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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1967年「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下)

作者:successful  於 2019-10-25 17: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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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1967年「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下)
 歷史  2年前 (2018-03-29)  4,020    0

徐海亮:1967年「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下)-激流網

二、「7.20事件」成為文革進程的拐點

R 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分析了文革中三個相互關聯又獨立的系統——1、黨政幹部體系,2、中央文革和由它發動、保護和指導的激進群眾組織,3、軍隊體系;指出從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三個相互競爭的組織體系之間的平衡演變的時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長情況,可以通過研究四個關鍵的轉折點得到很好的了解:「二月逆流」、「武漢事件」、清洗「五一六」組織、楊成武被解職和遣散紅衛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發生在夏天的「武漢事件」,上承所謂的「二月逆流」,直接或間接連接、觸發清洗「516反革命集團」、遣散紅衛兵(以及楊成為中央權力鬥爭的犧牲),是轉折中的關鍵。分析深邃地提出11:「儘管『武漢事件』對主要參加者的影響不是太大,但從更廣泛的方面來看,其影響是毀滅性的」。

1967年也成為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從上升到下降的轉折。

1.確實不是一個武漢的問題

從」一月革命」,毛澤東號召全面奪權,軍隊介入支左和普遍壓製革命造反,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繼續推進群眾的思想解放—革命造反,在毛澤東和造反群眾來看,運動始終沿著上升的軌跡前進。春天到夏天,一個一個省區的問題得到解決,造反群眾得到中央的公開支持,群眾組織也在整理組合之中,與1966年相比較,所謂革命與保守的兩大陣線,業已初見輪廓。青海、內蒙、四川的鬥爭,體現出軍隊介入后情況的複雜未卜——總體性對文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在中央的指導和壓力下,運動仍前進了,軍隊在重新體現保護人民、摒棄鎮壓的革命宗旨。但是,誠如邁斯納分析的,軍隊難以確定到底誰是真正的左派,基於傳統觀念和為了穩定局勢,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組織:「軍隊既擔負著援助群眾的革命行動的任務又擔負著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任務,而這二者常常發生衝突。軍隊領導人通常寧願選擇後者。為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比較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12

對激進的反權威和反秩序的造反進行鎮壓,實際上鼓舞和支撐、整合了逆反文革的傳統勢力。這個整合,從思想上到組織上在迅疾完成,暗流在地下潛行,進行中的革命運動終於遭到「7.20」的狙擊。儘管周恩來在7月18日講話里也提到還會有反覆的,毛澤東和他空前絕後地共赴武漢,親自坐鎮解決運動問題,但毛澤東卻沒有料到體制性的反抗會如此地強大與頑固,特別,是以空前浩大的群體性反抗表達出來(儘管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也說:軍區個別負責人,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路)。毛依靠革命軍隊、發動群眾推進文革,卻遭遇到軍隊與體制性的群體的狂熱對抗。毛身臨其境,不能不在實際問題中感觸到抵制文革理論與路線的問題何在,甚至實際感悟到群體性的軍民「紅色」暴力與國家機器被蛻換為鎮壓人民工具的可能。而這正是他為提出文革的必要性一再警告全黨全軍的。毛澤東很不情願地撤離武漢,周恩來對事態發展作了最壞的一切準備,甚至不得不化裝進入與離開市區。部分軍隊及其主官竟然抗拒軍隊最高領導的指令,唆使基層指戰員和煽動普通群眾鬧事,對於黨和軍隊、國家的創建者來說,是一次刻骨銘心的衝擊。特別是這種狙擊來自一再宣傳的:我們應該相信的群眾和依靠的軍隊;被阻擊的卻是黨和軍隊的創建者與統帥,也正是幾十年軍隊領導與群眾運動的運作高手:毛和周。所以周恩來在7月22日說:「主席很生氣,他老人家沒有料到會這樣,我們建國以來從未發生這種情況……」!13他清楚毛主席的文革的軟肋所在,看到代替了癱瘓的黨政體系,唯一會與文革路線叫板的傳統、有組織的力量。

對毛澤東來說,擴大人民民主與改造國家機器的相互促進與對立統一關係,還有極艱險的漫漫歷程,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運始終沒有解決的現代政治學的問題,依然存在。今天,人們指責67年8月的狂熱,批判文革運動中「揪軍內一小撮」和「砸爛公檢法」口號時,實際上卻迴避了毛澤東理想主義的文革初衷問題。他就在1967年熱月之後,還給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說:「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14。他在遭到1967年7月嚴峻阻遏和挫折,文革發生最重大的轉折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原始的理念——充滿革命理想主義的理念。

2.對文革的懷疑和抵制不容忽視

文革的領導核心和激進文人,對於基於傳統政治體制的軍隊和普通工農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估計過高,以為用仰仗毛澤東的權威、文革的輿論攻勢、激進的群眾運動,就可以較快地使傳統的革命基礎群體覺悟起來,擁戴毛號召的實際運動。

大家研討文革,往往以為運動僅僅是傑出領袖與風雲人物號召鼓動的,低估了出自群眾內心的支持,或抵制——群眾性自發的能動性。基層的造反群眾與傳統力量面對面,體會到要證明自己革命性並成為多數十分艱難;他們缺乏理論修養,缺乏政治訓練與經驗,就如當年法國的巴貝夫派,或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的革命工人一樣,在傳統力量前顯得十分衝動與幼稚,往往被更有行政——甚至政客經驗的人耍弄,跌入政治陷阱。他們不懂得周恩來一再告誡紅衛兵:正確的政策是路線的保證,繼續用1966年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時——激進反抗的簡單手法,來對付已被他們用暴力簡單地「打垮」了一次的暫時偏保守的群眾,並直接對抗在這些群眾背後的軍隊和地方幹部(他們冷冷地觀察,極度的反感運動)。毛、周,乃至到武漢傳達精神的謝、王,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解放軍和不同意見的群眾,就是批評和引導的造反派。部隊幹部和保守群眾的本能的反對、恐懼的心理就不用說了,前面引述的言論與心態,已體現出他們幾乎把在中央面前「攤牌」,作為一次生死決戰。

有意思的是,文革運動中我們一再喜歡引用一條語錄,說什麼幾何定律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致人們的反對。15 可能這老話的現實意義在於:「7.20事件」里,毛澤東和造反群眾都清楚看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及其創導者毛澤東,違背了舊有政治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和群體的狹隘利益,也必然會遭到體制性力量從心理到實際言行的狂暴反對的。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反抗者的抵制對象沒有所限,哪怕你是我們曾經擁戴的毛澤東!這個原則以後將進一步展現。

「7.20」的反抗,由於它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反抗革命政黨與政府權威的暴力行徑,違背當時的黨紀軍紀,理所當然地被文革司令部和擁戴毛澤東文革路線的造反群眾,反對和壓制下去了(「百萬雄師」一些逐步自覺與始終堅持的分子,後來明確認為「事件」是被已經公認為「壞人」的林彪、江青鎮壓下去了,是一種「路線趨附」的政治需求和心理的自我安慰)。然而革命路線的壓制和武漢軍區改組、「百萬雄師」如鳥獸散,並不等同於聲勢遠大於宮廷「二月抗爭」(黨內高層正常的思想鬥爭)對毛澤東的第一次打擊,更不等於抵制文革的傳統習慣勢力的全盤潰退。

3.群眾運動的高潮就是頂峰

猶如神州的初春、晚秋冷暖氣流強烈交鋒、拉鋸的天氣,乍寒乍暖一樣,武漢兩派群眾在短短的一個半月里,初次真正體會到政治鬥爭的激變與反覆,體會到激情的歡愉和政變的恐怖,經歷了挫折與轉折。在中央強大輿論的支持下,武漢造反群眾翻身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新華社連篇累牘的報道與社論,給武漢群眾戴上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榮譽桂冠;以對武漢事件的看法表態,新華社廣播點了全國一系列大致與「三鋼」「三新」類同的革命左派大名,全國的「革與保」陣線頓時分明,中央也力圖讓湖北問題的解決影響周邊地區,推進全國運動。中央給武漢軍民的一封信歡呼「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漲開始了」!按林彪秘書轉引葉群的話說:「中央文革決定,要借這次武漢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文化大革命,把當前這種反動逆流打下去」16。的確,「武漢事件」成為文革初期上升趨勢中的最高潮,成為鼓勵群眾造反的文革方針的頂峰。不少造反群眾幼稚地以為新階段的任務就是解決軍隊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17。但是,頂峰就是轉折,就是群眾性狂熱推進的急度回落。「百萬雄師」的暴力並沒有能使事件本身直接變成運動的轉折——即路線的讓步,取得事件勝利的歷史進程卻悲劇性地促使了歷史必然的轉折。

毛澤東在武漢事件發生以前,雖然有他路線的底線——強調大聯合必須以造反派為核心,但也一再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並不讚賞非得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他對武漢的態度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他對長沙運動的關心與傾向作參考18。就在7月12日——臨去武漢前夕的短暫閑暇中,他與摯友周世釗暢談了長沙文革;他與周世釗一樣有自己的傾向性,但也堅持兩派沒有不革命的理由,沒有什麼根本原則的分歧,必須聯合起來才能將文革進行到底。這個精神,沒有在「7.20」的反動里被泯滅,反而被毛堅持光大。因為,他感到用簡單的群眾造反、壓制和否定方法,不能解決原有舊體制影響下的群體思想問題,「百萬雄師」對文化革命的造反使他意識到無法用戰爭中一方吃掉一方的途徑,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和文革的派別鬥爭。他在繼而的大江南北視察里,一路上講這個道理,要造反派團結大多數。甚至在剛到上海時,還單獨與「工總司」的潘國平「司令」真情傾談為什麼武漢不能像上海那樣做好對立面的工作?但勝利進行曲鼓舞的造反派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實踐現代政治生活里革命與民主的這個辨證關係。(「百萬雄師」一號頭頭至今也對毛的指示表示鄙視,認為群眾分裂就是毛的文革造成的)

一個傾向壓制另一個傾向,一個傾向掩蓋和追趕另一個傾向,「7.20」后的武漢群眾,沒有能夠實現毛主席指示的政策要求,對「百萬雄師」廣大群眾去政策攻心;雖然造反頭頭們也發了聲明,有所布置,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甚至內心就是唯我獨左的,用自己在反對「反動路線」時,批判對方的「僵硬政治思維」,反過來對待壓制過自己的另部分人。或者客觀形勢根本不容許群眾自己去實現:在省市的層面上可以強調與宣示,但到了基層單位,情況十分具體和複雜;況且,17年體制形成的社會地位與觀念分歧,怎麼可能在沒有政治經驗的造反群眾的勸說下,輕易動搖或化解。元月「工人總部」對待潰散中的「職工聯合會」(「百萬雄師」群眾基礎的前身)的粗暴壓制行為在7、8月里加倍——或許是殘酷的武鬥後遺症使之更為加劇19;「革與保」的矛盾,在每個單位里並非都是那麼清晰,人群因具體幹部問題或宏觀局勢歧見重新分化、掛鉤,紛紛反戈一擊的「百萬雄師」基層組織與群眾,也各自投奔不同的造反組織(在河南省叫做「跳過來」,武漢叫「站過來」)。

半年多來造反派內部所謂「鋼」派與「新」派的無謂爭執,也非得人為的隨即發展與激化起來,周恩來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再告誡的「困難時在一起,勝利了莫分開」,僅僅成為一個口頭傳傳的信條。儘管大家都承認以中央確定的革命造反組織為核心搞大聯合,但由於當年一直批評的非馬列主義的小生產意識,革命戰爭年代業已存在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文革里更以極端「革命」,也極端自由放任的形式出現。毛澤東的號召沒有實際的反響。

武漢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使周邊激化的衝突,得到某種冷靜的參照,實際上兩種思潮、兩大派群眾的鬥爭更加自覺,更趨激化。情緒緊張的權力集團和頭腦發熱的群眾,都在尋求擺脫困境、勇爭革命制高點與獲取支持的出路。

四川與重慶在造反派內部的武力衝突,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升級到頂點,創下文革中火器衝突的典範。

江西一個軍分區司令甘冒當「小陳再道」的風險,公開抵制中央派赴的野戰軍進入,保守派已持有武鬥軍械,又與造反派爭奪槍支,大打出手20;在8月的高熱中出台的中央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包含了武裝造反派的內容,已經不能遏止幾月來的基本態勢,甚至可能是適得其反,因為不少部隊和領導堅信保守派才是真正的左派,對「支左」或「武裝左派」,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共產黨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口號,哪一種類型的軍隊幹部,哪一派都可以利用,完全可以合法授槍或明搶暗贈。

湖南在處理本省問題的文件出台前後,兩派之間、造反派內部武鬥繼續加劇21;甚至還出現了以鎮壓造反派為前提的,湘西南一些縣血腥鎮壓所謂「黑五類」子弟的大規模野蠻屠殺。河南的運動幾月來得到中央明顯的支持,又有一批亮相干部的點撥,在武漢形勢與江青肯定群眾「文攻武衛」口號的精神鼓舞下,造反派取得對保守勢力的武力壓制的唯一的絕對優勢,但是,這些主動出擊難道真是必要的嗎?22

安徽造反派的長期衝突,到8月也非得激化到搶槍割據一步,幸好12軍及時控制局勢,平息派系衝突,後來得到毛澤東的表揚,大概當時是武漢周邊最理想的一個地方。這些進展,當然都是基於各省自身的運動必然(河南受武漢制約影響要大得多),但也是武漢事件所體現的極力抵制文革與強力推進文革兩種勢力——政治能量劇烈衝突的外在釋放和一些荒誕的演繹(四川的事態很難說有多少當時理解的真正路線鬥爭的原則)。武漢兩派在7月沒能做或做完的事,周邊——甚至全國依然在更加強烈地進行。雙方都到了更加自為的地步。

連武漢人向來看不起的溫吞水的上海運動,居然也在大局似定的形勢下,出現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以穩定上海局勢的棍棒武鬥,當事人徐景賢回憶:「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和武漢的形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指示『武裝十萬工人』……」,結果是「『每人發一條棍子』」!23

各派群眾對形勢的推動,調動了難以想象的能動性與奉獻了巨大的加速力,高熱的八月,只是各種分力的模糊又是有序與能動的合成。新華社以各地對武漢事件的表態為契機,點了系列革命群眾組織的大名,一時激進的造反派皆大歡喜,似乎每個組織都面臨中央表態——得到「革」了或「保」了的政治鑒別。勝利的武漢基層群眾,居然自發出動數萬人次,向周邊甚至新疆「武裝支左」。的確,事件對於路線的劃分(?)和對立的加劇,都是有重大影響的。沒有點到名的組織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定性為保守派或溫和派,但在武漢則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一些地方反而激化了對軍隊或造反派的衝擊,更為嚴重的是,形成省際聯合逆反態勢。這就是文化革命的「新高漲」嗎?顯然不可能是。多數激奮的群眾可能都理解錯了,各種特別激動與活躍的群眾里,真正想問題而且會思考的人,真是鳳毛麟角。

4.繞不過去也沖不過去的軍隊問題

武漢出現的事件,令人們立即聯想到早在1964年震撼億萬干群的《九評》里,就表述了毛澤東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條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堅持軍官當兵的制度。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同時,普遍組織和訓練民兵,實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槍杆子要永遠掌握在黨和人民手裡,絕不能讓它成為個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條:「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在保衛社會主義成果和人民利益的鬥爭中,要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強調加強黨和人民對部隊的監督,清洗軍隊中的壞人和「公檢法要徹底革命」、提倡「群眾專政」的觀念,第一次以公開文獻出現。在文革當中,類似的理念以各種文件、社論、講話形式表達出來。24

武漢事件中部分軍人和「武漢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澤東有關理念的感性認識,他也從江西問題,和武漢軍區支持傳統的基幹民兵,發生殘酷的武鬥,意識到武裝革命群眾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隊問題相當嚴重,一再提出「武裝左派」;給江青的信談到「現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25提出「大量武裝左派」「實行群眾專政」,他以為「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26;試圖壓制他心目中文革運動的右派甚囂塵上的反攻。

事件發生后,中央在北京緊急研究處理、善後和宣傳措施。《王力反思錄》(1011、1027頁)說:社論從這時候就開始提「軍內一小撮」,這把火是林彪點的。他說: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後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主要是那個『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東興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總理,康生向關鋒傳達,進行了布置,總理也向戚本禹傳達布置。最令人感動的是:在批鬥我的會上,總理說:我們也有責任。江青和林彪卻不認賬。」王力的認識可作一個參考。問題是,「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並非始於武漢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確定了這一點;也不能單純認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點的,系列社論的提法他就難於負具體責任,很快,王力、關鋒和具體執筆的林傑,就為武漢事件后兩報一刊連篇累牘的宣傳攻勢的文章和提法——王力為在中央給武漢市的信中加上了「和軍內」的字句,將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文革小組的激進文人們,至今也沒有脫掉干係27。問題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個多月里,從毛澤東到當時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認可了這個提法,大多數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領導幹部也視為正常。誠然,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問題。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進文人就按他們理解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利用解決武漢問題在宣傳中大肆宣揚了「揪軍內一小撮」,本來武漢事件就引發了左的傾向的抬頭,群眾性的懷疑一切,衝擊各軍事機關、部隊和對文革不滿的領導人,現在有了大家都一時難以懷疑的中央輿論,於是皆向著所謂文革的「第三階段」奔去。僅僅是對所謂「陳再道似的」人物與順藤摸瓜的衝擊,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國,首當其衝的是原來四方面軍的高層幹部和各軍區領導。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顯露出的所謂「一方面軍整四方面軍」的暗傷28,完全可能立即變成頂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線鬥爭和對軍隊高級領導的教育,引到山頭與宗派與歷史恩怨的歧路去,這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絕對不主張的。

作為主持軍隊工作的副統帥,林彪也並未就希望與驅使各個軍區癱瘓和主官垮台。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對於軍隊與文革運動關係的態度,可能與其他老帥沒有太多分歧。儘管他對「武裝左派」的意見不好公開表示不滿,但對普遍的搶槍浪潮極為擔憂與不滿,他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29,認為情況比較嚴重,急需採取一些嚴厲措施,甚至讓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幫忙修改。看來,他並沒有希望自毀長城。不過,親歷者張秘書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後判若兩人……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

毛澤東沒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認為搶槍情況並不嚴重;江西形勢嚴峻時,周恩來曾主持一個參加者極少的所謂緊急軍委擴大會,起草併發出制止江西搶槍的電報(顯然此舉是林彪知曉和贊同的),散會後人們剛從京西賓館回到近在咫尺的釣魚台,戚本禹就告訴他們:毛澤東在上海對該電文的批示已經傳到,仍然認為為什麼軍分區已經給保守派授槍,我們就不能武裝左派?30過來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視大江南北時,毛還多次輕鬆地從積極方面看夏秋的「全面內戰」。

在文革的初年,從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眾,實際上很難理解老軍人心理,儘管大家學習了幾年解放軍也崇拜擁戴解放軍。筆者通過連隊生活,耳聞目睹,才開始明白軍人這個群體與工人、學生、幹部的基本不同。他們的相互情感,融灌著兄弟生死情懷,沒有參加過戰爭的戰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講經歷過戰爭、共趟血海的生還者。造反民眾用簡單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來觀察和要求、追求軍人,其實嚴重地忽視了軍人的本質就是軍人;多數軍人已經很不熟悉地方與社會——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麼。他們用特有的視角來打量彼此,革命戰爭歷史與客觀存在的山頭——這中國革命特有的時空情愫,或許決定著他們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與行為。在地方黨政領導通通靠邊時,毛澤東試圖依靠軍隊來維繫黨的組織功能和政府權力。但是,17年來,部隊再也不簡單是戰爭年代的戰鬥隊、工作隊,他正逐漸成為掌握國家權力后的一個穩定秩序的重要工具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儘管在1960年代,部隊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但也實在難以奉行文革政治的複雜功能,即當時所期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繼續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對現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維繫槍杆子打下的政權秩序、堅守專政工具的職能,並且捲入政治紛爭。革命戰爭的榮譽縈繞心中,不論是哪種老軍人,都認為當然是政權的合法掌持者,絕對意識不到,自己也和黨政幹部一樣,有一個是否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問題。兩難的局面,終於演成毛澤東文革理念和實踐的悖論,出現了歷史的悲劇。

陳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眾打倒的大軍區司令員,按照先前運動的慣例,僅僅是頂撞毛、周,放任部隊造次和嚴重失職的錯誤,就可以點名打倒了,況且中央權威面臨了事件的極大羞辱,需要修復。各派系、山頭的老軍人(決非僅僅原四方面軍的),正滿懷同情——憂心忡忡地看著這隻跳出來——群眾可恣意宰來嚇雞的「猴」,擔心出現「倒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許世友逃進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黃永勝在總理的一再訓誡下,也正準備丟棄保守派把屁股「坐過來」31。諸軍區和軍事機關紛紛遭到衝擊,包括保守派群眾的衝擊。

可是毛澤東經過冷靜慎重考慮,很快決定將武漢事件作為「嚴重政治錯誤」處理,稱陳為「你們要打倒」的同志。這時,對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調查、審查都剛剛開始,事件是否有何嚴重背景?並未弄清。但是,毛對事件有個基本判斷,絕對不願把自己統帥的軍隊置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邊,輕易地依靠激憤的民眾去搞臭搞倒一個又一個剛烈的老軍人;也不願意有人利用陳再道的錯誤打破政治平衡。周恩來出面,首先阻止了對原四方面軍同志的可能傷害,保護了業已靠邊的開國將帥。被造反學生抄家的徐向前與徐海東32,立刻得到周的關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對原四方面軍的領導的懷疑與衝擊——文革滑向宗派鬥爭痼疾的可能,進而保護了彭紹輝、許世友和韓先楚等。33明白人都清楚,這個武漢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皇的詞語背後隱含著三十多年前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幹部的芥蒂暗傷。

如何正確處理與安撫軍隊對文革的疑懼、集體怠工和反抗,毛澤東主席選擇了極大的讓步和迂迴,顯示了他深諳中國政治歷史和現實的偉大戰略家胸懷。

誠然,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軍隊領導幹部和革命群眾,未必每個人都深沉地意識到軍隊和群眾產生芥蒂乃至衝突的歷史悲劇,那是想在不同範疇和層次上,保衛我們這個政權和江山的群體間,發生的悲劇。總有些人,在歷史的當年,或者在幾十年之後,把文革里的群體與個人,分別戴上所謂「擁軍派」、「反軍派」帽子,對於革命幹部、群眾來說,這種劃分極不科學,也不嚴肅,「擁軍」和「反軍」對於革命群眾來說,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而非事情的本質。當事人的糊塗基本上是無知加偏見,後事者的跟進抨擊,基本上是無知加蓄意。偏見比無知距真理更遠。按這樣「物以類聚」,在文革運動里是不是也能夠劃分出一個「擁黨派」和「反黨派」來!?

但是由於運動觸犯了軍隊「眾怒」,文革的出軌已成事實,路線鬥爭中傾向性的回潮、反覆,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國外學者邁斯納公正指出:「極左的領導人便大張旗鼓地對軍隊的革命性表示過懷疑,造反的群眾也對軍隊發動人身攻擊,這樣,軍隊也面臨著這樣的危險,那把黨弄得四分五裂、使群眾運動分裂為許許多多互相交戰的派別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強加于軍隊之上,內戰的幽靈不詳地越來越逼進了……為武漢事件和極左領導人的激烈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情緒給8月的新的極左行為火上加油,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央國家機關……到8月底,中國看來已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澤東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時認識到,如果繼續進行作為一場建立在群眾首創精神基礎上的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勢必會冒使全國陷於大規模的並且可能是致命的內戰的危險。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他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34

周恩來親自處理武漢問題,也最早對7、8月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和搶槍風潮產生強烈的憂慮。8月中旬以來,他連續告誡群眾:「不要以為武漢軍隊出了個陳再道,青海出趙永夫,內蒙王逸倫,就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生了懷疑。整個軍隊,就那麼少數幾個人」。「現在到處抓陳再道。就象前些時期到處抓譚震林一樣這是不對的」;「『7.20事件』以後這個浪潮不正常,對形勢的根本估計都不對。什麼『全國處於反革命復辟的前夕』、『武裝奪取政權』,完全不對」。

到8月中下旬之際,周恩來已經對中央處理「7.20事件」——後續的負面問題和全國形勢變異,形成了系統的相反意見,並在各種場合向群眾公開表述。但是,在「武裝左派」的問題上,他十分謹慎地與毛澤東保持一致,沒有輕易去懷疑這個提法 35。這點從8月10日中央批發的處理江西、湖南問題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來。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組長陳伯達畢竟是老派激進文人,他的觀點某種意義上與總理相近,也不至於發瘋到同意亂搶槍。後來陳與他兒子回憶:「1967年夏天,全國很多地方發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我提出應當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卻遭到江青的反對。她反過來提出要『文攻武衛』。我的收繳武器的意見就落了空」。36

從更深層的更「歷史」的意義上看,革命的軍隊在新政權成立和鞏固之後,勢必有一個向政治制度化、軍事職業化的過渡,對於依靠槍杆子獲得的中國革命政權,更有一個如何處理革命軍隊、將領與黨和國家關係的重大問題。將帥老同志,都和其他非軍事工作的黨政領導一樣,有一個從光榮的革命者到稱職的國家管理者的身份轉換問題,有一個通常理解的、第一層面——革命戰爭奪權的合法性,到第二層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權——取得深刻徹底合法性的問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革初衷,意在紅色政權長治久安的根本問題,而不是簡單打倒幾個人。在文革以前一些軍隊內部以及軍隊與黨和國家關係問題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證軍隊繼續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黨、國家),爭取軍隊現代化、軍事管理制度化、實際生活中軍隊國家管理的進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鬥爭。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劇事件,文革中的軍隊集體和個人的悲劇,文革以後依然存在的分歧、衝突及其化解,都是我們這樣的革命政黨和革命軍隊,在探索政權建設與體製取向,以及實現軍隊現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陣痛,是漫長的分娩。

文革里,毛澤東看到軍隊不適應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別是看到軍隊可能被社會波拿巴主義利用(或者說社會法西斯)的苗頭,他想起了大革命國共合作階段的「武裝工農」,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歷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與探索。經歷過北伐戰爭的林彪,當然不願意他參與創建的工農軍隊的將領,成為新政體新制度下的「反動軍官」,成為對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眾推翻。群眾中僅有極少的先覺人物,明白主席為什麼早就說我們這個政權要變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聯想到俄國「二月革命」后兩個政權並存局面,聯想到大革命中北伐軍反動軍官背叛革命的教訓,強烈地要求將人民解放軍置於黨和毛主席的絕對領導下。在「武漢事件」中,他們面對獨立師打出毛澤東語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號召軍隊造反,針鋒相對打出毛的另一原則「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因而,從另一個方面講,歌曲《我是一個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國家、社會與軍隊的一個非常諧和狀態。由於文革爆發,在1967年的實際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後),人們發現歌曲浪漫的表述「來自老百姓」、「愛國愛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權來自人民卻要高於人民一樣,軍隊來自人民,必然也要高於人民!!

由於歷史發展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武漢問題在軍隊問題上爆發,毛澤東、激進文人,和他們支持鼓動的激進群眾對軍隊的要求,與恪守傳統秩序的軍隊的心理、思想發生衝突。問題似乎是最徹底地解決了(林與周都這樣說過),卻有完全相反的連鎖反應,並造成嚴重後果。以上陳述說明這「解決」,仍煮的一鍋政治夾生飯。1967年以後,涉及軍隊的種種問題依然不少,毛澤東就再不叫群眾介入了。

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右傾抵制和左傾的盲動,交織在一起,掩蓋了問題的實質。事件后的左傾與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瞢了,人們不敢說「武漢事件」里陳再道將軍和部隊一個不字。人們忘了軍隊悲劇性的錯誤,忘了去總結軍隊干預政治、帶政代黨的嚴重教訓,不願意承認部隊違抗軍紀黨紀的教訓,更不願去思考歷史與後繼的社會波拿巴主義問題。37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機

8月在軍隊問題上的極左,僅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轉化的一個關鍵契機。周恩來業已徹底看到「軍心」何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權威的問題,是支持陳再道或者打倒陳都影響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眾不顧周的勸阻,執意打倒陳毅;在極左情緒影響下,港辦居然給英國政府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憤激群眾火燒英代辦處。周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38說:「事後,毛澤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整陳老總的也就是整總理的。把陳毅打倒了,你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此時此刻,周總理對這種目無中央,極端無政府主義行徑,表示極大憤慨:『再不採取堅決措施我們就要犯罪了』。一項經過周總理反覆考慮制定的,解決中央文革黑幹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問題的重大決策,已經醞釀成熟」。親歷者周秘書的回憶是非常可信的,周恩來對於文革小組支持的所謂「不停頓地打倒一切」,已經忍無可忍。

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漢問題上的被動、失策,遭致大規模反彈,毛、周政治權威掃地,隨之是宣傳口徑出格,對於全國性的極左反軍,陳司令鹵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39,周恩來心裡早就十分壓抑、憤懣;在北京,從圍攻中南海,批鬥「劉鄧陶」,中央各部運動趨左,外事口在打倒陳毅和港澳問題上也捲入極左浪潮;周恩來冷冷聽說王力的「八七講話」,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聞司宣布限制英國記者的行動自由,8月12日,中華全國記者協會抗議港英當局;8月19日,外交部港辦上報給英國政府的限時照會,也即最後通牒。照會發出,外事、宣傳輿論和民眾團體,再也不可能下台階緩和局勢;儘管周恩來立即通知文革小組,要他們出面干預群眾造次,陳伯達也出面勸說。但一切已經不可能扭轉。48小時限期結束后,示威人群衝擊辦公室,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儘管當天周恩來就緊急召見外交部、北京衛戍區、北外紅衛兵代表,嚴厲批評紅衛兵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行為,氣得手直發抖,也坦承「我們沒有料到你們來這麼一手……就是目無中央」,「同志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弄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同時也承擔了自己的責任,「說那天晚上他實在太累了,沒有仔細考慮就批准了那個照會,這是他的責任」。40 事情的急遽惡化,使他警覺到王力矛頭所向:他兩次氣憤地打斷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講話,說「你們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里撈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不過,在宣布王力錯誤時,吳法憲批判王鼓動火燒英代辦處,周還承擔自己在批准照會問題上的責任,說與王力無關)。

外交部造反奪權,直接影響外貿部和對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運動走向。

國內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個重大失誤;各地的動亂,不比中央政府權威失靈中樞癱瘓更為可怕。周恩來本人面臨了比武漢事件遠要嚴峻得多的挑戰。

他清楚一些院校學生(如「516兵團」)公開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陳毅,目標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後是文革小組。41如果說,在困難複雜和危機的武漢問題中,周恩來保持著與毛澤東的高度統一,儘力與中央文革合作與支持中央文革的話,武漢事件以後的局勢——特別是中央核心部門運動的發展,不能再保持這種貌似團結而被動的態勢了。研究者認為42:「(他)也並不是一味地遷就、退讓和忍耐。一旦時機成熟,周恩來會像閃電一樣,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夥沒顧及到他們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陣,使他們操縱和煽動造反派奪外交權、奪軍權的陰謀來了一個充分暴露,給周恩來提供了一個出擊的機會。周恩來看準了這一時機,決意給狂妄的中央文革當頭一棒」。 周恩來可以認為,全國和外事口運動的極左狂熱,恰是武漢事件后左傾抬頭引發的,8月22日,他批評廣州搶槍是沒有敵情觀念,忿忿強調「不要再提『軍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傳機關提錯了的」;9月17日,他在處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務時,又忿忿地批評外交部負責人:「我懷疑你們是革命還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後,外交部不聽話了」。

火燒英代辦處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眾繼續圍攻陳毅,壓制周恩來。8月26日,就在毛澤東同意將文革小組的幹將作為8月來一切被動與失策的「替罪羊」的當天,外事口造反派試圖劫持批鬥陳毅,將事態推向高潮。周恩來從該日中午面見剛從上海回京的楊成武,並派楊去見林彪通報,再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讓王力、關鋒「請假檢討」之後,在子夜時分還(和謝富治、王力一起)接見武漢在京群眾,已經精疲力盡;北外兩派爭批陳毅,周不得不接見學生,但學生不聽勸告,繼續無理糾纏已服藥物的總理,接見到27日6點40分才結束。工作人員將周攙出會議廳,其心絞痛急性發作,暈倒在院子里。

八面應對、焦頭爛額,高速運轉、心力交瘁的周恩來終於被擊倒在地。這僅是一個標誌——狂熱的8月到了收場的時候;總理的病倒,也標誌著文革的中樞心臟病急發。不過,周恩來在倒下之前,已經和毛澤東分別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風險,通過最高層的運作,他也在拋出王力問題上得到毛、林的認同;他等待了政治時機的成熟,扭轉了文革運動的航船,終於維護了他的政治信念與尊嚴。如果說毛澤東是文革的精神導師,被歡呼為舵手,周恩來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來後來對外賓說:「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干擾……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43

毛澤東次年也說:要批評「極左派」思想,這是主要的。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陰謀集團是有,它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后再攻別人;外事系統里有壞人,「黑手」反革命。44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毛說:「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戰,……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斯諾: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毛答:「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6.開始整肅左派和造反派

毛澤東已經看到批評極左思潮是主要的任務。而且,群眾背後有黑手,群眾里混有壞人、反革命。在當年視察大江南北時,毛也指出:「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並多次講到到次年結束文革。但他在9月底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還說要改變黑暗面才搞文革運動,「現在來看,情況就不同了,工人起來了,革命派佔了多數。現在可以說,多數省革命派佔了多數」。45

不過在1967年8、9月,毛澤東未必把司令部內的問題看得這麼嚴重。而且造反派群眾的左傾思潮,也沒有超出毛澤東的理念的底線;具體操作上那就是另回事了,在急風暴雨的群眾實踐中,往往是中國式的遊民文化和類布朗基、蒲魯東主義者46的文化成了氣候。這些自然是與主張馬列主義政黨政治的毛、周相抵牾的。王力與關鋒被「端」了出來,作為錯誤傾向的替罪羊;在他們「請假檢討」中,也僅僅承認自己是犯了「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戚本禹則向毛主席檢討了三點錯誤:1.錯誤地估計了全國的形勢,把鬥爭過程中的反覆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看不到革命群眾的鬥爭成果和力量。2.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電台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3.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他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比誰都革命,聽不得不同意見。

王力、關鋒住在釣魚台二號樓,學習和檢討,起居照常。

特別是,毛澤東9月7日在戚本禹的檢查上還批示轉告王力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47。說明當時毛也並未一棍子打死王、關,基本還屬於文革初期講過的「左派整風」範疇。

比較能夠顯示毛澤東內心的事情是,在他回到北京后,王海容於9月24日去打聽消息,毛澤東只是引了羅隱悼念諸葛亮的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王與外交部的劉華秋弄清楚詩句典出后,僅僅理解為王、關完蛋了。48其實,政治詩人毛澤東並不是簡單比喻「武漢事件」和初期文革的「英雄」王力倒霉了。一切早已經成為歷史以後,一些當事人和好事者一直在猜測8月劇變時偉大哲人的內心世界,「他究竟說的什麼」?後來,王力與關鋒被解除監禁,再議論主席引用的詩,都坦承毛說的「英雄」不是比喻他們或惋惜他們,毛澤東是比喻的他自己!經歷了半個世紀政治風雲的英雄毛澤東,面對武漢事件后變幻的形勢,深深體會到自己的罕見孤獨和不自由。儘管此後他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與宏願。

或許,毛澤東8月4日給江青的信,並不如今天庸人們批評的那樣——是一種理論混亂的實用主義或機會主義的左傾盲動,可能7、8月全國全面內戰,反而激發他懷念法國大革命歷史和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引發他對巴黎公社武裝民眾和大革命武裝工農的理想與史實的追念?但7、8月的左傾與熱月,文革的出軌和抗爭、反對,時世與願望大相徑庭,毛主席的初始願望也與客觀後果很不相同。他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的諸葛亮嗎?有知情的研究者說在文革十年中,毛至少有四次抄寫和詠吟該詩,為什麼在他視察了大江南北、「文化革命形勢大好」之時,吟出風雨獨行、無可奈何的詩句?可能這恰恰是他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后,目睹乍熱乍寒,卻不能扭轉文革運動日漸趨下之勢,發出的英雄長嘆。49

在武漢事件后運動迅猛發展、變化的十字路口,毛澤東似未得到他的左右副手林彪和周恩來的全力緊跟、支持。文革小組的緊密配合,可能真是適得其反。

處於第一線的江青,當然也在8月中央宣傳口徑和政治急變中,感悟到什麼問題。所以她在在毛澤東批評「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不策略時,還派姚文元去上海探聽毛的底,還發牢騷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彙報也是他,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50 姚文元傳回毛澤東的話「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陳伯達慌了神,文革小組內訌起來;司令部高層的內部的相互矛盾也升級了。解決小組的問題出現一個機遇。

同時,出現值得深思和十分詭異的問題:在1967年夏秋,司令部的重頭人物,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無不敏感意識到難以駕馭的群眾造反運動和調查歷史與過節的陰雲,已經威脅著他們自身的政治安全,他們都在不同場合(甚至面對身邊工作人員或紅衛兵),多次聲明不怕有人整自己的黑材料(大到歷史和政治問題,小到雞毛蒜皮),不怕被打倒。但是,他們擔心無法無天的造反學生和年輕幹部,警覺他們背後的「政治黑手」。有人認為當年大抓叛徒成風,其實是轉移了文革初衷。文人相輕和權臣爭寵的庸俗陋習,被帶入本應十分嚴肅的黨政高層政治生活。誠然,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對司令部內部出現這種政治局面,也應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從「安亭事件」以後,一直跟不上毛澤東文革步伐——備受批評的陳伯達,權力與聲譽式微,但又拚命想鞏固地位、職權。中央文革的「大三」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範疇,防範著少壯激進者可能的揭發告密,暗暗組織阻遏和彈壓。這是個大家推進了這個革命的思想激蕩,也被脫韁的群眾運動和詭異政治弄得忐忑不安的時期。也是一個文革整體性悲劇的問題。這個或那個文革派風雲人物被整肅,僅僅是時間的問題了!

1966年春夏,中南地區的左派大將陶鑄、王任重,也曾事先自我「洗手洗澡」,也說過不怕被人懷疑打倒的大話。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類似雅各賓恐怖的荒謬和諷刺。「懷疑一切」與「警惕一切」的恐懼充斥了人們嚮往的紅色大民主的「海德公園」。陶鑄在一年前許諾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懷疑」,都可以炮轟,成為不可遏止的政治實際。無政府主義猖獗一時。

此外,也由於文革司令部內部的政見分歧,有些領導人各自暗示或公開支持一個學校、一個派別的學生組織,北京的左翼紅衛兵運動出現了災難性的分裂。明眼人都清楚:反映在群眾里的各種思想分歧與衝突,透露了高層的政治歧見和紛爭。

8月11日,在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代會的關鍵講話里,陳伯達和江青都公開點明「5·16」問題,強調它是反總理的。從而也發生了長達數年的全國上上下下大抓「5·16反革命」、各人主導抓各人要抓的「5·16分子」的絕大荒謬。荒謬當然不出自所謂「劉、鄧、陶」,也不出自所謂「二月逆流黑幹將」。文革司令部的裂痕,從方法和思想的正常分歧,發展到政治的提防、猜忌、對立。文革的徹底失敗,某種意義上講也就從文革司令部內部猜疑開始,一波一波地清洗自己的左派成員,一次又一次地內部紛爭。如果說1966年清洗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等還只是一種先兆,1967年秋司令部里的政治鬥爭,並延伸到群眾中,是文革運動開始衰竭的重要標誌。從動員和鼓動群眾投身這個政治運動,轉化為節制群眾、規範群眾,以至收拾群眾運動。大家似乎都後悔把群眾從潘朵拉的魔匣里放了出來。從此,文革運動從不整群眾,轉換到也整群眾(所謂群眾中的「反革命」)。文革的理論與組織準備欠缺,文革的終極對象的混亂、飄逸,概念之不明確,傳統的政治文化之頑固,由此可見一斑。武漢群眾不久就領教了「林副主席派來的」軍區新領導和支左軍人的「路線覺悟」,40年後,有人感到他們甚至比陳再道們對群眾更不感興趣!造反派與掌握實權的軍人的衝突,已是必然,這就是即將發生在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中的悲劇。

坊間總說林彪製造了「武漢事件」。其實,林彪在該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東西,實際並不如一個「5.13事件」。他是十分內向和舉止陰鬱的人,僅僅從他考慮再三的「7.25」天安門群眾集會亮相和「八.九講話」,我們很難看出他對「武漢事件」的深層態度。畢竟,事件暴露的是軍隊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單是陳再道;事件並不是僅僅弄得「四方面軍」面上無光,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當然不會如有宗派傾向的將領或幼稚的紅衛兵那樣簡單。邱會作對事件發生當天的回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葉群開會回來告訴林:「陳再道只會打仗,腦子簡單,在武漢支持保守派,助長了保守派氣焰,你趕快給主席寫一封信,勸他離開武漢,不然,很快就會發生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葉群還說,「……主席的安全保證不了,會賴到軍隊頭上來……」51。

1966年,林彪對於軍隊參與文革運動,總的講處於一個守勢,他並不情願軍隊捲入政治鬥爭。毛澤東在1967年初對軍隊參與和支左的要求,實質是對林而非對其他老帥的批評。可以說林總和其他老總相比,對於文革看法並無本質的區別;所謂林系的將領(如「四大金剛」等),並不比其他的居功自傲的老軍人更有「文革的路線覺悟」。軍隊投入支左以後,矛盾更加複雜尖銳,甚至出現規模性的流血事件,這是毛澤東沒有充分估計到的。毛澤東在應對來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擾阻遏時,並不能得心應手;特別是從武漢事件開始顯示出來。林彪說過一些大話,但實際行動並不積極,並不能起到人們期盼的文革「副統帥」和「尊神」「鍾馗」的作用。

必須注意,就在67年5月,毛澤東找鄧小平談話,試探鄧的態度——能否出來工作?鄧認為時機不宜,毛讓他找林、陳談談,鄧也不願意。當時正是批判劉、鄧的高潮時期嘛。52在1967年春運動關鍵的時候,毛澤東在林彪的政治態度和身體狀況都並不理想時,找鄧小平談話僅僅是一個偶然嗎?僅僅是因鄧在4月要求過見主席嗎?有關聯的是:就在武漢東湖之時,毛澤東於7月15日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王力認為,「當時主席已經對林彪不滿,流露出想用鄧小平換林彪的意思」53。王力這兩句講的是事實嗎?可能。

毛、林在文革問題上開始互不信任,恰恰在武漢事件后露出了蛛絲馬跡,楊成武公開的系列回憶多次流露出來了一些跡象,僅作為一種參考。林彪在67年8月寫信給毛澤東,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搶槍問題,毛給江青的信說「並不嚴重」;隨之,林又主張起草嚴禁搶奪槍支的通告,由總理去商辦。林與毛對事件后的形勢估計是有原則分歧的。但林彪在8月的一次常委會上,也說「軍區以上的幹部沒有幾個好人」。之後,一反亢奮狀態,去北戴河了。他的真實思想和主張,還是怪異詭秘的。

不過,正是武漢事件以來,足以顯示林影響軍隊運動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在軍隊文革重大問題上發揮了決定作用(「5.13事件」是一個標誌,「7.20」后「三軍無革派」則影響了全軍);軍委看守小組轉變成軍委辦事組。在支持武漢和維護軍隊穩定的一個大旋迴中,林系軍人力量在文革政治格局裡坐大的局面,的確發展了。被周恩來挽回的黨政官員體系,想收回在運動初喪失的權力,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毛澤東對於群眾運動風雲人物的猶疑,也在這時發展到一個高潮。曾在1967年2月,他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就說過:「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裡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裡頭」?當年五一節,毛又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存在總體失望,早在67年五一節就講了。其後,才產生在1968年派工人宣傳隊和軍宣隊結束紅衛兵運動的想法。

特別是,經過了熱月,毛澤東9月在武漢又說:「中國曆次革命,以我經歷看來,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54他一再要身邊的軍政官員告誡紅衛兵小將,現在是輪到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這些內容,武漢軍區的曾、劉首長,立即向學生們傳達了。戚本禹回憶:毛澤東回到北京,也當面向中央文革小組,再三談到他的想法,包括他認為誰算想問題的有希望的人。而大學生們,則是到了1968年7月28日後,才慢慢明白毛主席在一年前的意思。

毛澤東想結束紅衛兵運動的徵象,從「武漢事件」以後業已明顯出現。他感到依靠群眾造反的大民主來改革我們這個政治體制,時間並不成熟嗎?周恩來通過一系列促進大聯合,審批成立各地革命委員會,落實幹部政策,加快了收斂與結束文化革命的步驟。不過,儘管出現「熱月」,王力被軟禁,周恩來始終保持著當年中共中央對武漢事件的基本態度,並不因為王力而禍及武漢;他也對武漢造反群眾充滿熱忱,幫助和調教他們,他審批的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吸納了一批激進的群眾組織成員。或許,湖北的造反群眾嘗到熱月的苦果,推遲了一年。

8月4日,毛澤東與江青寫信要求「武裝左派」,整整一個月後,中央頒布扭轉形勢的「九五命令」,並由同一個江青出面講話,動員群眾,從自以為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造反派手裡收迴流散的武器。輿論一再宣揚「大聯合」和成立革命委員會,驅使學生們回到學校「複課鬧革命」。

不過,文革的急劇轉向,文革小組激進文人的更迭,在兩派鬥爭激烈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414總部某些人士敏感地看出些什麼,他們提出文革的航船轉向了,毛澤東掌舵繞過了暗礁。進而,有人在9月14日、17日接連拋出大字報攻擊文革組長陳伯達,指責中央文革小組推行極左路線。「武漢事件」后還沒有來得及系統概括的問題,在這裡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事件開始得到了它的另方面的精神成果。

廣大群眾並不太明白,文革的航船已經轉向了。

已經40年了!似乎仍然難以理解它——緊接著一個震驚中外的事變之後,文革歷史發生的轉折性變化。

畢竟,「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文革歷史而言,這裡的「不能隨心所欲」,包括廣大熱忱投身於運動的各派群眾,也包括「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毛主席自己。當年熱情支持文化革命的群體,以及實質上反對運動的群體的種種言論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影響和干擾了毛的進軍,歷史就這樣順著各種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進。這是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袖共同奮進創造的歷史。

徐海亮:1967年「武漢事件」及其在文革進程中的位置(下) - 激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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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28 個評論)

回復 qxw66 2019-10-26 00:42
出現「熱月」,這詞用的妙 。。。踢到鐵板了。。。拋棄造反派,比大嘴拋棄庫爾德還快 。。。查一下,青海趙永夫屠殺造反派應該差不多時候,趙永夫當時被捕,四人幫打倒立刻解放
回復 mali50 2019-10-26 09:39
1967年是兩個司令部決戰最激烈和最關鍵的一年。一月風暴正式開始了奪取資產階級司令部權力的運動、為中央掃清劉鄧路線打響了關鍵的一槍。這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開始了殊死反擊。二月軍頭們在懷仁堂聯合發難、毛被迫妥協。接著資產階級司令部趁勝追擊、利用劉鄧大軍二野的將領們控制的各軍區向毛髮難。廣西和武漢軍區走在了最前線。這時毛也只能妥協、拋出王關戚和楊成武等人穩住軍心、換取劉(放過有軍隊影響的鄧)的下台。這一政治交易后是九大的順利召開。
回復 qxw66 2019-10-26 10:39
mali50: 1967年是兩個司令部決戰最激烈和最關鍵的一年。一月風暴正式開始了奪取資產階級司令部權力的運動、為中央掃清劉鄧路線打響了關鍵的一槍。這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開
毛本人是空頭,必須依靠下面將領,但無奈這些主絕大多數都是走資派的人,一個林彪不能力挽大局
回復 mali50 2019-10-26 10:54
qxw66: 毛本人是空頭,必須依靠下面將領,但無奈這些主絕大多數都是走資派的人,一個林彪不能力挽大局
就是這麼回事。周搞掉林彪后、鄧可順利出山。文革從此失敗。
回復 qxw66 2019-10-26 10:59
mali50: 就是這麼回事。周搞掉林彪后、鄧可順利出山。文革從此失敗。
你老盯周,這文章里周可是好人,支持了我的判斷
回復 mali50 2019-10-26 11:43
qxw66: 你老盯周,這文章里周可是好人,支持了我的判斷
我在上部認真分析了關於周的各種表述、留了個評論。你去看看。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6 14:16
mali50: 1967年是兩個司令部決戰最激烈和最關鍵的一年。一月風暴正式開始了奪取資產階級司令部權力的運動、為中央掃清劉鄧路線打響了關鍵的一槍。這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開
在鄧小平上毛澤東的萬言檢查后, 換取了 劉少奇的徹底消失. 林彪四野的 將領們 基本上都上了大 位. 毛澤東,林彪 控制了全局. 這是文革最佳的時刻. 也是九大順利召開的原因.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6 14:17
mali50: 就是這麼回事。周搞掉林彪后、鄧可順利出山。文革從此失敗。
在9月13日林彪事件后, 文革就開始走下坡路;  但是 毛澤東復使用鄧小平和走資派候是文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6 14:21
qxw66: 你老盯周,這文章里周可是好人,支持了我的判斷
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周恩來是忠心為毛澤東的文革, 尤其表現在在處理陳再道720事件;  周恩來設計處理林彪后. 就轉向保護鄧小平, 羽毛澤東離心離德.周恩來並非在政治上是穩固的人.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6 14:22
mali50: 我在上部認真分析了關於周的各種表述、留了個評論。你去看看。
你的評論打不開看不到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6 14:35
毛澤東的文革徹底失敗, 並非在於失去了權力和控制, 而是在於他年邁多病,沒有壯志 精力,沒有了鬥志; 沒有提前決定決定接班人控制全局,  局勢放任自流; 毛再有智慧再有手腕 ,然而倒床不起 甚至停止呼吸就是決定了命運,就是決定文革的失敗.
回復 mali50 2019-10-26 22:28
successful: 在9月13日林彪事件后, 文革就開始走下坡路;  但是 毛澤東復使用鄧小平和走資派候是文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同意。
回復 mali50 2019-10-26 22:32
successful: 在鄧小平上毛澤東的萬言檢查后, 換取了 劉少奇的徹底消失. 林彪四野的 將領們 基本上都上了大 位. 毛澤東,林彪 控制了全局. 這是文革最佳的時刻. 也是九大順利召
是的。毛用妥協爭取時間、最後搞掉了劉。
回復 mali50 2019-10-26 22:34
successful: 你的評論打不開看不到
奇怪。
回復 mali50 2019-10-26 23:59
successful: 毛澤東的文革徹底失敗, 並非在於失去了權力和控制, 而是在於他年邁多病,沒有壯志 精力,沒有了鬥志; 沒有提前決定決定接班人控制全局,  局勢放任自流; 毛再有智慧
是這樣、比較客觀。也有點灰心、或者說看透了無可救藥的同路人。
回復 qxw66 2019-10-27 00:17
successful: 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周恩來是忠心為毛澤東的文革, 尤其表現在在處理陳再道720事件;  周恩來設計處理林彪后. 就轉向保護鄧小平, 羽毛澤東離心離德.周恩來並非在政
保護鄧小平是毛自己的意思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7 08:31
qxw66: 保護鄧小平是毛自己的意思
斷送文革就錯在這裡
回復 qxw66 2019-10-27 10:03
successful: 斷送文革就錯在這裡
一個鄧小平倒下去。。。。。。
回復 successful 2019-10-27 15:40
qxw66: 一個鄧小平倒下去。。。。。。
不久, 這個矮子又站起來了.
回復 qxw66 2019-10-28 00:05
successful: 不久, 這個矮子又站起來了.
會有其他代表人物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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