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漢的地緣政治及其特點

　　說明：本文摘自張文木《中國地緣政治論》，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9頁。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如果說長江是連結中國西東兩端和中國統一的重要紐帶的話，那麼，其中的中國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漢則是能對全國產生關鍵影響的關鍵樞紐。顧祖禹有言：「湖廣居八省之中，最為閎衍，山川險固，自古稱雄武焉。中原有事，蓋必爭之地也。」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與華中的節點，扼西南進入華中平原的通道，而荊州則為武漢之西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饒勝文在《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解釋說：「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為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秦將司馬錯曾放言：巴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武漢[7]在全國地緣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關鍵，以致不管從任何方位，也不管從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勢由「武」昌。它與蒙古的地緣政治功能南北相應，亦是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的破局地帶：國內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國的統一，外族入侵或內亂也可由此造成中國的分裂。清末曾國藩正是從武昌、安慶出手，打碎太平天國的關鍵屏護、動搖其防禦根本，從而避免了當時中國很可能出現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革命從武昌爆發並由此很快引起全國性的政治變局。1926年9月北伐軍從武昌破局，打開中國統一的全國形勢。作為北伐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蔣介石深知武漢對於全國政治的全局意義，為此在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和實施「武漢會戰」也最為堅決，由此帶來的犧牲和對日軍造成的損失也最大。為了保衛武漢，蔣介石還不惜下令以水代兵於1938年6月初掘開黃河趙口和花園口，引黃河水以「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泛濫」。當年10月，日本佔領漢口，這使盤踞南京的汪偽政權成為可能。失去漢口，中國再次裂變為多個政治單元。

　　「荊湖區重要戰略地位的確立，並不完全緣於其江湖流貫，諸山環繞(大別、桐柏、伏牛、武當、巫山、武陵、雪峰、南嶺、武夷、懷玉等)，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中居中的地理位置及通達的水陸交通。」漢口淪陷不久，日本近衛首相聲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在日本對華戰爭全面展開之後，日本也就是沿著這個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在近衛心目中，武漢是實現控制長江的「鑰匙」，長江是實現「控制中國」目標的「主要地區」。武漢的失陷確實給當時的中國政治造成絕大的震動，它使中國東南再次出現政治裂變的格局;換言之，日本控制中國長江為汪偽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正是由於佔據著武漢，日本才得以在1944年4月底發動了入侵中國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且最具攻勢的旨在打通從華北到華南以至印支通道的豫湘桂戰役。

　　長江在歷史上是南方割據的重要防線，但這在京杭大運河自隋開通后，長江的防禦功能已因其橫向航線過長反而易於被切斷，如果將下游南京視為長江之首，而中段武漢則為長江之腰，我們就會發現，武漢是長江防禦的「七寸」所在。北軍一旦進入並控制長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亂了中國;而佔據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國民黨政府、1937年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長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關鍵，從大陸外部說，是控扼東海;從大陸內部說，主要在於控制武漢。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三鎮、1927年4月國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漢。這就是說，佔領南京必須控制武漢，而佔據武漢則必取南京。同樣的道理，失去對長江武漢至南京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後果要麼是內戰，要麼便是國家統一。這是近現代中國抵抗外敵侵略和內部國家治理的重要經驗。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盛期始於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當年3月定都於南京;衰期始於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於曾國藩。1912年元旦，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定都於南京，而真正穩定南京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

　　鑒於武漢與南京這樣一種互為命運的聯動關係，淮海戰役勝利后，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基本廓清，毛澤東一改中國歷史上由襄荊東進統一全國的經驗，集中力量直接進入長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漢至南京航段一舉突破國民黨防線，為解放全中國打開了局面。1967年9月19日，為穩定處於混亂中的形勢，毛澤東來到武漢。在專列上他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說：「湖北、河南兩省人口有一億多，地處中原，扼守長江和京廣線的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你們的責任重大，要掌握兩省軍隊，穩定局勢。」鑒於武漢所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緣政治位勢，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即為中央直轄城市。

　　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居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為一方重鎮，襄陽是武漢的側翼，其地位具有區域性支點的意義。南宋詩人劉過[13]在《襄陽吟》稱「襄陽真是用武國，上下吳蜀天中央」，「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彷彿見太行」。在中國地理格局的大形勢中，襄陽既是東西之間的一個聯繫樞紐，又是南北之間的一個重要接觸部。」除了地理條件外，能使襄陽成為「用武國」的還有物質和人文條件。劉過詩曰：「銅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麥當糧」，「土風沉渾士奇傑，嗚嗚酒後歌聲發」。這裡不僅豐產糧食，而且銅鞮坊里兵器製造和兵器市場都很發達。這裡的人酒後只知烏烏髮聲，識文斷字不行，但他們為了君主都可以像荊軻那樣做到「買劍傾家資，市馬托生死」。饒勝文認為：

　　【襄陽所處的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南陽盆地都是必爭之地。襄陽地處南陽盆地的南部，依託湖北，通過漢水和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由南陽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關中，還可經漢中而聯絡隴西。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禦線東西延綿三四千里，襄陽便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接點上。因此，襄陽作為湖北境內的一大重心，實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

　　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后北折而上勾畫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後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後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