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軍戰鬥力到底怎麼樣？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抗戰的話題又熱起來。其中關於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問題，成為了一個熱點。

　　回顧中國人民抗戰史，可以發現，中國人民抗戰之所以能取得勝利，主要還是最後形成了全民抗戰的局面(後期國際力量援助暫且不表)。國軍越打越弱，丟失國土越來越多。中共武裝越打越強，奪回的國土越來越多。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這個因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直接導致了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很快走向全面崩潰。

　　國軍正面戰場有功，但人民性缺失導致其越戰越弱

　　抗戰開始前的中國，經濟落後，軍事工業極為薄弱，只能生產步兵輕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給，重兵器全靠進口，所以軍隊的武器裝備遠劣於日軍。在軍事訓練上，除國民黨中央直系軍隊在德國顧問指導下受過不同程度的良好訓練外，大多數軍隊的訓練內容落後，很不適應當時的戰爭。抗戰前期，不少國民黨地方系軍隊仍採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戰法，如在戰鬥部署上，不論進攻和防禦，都還不知疏散，仍用相當密集的戰鬥隊形，以致增大傷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達陣地之前就已被日軍炮火及航空兵殺傷近半。抗戰勝利前夕，西北馬鴻逵、馬步芳系軍隊依然如此。

　　除了軍官素質、軍隊裝備及訓練程度外，士兵的素質也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因素。民國以來實行的是志願兵制，軍隊士兵都是招募來的破產農民、失業青年及難民等，國民政府沒有經過訓練的預備役兵源。抗戰期間部隊傷亡極大，雖然抗戰開始時有不少愛國青年及華僑自願參軍，但畢竟有限，遠遠不能彌補前線戰鬥傷亡的缺額。所以兵員的補充及其素質就成了影響戰鬥力的重要因素。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軍很快侵佔了華北、華中等大片國土，這時國民政府的兵源主要來自西南、華南各省。由於兵役制度不健全，徵兵單位多與地主豪紳及鄉鎮保甲長勾結，造成強拉壯丁、受賄換人、冒名頂替及虐待壯丁等弊端叢生。許多壯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難得溫飽、缺乏醫護，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繩子捆起來，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視兵役如瘟疫，深惡痛絕。被征、拉的壯丁，病、死及逃亡現象十分嚴重。從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間，共征壯丁1100萬人(其中或有重複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足500萬人，其餘都逃跑或病故。這些送到部隊的壯丁，一方面由於多數是強拉來的，思想抵觸，加以軍官虐待，官兵關係緊張，多不安心於軍隊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於壯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為文盲，接受軍事訓練的能力甚低，而擔任訓練新兵的後補團、補訓處對訓練新兵的工作極不積極，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為滿足，所以補充到戰鬥部隊的新兵，連基本的戰鬥知識及技能也不具備;再者是他們的體質也極不壯健。正是由於這種情況，國軍的戰鬥力不斷下降自在情理之中。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的幾十位高級官員和將領，率上百萬國軍投靠日軍，為虎作倀，也算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之一。而共產黨武裝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所以，淞滬會戰期間，蔣介石向與日本媾和的中間人陶德曼說：「中國政府倒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在中國佔優勢，但是，這就意味著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的原因。

　　全面抗戰開始時部隊老兵多，補充至第一線的也多是由後方部隊中抽調來的受過訓練的老兵。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國軍中的很多官兵當時確實懷有強烈的愛國激情，所以雖然在武器裝備、訓練程度及軍官指揮能力等各方面遜於日軍，但部隊士氣比較旺盛，在淞滬會戰等一系列戰鬥中的表現，總的來說，不但出乎了日軍意料，而且也出乎了使世界各國的預料。但由於蔣介石對國際干涉賦予過高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又建立在儘早對日媾和，以保存實力日後對付共產黨，以至於在淞滬會戰時表現出了「極低的指揮能力」，導致國軍元氣大傷，再也沒有翻過身來。精銳部隊大量喪失，後來補充的兵員素質的下降，特別還受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戰略消極的影響，許多高級將領的抗戰意志不斷衰退，軍隊的腐敗現象日趨嚴重，許多軍隊的戰鬥力隨之嚴重下降。戰爭後期的豫、湘、桂會戰一潰千里，不但使中國老百姓對國軍非常鄙視，也使國際社會大跌眼鏡。特別是美國方面，當時的美國大使館的一些官員，還有美軍駐延安的觀察團，都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身上。關於這一點，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此書作為歐美和東亞的教科書，深受各界推崇，包括國內的知名教授張鳴和賀衛方等人。

　　蔣介石是怎樣看待國軍的戰鬥力的

　　蔣介石多次談到過國軍戰鬥力的問題。儘管大有「恨鐵不成鋼」的憤懣，但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實在是開不出，也不可能開出有效的藥方。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說：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勢來進犯我們，最多不過十天或兩周的戰鬥力，在此期間如攻不下我們據點陣地，他固然要退卻，就是攻下了我們的據點，他也沒有確實固守的力量。從前年到現在，除宜昌之外，歷次戰役，都是如此。他現在不僅無力擴張戰區，而且也不敢再存消滅我們野戰軍的妄想……這樣疲憊衰竭的敵人，我們為什麼還不能消滅他?為什麼他來犯時我們不能抵禦，而他撤退時我們亦不能截擊，讓他來去自如呢?這就是因為我們的軍隊實在太無用、太怯懦……不如從前。」「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獲敵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現在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現在並不是我們打不過敵人，而是由於我們高級將領的精神墮落，膽識太差，不研究，不上進，只知道做官，而忘卻了我們革命軍人的本務。」「總之，我們各戰區這幾次戰役以來，一般將領的精神、決心和意志，實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戰開始的兩年，大家都有拼戰致勝的決心，有消滅敵人的志氣，但到現在幾乎完全消沉了。」

　　1942年9月，西安軍事會議上蔣介石說：「我們當初對敵的重要策略，就是盡量誘敵深入，使他戰線延長、戰區擴大，使敵人不能不到處布置兵力，而不敢隨便抽調。但是他現在竟敢從各戰區自由抽調兵力集中某一戰區，來進攻我們某一點……暴露了我軍戰鬥力量已低落到了極點!我們明知敵人現在要進攻我們一個地區，絕對沒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從各戰區東抽西調，集中起來，妄求一逞。而我們不能夠乘虛抵隙，去攻擊他，來粉碎他在我戰區的活動。即如這次浙贛路的戰事，就是如此。我們明明知道敵人用來進犯我們的兵力，完全是從各戰區抽調而來，但我們各戰區在他未抽調以先(前)既不能出擊阻止，而在事後又不敢乘機攻破他的弱點。這就是由於我軍士氣之消沉與戰意之缺乏，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對敵策略與作戰能力毫無之表現。」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說：「現在敵人以一個大隊組成戰鬥單位，到處竄擾，而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有自己的人民來協助，對他這種小兵力的竄擾，竟不能做有效的打擊，實在是莫大的恥辱……被人家譏笑我們軍隊兵員的名額，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數字，而實際作戰，毫無力量可言。」

　　國軍後期戰鬥力的真實寫照：豫、湘、桂會戰

　　這次蔣介石話音剛落，豫、湘、桂會戰的事實馬上兌現。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8個月的時間裡，國軍出動約250萬兵力，與日軍的51萬兵力作戰。結果是，中國喪失了百餘座城市和6000餘萬人口的大片國土;損失了廠礦總數的三分之一;丟掉了年產糧1.2億石的重要糧區。國軍傷亡50萬人，喪失空軍基地7個，機場36個。國軍宣稱殲滅日軍也7萬人。值得一提的是，國軍丟失的國土，很快成為了共產黨武裝的敵後戰場。這就是在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不許日軍向當地共產黨武裝投降的原因。因為這個口子一開，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的桃子就被共產黨摘去了。遠在西南一隅的蔣介石政權，沒有那麼長的手。由於美國、日本和蔣介石政權心有靈犀一點通，三方立刻攜起手來共同反共。這些都是后話。

　　國軍失敗之快，連日軍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驚訝：在貴、柳戰役中，日軍在中、美空軍不斷襲擊的條件下，不過二十幾天就前進了700公里(從進攻桂林、柳州至佔領獨山)，平均每天前進30公里。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應當是很快的進攻速度了。防守設有堅固國防工事的廣西門戶——全縣的國軍在日軍到達前就棄之而去;柳州的守軍僅防守1天就倉皇逃離;貴州東南重要戰略基地的獨山儲備有大量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而且援軍第97、第98軍的2個師早已到達戰場，竟也在日軍第104師團1個聯隊攻擊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國民黨《掃蕩報》記者南宮博記述當時的情況說：「獨山的失守，表現了軍方的無能，守軍不戰而退，大炮、輜重完全拋棄，敵軍尚在數十華里之外，我軍已倉皇逃走。」由此不難看出，豫、湘、桂作戰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僅在於作戰指導的失誤，決定性的因素是國民政府最高決策集團的消極、坐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用於戰後對付中國共產黨。日軍侵佔武漢以後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武裝開展的敵後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國民黨頑固勢力不願看到共產黨的強大，加強了反共摩擦，先後封鎖與進攻陝甘寧邊區及華北八路軍，製造皖南事變，進攻與企圖消滅華中的新四軍。而國民政府軍隊許多高級將領腐敗，軍隊戰鬥力下降，失去了人民群眾、各階層愛國人士與愛國僑胞的支持和擁護。

　　豫、湘、桂作戰的失敗在國內引起各階層人民的普遍強烈不滿。他們質疑：一個一步一步敗退到邊遠地區的政府，難道還有打贏這場戰爭的希望嗎?他們進一步認清了國民政府的腐敗和錯誤政策的危害，從而在國民黨統治區興起了民主運動的新高潮。同時，這次失敗使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產生不利影響，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等也產生了嚴重而深遠的影響。

　　豫、湘、桂作戰的失敗，使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的作戰基地幾乎全部被毀。在侵華日軍已成強弩之末、中美空軍又完全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國軍竟發生如此慘重的失敗，以致美軍中一些人對國民黨軍的抗戰能力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從而對中國抗戰產生錯誤判斷。甚至估計日軍很可能長期佔領中國，這樣「即使日本在本土戰敗以後仍可繼續在中國與盟軍作戰。這樣可能把戰爭延長好幾年方能把日本打敗」。

　　在這種情況下，1945年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羅斯福要求「俄國在它能力範圍內儘早參加進攻(日本)」，以減輕美國的負擔，於是在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使蘇聯儘早出兵打擊中國大陸上的日軍，羅斯福、丘吉爾竟背著中國與斯大林達成一項損害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協定：允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蘇聯保護下獨立，恢復帝俄時代在中國東北取得的殖民特權，如租借旅順口軍港、中蘇共有東北鐵路主權以及在東北「優先利益」等等。造成這種嚴重後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於美、英等國的大國強權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於國民黨軍豫、湘、桂作戰的失敗。

　　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請不要拿後來蔣介石的「地圖開疆」來作依據，把外蒙古獨立的事甩鍋中國共產黨。

　　當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支撐的結果。但是，國軍越戰越弱，共軍越戰越強，也是歷史的事實。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直延伸到整個解放戰爭。歷史證明，這個中流砥柱，實質上是由億萬中國老百姓築建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