心理。無奈，幾天後我又寫了一份檢查，要求儘快結案。可是結案的結果卻是三個罪名：「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 「誣告陷害罪」，並移送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繼續審理。

　　哈爾濱市人民檢察院是第五套班子，為首的叫程仁志。當時他還是位處長，後來聽說當了哈爾濱市司法局長，前幾年不幸病故了。此人黑紅的臉膛，大大的眼睛，雖然不苟言笑，態度卻也溫和。他接到市公安局移送的偵察結論是三個罪名，經他一審理，把后兩個罪名都抹掉了。至於保留個「陰謀顛覆政府罪」，那也是根據上頭的精神。憑我的直覺，如果讓程仁志有權獨立辦案的話，我相信他會把我無罪釋放的。

　　幾年前，我真誠地想去拜會一下於子清和程仁志，可惜都去世了，真是「好人無長壽」!如果他們在天之靈有知，我願在這裡再次道一聲「謝謝」!

　　第九章看守者同情造反派

　　諸所長裝痴莫奈何

　　剛到看守所時，一切都不習慣。有一天提審回來，坐在床前伏在桌子上想事，只聽走廊里的腳步聲走到我這裡就停止了，一雙大眼睛盯盯地看著我，我很反感。以為他看一會兒就會走，可是他一動不動，看個沒完。

　　當時我雖然已經是快四十歲的人了，又是個「在押犯」， 按理也應該忍著點。可是我撕條報紙，吐口唾沫，過去把觀察口糊上了。我回來剛一坐定，只見他打開送飯的窗口把手伸進來，又把紙條撕掉了。我正要上去罵他，他卻在送飯窗口和我搭上話了。問我：「你認識××不?」我頓時明白了，此人不是惡意。我說：「怎麼不認識，是我的朋友。」 他說 ：「我是他外甥，他讓我向你問好，有事可 以找我。」

　　這便是我在看守所的第一位朋友，他是從大興安嶺來的，還為我送過幾次信。後來不知他是轉業了，還是害怕了，逐漸也就斷了聯繫。

　　有一天我要見所長，要求和辦案人談話，值班戰士是個獃頭獃腦的人，一頭自來卷的頭髮，說起話來有些口吃，他說：「只有我一個人，等再來人時我才能離開。」我喊了起來：「讓你去你就去，你離開這兒我還能跑了嗎?」這時，又走過來一位，這個獃子說：「我們班長來了。」

　　這位班長面目清秀，急忙走上前來，連說：「我去，我去。」不一會兒就把所長叫來了。從此，我又結識了這兩位朋友。他倆都是龍江縣來的，直到現在我和班長還保持著密切的交往。

　　當班長即將複員時，我又結識了另一位看守，是伊春人。後來才知道，此人就是用槍托撞門的那位。因為他個子矮小，挎上槍不大協調，轉身時槍托碰門上了。為此我還訓斥過他，真是不打不相識。

　　就是這四位，把我的文稿、筆記等材料及時轉送出來了，並使我和外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我被釋放前不久，班長已經複員，只好把大部份材料交給了第四位朋友。誰知在韓潮喝酒事件后，對他們管得嚴了，而且有幾位戰士已經受到了處分，他不得不把材料全燒了。如果能保留到今天，那裡還有很多可取的文章和詩篇，實在可惜了。

　　其實這些武警戰士很清楚我們的身份和處境，他們不但恨不起來，而且表示同情。這些人顯然不是被我們收買的，那麼為什麼會擔著風險又情願這麼做呢?這裡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風報信對我們這些「在押」的人，除了起著精神安慰的作用，對內對外也多少有些幫助。

　　有一天，聶世榮傳過來一張紙條，說他正在為是否在法庭上進行答辯而矛盾，希望聽聽我的意見;他還寫成了《答辯狀》的草稿 ，也希望我看看，並幫他改一改。

　　當即我就給他回了封簡訊，講明：判不判，怎麼判都是由省委決定、經中央批複的。審判、請律師、讓答辯都是走形式，毫無實際意義。我們要利用法庭，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就是死了也是個明白鬼!

　　對他送來的 《答辯狀》，我也仔細看了兩遍，對精彩的部分加批讚許;對欠妥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見，還幫他改寫了幾處。

　　我鼓勵他不是為了駕弄他，而我自己也真是這樣想、這樣去做的，這從我自己的《最後的陳述》和《答辯狀》里完全可以得到證實。心想：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轟轟烈烈地干過了，阿 Q 走上刑場時還想唱句：「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最後還能喊出：「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而我們是真正的「紅色造反者」，死也要死得壯烈些!

　　可是最後他被判了八年，而我因為沒有「行為」，被中央「平衡」下來了，雖然也被定為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關押了五年，最後卻被「免予刑事處分」了。為此，我內心很不安。特別是曾聽聶世榮對我說過：「上邊定的是 6—8 年，因為我這一答辯，才決定判為 8 年。」我只好帶著歉意並玩笑地說：「這二年就記在我的帳上吧!」

　　傳遞消息，對外面的人有時也能起點作用。有一天，韓潮遞過來一張條子，說外調人讓他證實韓××是不是「捍聯總」副總指揮。他說：「記得有他」。我馬上傳過去一個紙條告訴韓潮：你應當說「記得沒他」， 可以推說我最清楚。他隨後又向外調人員說他記不準了，劉雪峰能說清楚。然後，外調的人又找我來核實，我一口咬定韓××不是副總指揮。這樣，也許會減輕對這個人的處分。

　　我深知，既然已經處於被整的地位，那肯定是我說好的便是壞;我說壞的便是好。

　　記得我解除看守后，有一天於慶學領兩位處長到我家，拿著省委組織部的介紹信，來核實劉潛和潘季遙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表現，特別讓說清和我個人之間的關係。

　　我就對他們說：「表面上我和劉潛、潘季遙的關係很好，其實他倆膽小怕事，在關鍵的時刻一點不支持我，還總潑冷水。表面上我和金浪白有矛盾，其實我最佩服的就是他，有膽有識，背後常鼓勵我說：雪峰，干吧，再立新功的時候到了……」

　　他們有點聽不下去了，於慶學就打斷我，笑了笑說：「雪峰，是那麼回事嗎?」我一本正地說：「我這是向組織上說實話，不要被假象蒙蔽了……」這時他們幾個站起來要走，我又問於慶學：「用不用我寫份書面材料，明天送到省委去?」他們幾個對視一下笑了笑，於慶學說：「不用 了。」

　　半個月後，劉潛被任省人大副主任，潘季遙被任東北農學院黨委書記。雖然不是因為我幫了忙，起碼我說他們壞話能起點好作用。

　　還是把話題收回來吧，這些武警戰士的所作所為，所長們是早有察覺的，只不過是睜隻眼閉隻眼罷了。其實所長們又何嘗沒有同情心呢?韓潮耍灑瘋時，我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沒向上彙報;我寫的那首打油詩，他們看完后毀掉了，也沒上報。可見哪兒都有好人，至今我仍對他們懷有感激之情。

　　第十章「韓傻子」酒後大出狂言

　　「劉高參」勸阻火上澆油

　　在「文革」期間，黑龍江的捍、炮之爭后，又出現了潘、汪之爭。最初我在潘、汪之間是中立的，而且主張調合，是被韓潮等人把我推到汪家道那邊的。為此，我曾和韓潮結下了積怨。

　　韓潮也進了看守所，我還有點幸災樂禍：因為他在「批林批孔」期間表面上逍遙，暗中沒少幫劉光濤「呲纓子」，更使我有些反感。

　　進到看守所來，他也有些「格路」。 比如：有一天我吃包子餡里有股汽油味，就要求重做。經我這麼一說，聶世榮也不吃了，也說有汽油味。可是問韓潮時，他不但說沒吃出味來，而且快吃完了。

　　原來拉秋菜時，車上的白菜灑上了汽油。後來從街上又買些包子，我告訴送飯的，不要再給韓潮，他已經吃完了。如果還沒吃飽，就再給他一些自己做的，反正他那個嘴有什麼味也吃不出來。要說我們倆關係的改善，也就是從看守所開始的。這個時候什麼恩怨是非，一切都過去了。什麼事一想開了，也就能互相諒解了。

　　後來聽說韓潮在眾人面前沒少誇獎我，說：劉雪峰是一個「大才子」， 重感情、講義氣，是個好樣的……不管這誇獎符合不符合實際，終究是一種示好的表現，我也開始諒解韓潮了。

　　前幾年我和韓潮的交往更密了，而且又成了好朋友。可是我在《文革日記》中，對有過矛盾的人大都用×××，而唯獨對韓潮還是直接指名道姓。有的朋友問我：「你們既然又成了好朋友，為什麼還這麼寫?」我說：「一方面是尊重歷史，另一方面我是有意通過這種形式側面為他立傳， 為即將寫成的 《韓潮外傳》作鋪墊。」

　　韓潮這些年來簡直又成了傳奇人物：在原中紀委所屬的某公司任董事長;不但住進了哈爾濱開發區的高檔公寓，還在北京有處自己的莊園;曾和七八位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推杯換盞、合影留念;對去北京的原黑龍江部級以上幹部不是直呼其名就稱「大哥」……我搜腸刮肚也找不出對韓潮最恰當的形容詞，另一位朋友脫口而出：「我看在黑龍江也只有韓潮夠『手』!」總之和他在一起，什麼大事都變小了;什麼愁事都變沒了。

　　韓潮自稱「韓傻子」，當別人面常說我是「劉高參」。 其實我們倆是傻人不傻，尖人不尖，只不過是一個表面上粗點、一個表面上細點。韓潮因這「傻」、「粗」佔了不少便宜;我卻因為這「精」、「細」也吃了不少虧。

　　韓潮說過的話，再審時完全可以推倒重來。我說過的話必須得說話算數;審訊的人正問得起勁的時候，韓潮呼呼睡著了，也拿他沒辦法;對我卻要字斟句酌，分毫不讓。有關韓潮的故事可以講上幾天幾夜，容我在 《韓潮外傳》中慢慢道來。

　　韓潮在看守所中最精彩的故事，當推他那次耍酒瘋。

　　大約是在春節前後，吃過晚飯不久，就聽韓潮在監所里喊了起來：「劉雪峰，你小子是好樣的，過去我整過你，我對不起你，得為你平反……」我心想：現在說這些話有個屁用，你為我平反，誰為你平反啊?

　　接著他又喊牛成山、聶世榮，誰也沒有搭腔。他哐哐拍打著胸脯，聲嘶力竭地喊著：「我十二歲參加革命，十六歲入黨，我在舊社會苦大仇深，憑什麼把我打成反革命 ……」

　　他見誰也不搭腔，就又喊起我來：「劉雪峰，你聽著沒聽著?劉雪峰……」這時，走廊里傳過來一陣酒味，顯然他是喝醉了。這位「韓傻子」這時真有點發傻了，說這些有什麼用。憑什麼，就憑你十二歲參加革命、十六歲入黨，你要是國民黨說不定現在已經進「政協」了呢!他越說越起勁兒，說著說著又罵起來了：「楊易辰我×你媽!」 「李力安我×你媽!」

　　看來他真是醉了，我忙提醒他，也喊著說：「老韓哪，你罵楊易辰行，你罵李力安行，可千萬別罵華國鋒啊。」我學著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秘密聯絡點三百處啊」的調們兒說：「華國鋒那叫英明領袖啊!」他馬上接過就罵：「英明他媽那個×，華國鋒我×你媽!」

　　我見他這哪是醉了，簡直就是瘋了，我又喊著對他說：「老韓，到此結束吧。別再罵了，罵誰都可以，你可千萬別罵鄧小平啊，那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啊!」他又接著罵：「鄧小平……」

　　這時，所長和公安廳值班的都來了，經過好一陣子勸說，韓潮終於平靜下來了，走廊里又傳來一股嘔吐的臭味。事後知道，原來有個慶安的兵，和他關係密切，這天給他拿來一瓶白酒，他一口氣就喝光了，越想越憋屈，就這樣發泄出來了。

　　這一發泄不要緊，從此看守所對我們、對看守戰士監管得就更嚴了。據說不久就安上了監視器，那位倒霉的戰士被開除團籍，提前複員了。

　　為此，所長和專案組的人都責怪過我：韓潮喝醉了，你讓他罵華國鋒、鄧小平幹啥?我說：「話不能這樣說呀，我也是為他好，勸他別再罵了。我說得很明白，千萬別罵這兩個人。誰知我不讓他罵誰他罵誰，這能怪我嗎!」

　　第十一章家屬探監兒女情長

　　辦案人藉機心理戰

　　進看守所頭兩年，也想不到要求見家屬，總以為很快就要結案了。那時既不懂法，又有些朦朧的法的概念，認為不夠罪就得放，夠罪就得判，不能既不定罪又不判，無限期地關押。

　　可是日子久了，從辦案人那裡又得到了一些反饋，心裡大體也就明白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就是這樣。辦案人說得更明白：「假如你無罪，那不等於我們錯抓你了，我們這些人都是吃乾飯的呀!」

　　這樣我就萌發了要見家屬的想法。特別是想見見兒子，不知長多高了，該上學了吧。記得我在家待分配、反省時，只有兒子每天陪伴著我……最後離開家那天，正紛紛揚揚下著大雪，我走出家門很遠，還聽到他喊著：「爸爸回來時，給我買個小白兔!」夫人抱著他，目送我很遠很遠……

　　審查一開始，李××就對我定性三個「最」：論思想最反動;論語言最惡毒;論態度最頑固。——當時我是第一號種子選手。輿論也瞎傳，說劉雪峰最少也得判 20 年。這樣我就和夫人密謀：一旦我進去，為了家人不至於被遣送農村;為了不影響孩子，你就提出和我離婚。所以，此時我也很想見見夫人。

　　這時，辦案人已經是市檢察院程仁志這夥人了。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不過嫌兒子太小，就讓女兒冰潔陪她媽媽一起來了。

　　當我聽說她們倆已經到了時，我既高興又有些惶惑不安。心想：要以革命家的形象出現在妻兒面前，更不能讓辦案人看笑話，不能哭也不能掉淚……

　　誰知，看到夫人消瘦、蒼老了，聽到女兒叫聲爸爸時，心頭一陣難過，我極力剋制自己，不知怎麼，眼淚竟從鼻子里流了出來……

　　我這個女兒最懂事，可是不幸的事都讓她趕上了。我兩次被抄家時，都是她在家，被連續驚嚇兩次，得了一場重病。

　　我被釋放回家后聽女兒講：「兩次抄家都讓我趕上了。有一天，我發現院里有警察，又有兩個人直奔咱家來，我就突然想到可能是抄家。不知是從哪來的靈感，我就迅速把你抽屜里我認為有用的東西和照片裝在我的書包里。他們使勁地敲門、按門鈴我都不管，直到裝完、藏好才去開門。

　　他們非常生氣，問我一些有關你的事，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盯盯地看著他們。其中一個人說『和劉雪峰一個樣』! 」

　　又說「第一次來抄家的人可野蠻了，就像在電影里常看到的土匪、壞蛋一個樣。進門后就各屋亂翻，箱子、床底、小吊鋪都翻遍了，臨走前還下咱家菜窖看看。當翻書櫃時，也不是幾本幾本地拿，而是兩個人將書櫃搬倒，把書揚了一地，就連裝餅乾的盒子也倒出來看看。家被他們翻的亂七八糟，最後揀了幾樣東西，揚長而去了。」

　　最後說：「第二次抄家這夥人就比較客氣了，簡單翻了翻，什麼也沒拿就走了。不過我們學校的教導主任很討厭，隔長不短的就找我談話，我書包里又成天背著你那些東西，心裡真有些害怕，從此我也就不願再上學了……」一聽到這些，心裡真感到對不起妻兒老小。當年總說要聽黨的話，黨的話又老變;總說跟黨走，黨還老犯錯誤。我們這究竟是革的什麼命呢?

　　就在這次會見不久，市檢察院王雲清檢察長親自提審我兩次，說是「交談交談」。第一次，王檢察長對我能認罪寄予很大希望，態度也很溫和，真體現了「交談」的氣氛。

　　王檢察長往那兒一坐，氣派就不凡。他拿出煙后，在桌子上磕打兩下，旁邊一個人馬上拿出打火機幫他點上。他斜著身子，盯盯地看著我問：「你是劉雪峰吧?」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也盯盯地看著他。對他的問話我沒作回答，心想：這還用問嗎，我不是劉雪峰還能是誰?

　　見我毫無反應，程仁志馬上站了起來，對我介紹說：「這位是市檢察院的王雲清檢察長，今天要親自審理你的案子，希望你端正態度，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王檢察長說：「 我早就聽說過你這個人，今天還是第一次見面，我是想親自和你交談交談。主要是怎麼認識你的問題，你先是既不認帳又不認錯;現在是認錯不認罪。這既有一定的進步，又和我們的認定是有距離的!今天咱們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王檢察長又掏出一支煙來，問我：「抽不?」我說：「我不會。」 他接著又說 ：「市公安局在偵察階段就多次給你機會，講明了：如果你認罪態度好，起碼是能認罪，完全可以不移送到檢察院，可是你喪失了這樣的機會。今天我在這裡再次向你說明白，如果你能認罪，我們完全可以不予起訴或免於起訴。希望你不要再失去這最後的一次機會了。」

　　我剛想要回答，又被王檢察長制止了。並說：「你不要輕易表態，不急，咱們也休息一下，你再好好考慮考慮。」

　　審訊氣氛頓時輕鬆下來了，工作人員又給我倒杯水，王檢察長和程仁志他們交談上了。王問程：「劉雪峰家裡還有什麼人?」程答：「愛人和孩子。」 王問 ：「他愛人在什麼單位，孩子都多大了?」程答：「他愛人在市汽車公司，孩子都上學了。」王問 ：「聽說他還有位老母親。」程答： 「對，在帽兒山。也沒人照顧……」

　　我心想：你們這是嘮給我聽的，無非是對我搞心理戰。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一切都顧不得了。有罪沒罪這最後的底線，我是得要把握好的。

　　又過了一會兒，程仁志問我：「你考慮得怎麼樣了，趁王檢察長在這兒，你給個明確答覆。」王檢察長觀察我的反應，見我神色坦然，就馬上說：「不急，今天就到這裡吧，劉雪峰你回去好好考慮考慮，什麼時候想找我談談，我隨時安排。」

　　回到監室后，我真的認真思考了一番：就我的全部問題能構成什麼罪呢?退一步講，就是判了還能超過五年嗎?既然判是五年不判也是五年，我還有什麼必要去違心地認罪呢?

　　過了兩三天，王檢察長又來了。這次態度非常嚴肅，板著臉一言不發，主要是由程仁志來問我：「劉雪峰，這兩天你毫無反應，我們很失望。認罪不認罪是你的態度問題，這態度關係到你未來的前途和命運。免於起訴和判刑的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希望你不要再失去這最後一次的機會。」

　　王檢察長有些不耐煩了，一揮手說：「我們沒時間和你久拖，乾脆說說你的想法吧!」

　　見他煩躁，我倒心平氣和得多了。我說：「王檢察長能在百忙中親自來兩次，給我從寬處理的機會，我表示非常感謝!但是我認為我的問題不是認不認罪的問題，而是有罪沒罪的問題。有罪不認，那當然是態度問題;本來無罪我卻認了，也是你們辦了一起錯案。為了對我個人負責，對你們的熱心幫助負責，我認真考慮過了——確實是無罪可認!」

　　王檢察長站起來了，拍了一下桌子：「那好，你就準備接受黨和人民的審判吧!」說著他就要走。程仁志馬上攔住了他，連說：「王檢察長您請坐。劉雪峰這個人我比較了解，雖然他好激動，有時也很固執，但是他還是有一定分析、判斷能力的。能不能再給他一次認真考慮的機會?」 又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不是我們乞求你，而是挽救你。想通了隨時讓所長轉告我們。」 又轉過身去問王檢察長：「你看這樣可以吧?」王檢察長說了一聲：「好吧。」揚長而去。

　　其實，回到監室里我什麼也不再想了，而是做應訴的相關準備。N所長幾次跑來問我，究竟怎麼答覆，我都說：「你告訴他們——無罪可認!」

　　第十二章 「巴黎大學」潛心修馬列

　　省看守所覽籍著文章

　　看守所里每日只提供《人民日報》，早晚準時聽一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此外，只准看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只是到了後期我才要來《漢語詩律學》等三本雜書。

　　過去我們只是按規定學習馬列的 32 本書，很少有時間通讀全集，全集放在辦公室里通常也只是個擺設而已。到這裡卻不同了，一是有充足的時間看書，又不讓看別的書; 二是有些疑難問題，也想在馬列書上找到理論根據。這樣就逼我在看守所里潛心修馬列了。

　　後來有人問我：「你馬列理論見長，什麼時候學的啊?」我說：「在中國『巴黎大學』攻讀五年，怎麼會沒有長進呢?」開始他聽我說：「中國巴黎大學」還一怔，不一會兒他明白了「巴黎」——「笆籬子」之意也。

　　這一攻讀馬列，對我「改造思想」非但沒有好處，反而使我更懷異議、更頑固了。對照現實的改革政策，越看越像修正主義，特別是看了幾篇為考茨基和布哈林翻案文章后，我得出的結論是：說什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看，除了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外，幾乎什麼都不再堅持了。也許是我領會得不深、不透，總之，我認為學習馬列主義原著，對現時緊跟黨中央肯定 是要誤事的!

　　除了讀馬列的書，沒事時一有靈感就寫點詩、詞什麼的。後來大部分被送信的戰士燒了，剩下的幾篇都是龍江那位班長帶出來的。

　　此間，為一首「打油詩」，還險些給我帶來麻煩。

　　一天，照例單獨「放風」半小時。當時我正在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一時興起，竟在報上題詩一首，名曰：《滑稽歌》。一聽說「放風」，穿上鞋便跟武警戰士跑了出去 。

　　我在那四米高牆上面還有電網的場地里跑著、跳著，盡情地享受這難得的半小時。有時我還唱首歌或朗誦一首詩，有幾次我朗誦《在烈火中永生》，武警戰士竟渾然不知何詩，問我：「這是你寫的嗎?」

　　在這「放風」場，有時高興，有時也頓生感慨。心想，我和關在籠子里的老虎何異。出來后我每到動物園看到那些被關在籠子里的動物，我就想：他們走來走去的樣子，和我在監室內走來走去不是一樣嗎?老虎在那兒眯縫著眼、似睡非睡，此時說不定他正在回想當年呼嘯山林的情景呢……

　　所長來了，樣子有點不大高興，我問：「到點了?」他沒好氣地說：「走吧!」當到了我的監室，他還繼續帶我往前走。我又問：「怎麼，有外調的啊?」他更不耐煩地說： 「走吧! 」走到審訊室后，他遲疑了一會兒又帶我折回來了。打開監室后，二話沒說，把我寫著打油詩的那張報紙在桌子上一攤，問我：「這是你寫的吧?」

　　我也一怔：壞了，走前怎麼忘撕掉了。但是我又鎮靜下來，瞅著他的反應。他有些生氣了：「劉雪峰，你這是寫些什麼啊，你說我們往上交不交，不交吧不負責任;交吧不盡人情，你這不是沒事找事嗎?」我說：「這也沒啥呀，只不過……」他打斷了我「只不過什麼，我們不會寫還不會看哪?」他邊看邊念了起來：

　　滑稽歌 （打油詩）

　　—讀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有感

　　華記華記真滑稽，

　　古今中外數第一。

　　「辦事放心」音猶在，

　　回身「凡是」全挨批。

　　恭請亡靈來佐政，

　　反被老貓一腳踢。

　　哭笑不得真是逗，

　　老大忽然變老七。

　　註：十一屆六中全會後，華國鋒從主席之位跌落到六名副主席之末。

　　所長又生氣地說：「你在這裡沒呆夠啊，咱們彼此配合一下好不好!」說著把報紙撕得粉碎，然後扔到坐便池裡，一按排水鈕，刷地一聲衝下去了。

　　我微笑著向他點點頭，並說一聲：「謝謝!」他將身一扭就走了，說了句：「今後少整這些沒用的!」

　　第十三章五年多功課圓滿

　　似夢醒恍如隔世

　　從王檢察長第二次提審后，我就做好了「接受黨和人民審判」的準備，不但早就寫好了《最後的陳述》，還就市公安局指控我的三個罪名，準備了《答辯狀》，可是，總是沒個准信。

　　這一天早飯後，看守所外警笛聲、汽車喇叭聲、人們忙忙活活的喊叫聲交織一片。比正式逮捕我們和槍斃王守信那天氣勢大多了。我心裡明白了，整理一下幾份應帶的材料，把壓在褥子底下壓出筆直褲線的褲子也穿上了，對著玻璃窗的反光，簡單梳理一下頭髮，端坐在床邊等候著。

　　隔壁的聶世榮被提走了，樓上的牛成山也被提走了。開門時大鑰匙的碰門鎖聲和走廊里的腳步聲，告訴了我這一切。

　　中午他們被押回來了，我想我肯定是被安排在下午了。可是下午，還是重複著上午的過程，又把他們倆帶走了。我有些急了，就敲門要求見所長，問：「為什麼還沒輪到我，到底安排在什麼時候應告訴我一下……」所長說：「你等著吧，有統一安排。」

　　晚上又把褲子壓在褥子底下了，和樓上的牛成山互相敲敲鐵管子，以示問候，可是除了敲敲鼓點，沒有什麼暗號，所以什麼也說不明白。這時心想，如果我們懂點旗語、電報之類的常識就好了。

　　第二天，又把韓潮拉出去了。等了一天，還是沒有我，我就要求看病。

　　A大夫原來在省立醫院時我們就很熟，我來此後也沒少給我關照，找他看病無非是想了解一下情況。A 大夫給我聽診，照例是把聽診器對外的一端放在耳朵里，對內的一端放在臉上。訊問病情時低聲告訴我：「送中央審批時你被『平衡』下來了，主要是你沒有『行為』……」

　　今天回想起來，我還真得感謝楊易辰，在討論我的問題時他說了一句：「劉雪峰這伙子人，是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練是什麼，練就是「行為」。這對我的定性是大有好處的。

　　說起楊易辰還有這樣一段插曲：解除看守后，我出門正巧碰上他和肖瑟在散步。寒暄幾句后他說：「不能總在家裡呆著，得干點什麼。只要是不再扯那套，你就是搞點投機倒把都沒人管你。」為此我很後悔：為什麼沒趁他當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那幾年搞點投機倒把撈上幾筆，何必至今還在攬工程、談生意呢?

　　又過了兩天，知道了判決的結果，仍認定我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考慮到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特定歷史時期的問題」，被「免於刑事處分」了。

　　1982 年 4 月 30 日下午，我夫人來接我出看守所。她拿個包袱皮，把書和衣物包好。當我走出看守所大門時，我邁步總像前面有個坑，夫人要摻著我，我說：「不用。」知道有無數隻眼睛在看著，我想盡量保持良好的形象，可是不管怎麼努力，走起路來還是有點散腳……

　　我們走到革新街時，路旁有個理髮館，夫人建議我去理理髮。理髮中，當我洗完頭，再回到理髮座位時，我罩著白褂，竟在地上轉了一圈。最初，人們以為我是在學唱戲的搞笑呢?又一看我滿臉嚴肅，理髮員又見夫人提個包袱，就說：「剛出院吧?」夫人說：「是。」就這樣圓了場。

　　走出理髮館后，夫人建議我們再到長虹電影院看場電影，我同意了。其實我明白她的心意：這時回去，大家都正坐在院心聊天，等天黑了再回去吧。哪裡有心看電影，只不過是在這裡休息一下，熬熬時間而已。

　　進院兒后，急匆匆走進自己家門。一進屋就看見兒子趴在床上練寫字呢，我走時還要小白兔的孩子，已經是小學生了。我心頭一陣酸楚……

　　第二天，最先來看我的是陳造反、韓守德和張坤。他們的消息很靈通，來安慰我一番。

　　他們走後，我拿出定為「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免於刑事處分」的判決書和夫人商量，市檢察院限七日內對處分意見表態，究竟該怎麼答覆。我的意見是：上訴也沒用，繼續不認罪也不會再把我抓起來。最後的答覆是：同意這樣處理，但是仍不承認犯有「陰謀顛覆政府罪」。 我寫了一封信，讓夫人送到市檢察院去了。

　　我回來前，A大夫就告誡過我：「雪峰，你現在就有些病，回去后要有得一場大病的思想準備，這是通常的慣例，要注意休息，抓緊治療。」

　　不久，我果然得了一場大病，持續高燒，經全面體檢，結果是：肺結核病複發、新得了萎縮性胃炎。多年維持在125斤左右的體重，變成了 105斤。當時的樣子就是一個乾瘦的小老頭。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給一位抱小孩的女人讓座，那位女的對小孩說：「謝謝爺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稱呼。

　　再看看自己的女兒們，已經成了大姑娘了，她們穿起半高跟鞋，不再梳那歪歪扭扭的辮子了，而是披散著頭髮。我不但看不慣而且很生氣，曾厲聲厲色地讓她們改掉，後來夫人勸我：「外面都是這樣，咱們孩子算是最樸素的了……」

　　又過些日子，我終於上街逛逛了。啊，男人留著長發，有的穿著花衣服;女人穿著尖尖的高跟鞋，有的還穿著直掃地的喇叭褲，塗抹得那麼妖艷，從身旁一過一股刺鼻的怪味。街上到處播放著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之類的靡靡之音……我想：這可真是「牛鬼蛇神」都出籠了!我就像前朝遺老一樣，一切都是那麼刺眼、刺耳，對一切都看不慣。

　　啊，「神仙方數日，世上已千年」， 五年多的時間，似乎又來到了另一個陌生的世界。回想當年那情景，真是恍如隔世……

　　轉自《塵封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