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稱: 中美應建立起宋遼或宋金式進貢關係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在我的工作記憶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一經提出，得到了當時美國當政者的熱心推廣。2012年2月習近平副主席訪美期間、5月胡錦濤主席發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講話時，正式提出了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而此前，自2005年首輪中美戰略對話起，中方就一直在同美方探討如何避免衝突對抗，共同努力發展出一種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在多個場合回應時明顯借用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思路，公開強調需要「為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相遇的老問題尋找新答案」。同期，美方工作層和學術界也頻繁提醒中方人士關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新概念」。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他的回憶錄《戰略對話》一書中對中美之間的這段互動有具體記述。 

一個基於歷史推演和未來假設且未經充分探究的話題堂而皇之地快速、大面積進入中美關係話語體系，到底是有益還是有害？而這背後隱藏的，是不是也有中美圍繞兩國關係定義權、話語權的暗中較量？對此，中國國內已經出現了質疑，不僅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真相有不同的解讀，也有人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本身，包括「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互動模式」所做的界定，就是個陷阱——「艾利森陷阱」，一種將歷史簡單化、抽象化的話語陷阱。 

我在講座的答問環節向艾利森教授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中國學者認為，人們在爭相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時，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種「歷史宿命論」的邏輯軌道，從而對中美關係的性質和走向產生戰略誤判，您是否了解這種議論，是否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構成話語陷阱？艾利森插話詢問了「話語陷阱」的含義，但由於現場採取了多人集中發問、演講者統一作答的方式，他最終「忘記了」回應我的提問。 

繼續找尋大國相處的奧義 

不是所有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都有機會親眼目睹其所研究的課題揭曉最終答案，艾利森教授或許將是幸運的。正因為此，他不想停留在現有的分析水平上，而是急著搜集佐證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各種新觀點、新論據，以便隨時根據形勢變化拋出續篇。今天的中美關係是如此複雜，兩國交鋒向各領域蔓延，一幅新型大國競爭的宏大圖卷正在鋪展開來，這為艾利森針對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相處規律的觀察和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現實參照，不過也迫使他承認「我們可能已經錯過了對中美關係做出正確診斷的最佳時機」。 

艾利森認為兩國的當務之急已不再是分析什麼有利、什麼不利了，而是要想方設法避免真的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他把這方面的思考集中到中美應如何在不啟戰端的前提下保住各自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對美方而言可能是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和在太平洋上的實際存在，對中方而言則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維護民族國家的主權安全。 

艾利森說，中美是否「註定一戰」，只有肯定和否定兩個答案，「歷史的例外」不會自然發生。如果繼續按照老套路解決中美矛盾，將會重蹈歷史覆轍。即便中美不會一戰，雙方也有必要重溫歷史，吸取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幾乎所有經濟體的首要貿易夥伴，安全上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加強，中美通過彼此利益的重置催生亞洲新的結構性現實只是時間早晚的事。艾利森主張重新定義中美關係，通過談判確立「長和平」。他說，潛在的「共識選單」是豐富的，可通過締結條約或協議凍結在西太平洋的爭端，確認國際水域中的「航行自由」，將網路攻擊限制在商定的領域，禁止彼此用特定形式干擾對方內政等。 

那天講座結束后，還舉行了一場小型的內部研討會。我談了自己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重點講了兩點：一是「舊日的好時光」的確「一去不復返」了，但也有足夠多的條件阻止「過去的惡時光」重新上演。中美關係恐怕正在形成新的常態，雙方有必要探索出一套新的範式，為兩國未來的相互行為共同劃出底線和邊界，並且釐清可以繼續開展合作的領域，培育新的合作增長點。二是中美雙方都有必要形成某種形式的「自我剋制」（self containment），而不是費盡心機謀求遏制或取代對方。這種「自我剋制」應當包括審慎使用戰略語彙，慎重做出結論性判斷，剋制採取針對對方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舉措，以及積極管控危機風險，等等。 

艾利森當場回應說，「自我剋制」的提法有挖掘潛力，他要回去好好想一下這是不是一個可以明確提出的新概念，有什麼東西可以往裡裝。他還補充說，事情並沒有大家想象得那麼壞，中美雙方都知道底線在哪裡。 

不知有宋 

中午一起吃飯的時候，艾利森教授突然問，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定位到底是什麼？我說，對學界而言，很難說對美國有一個清晰而準確的定位，這與中美關係複雜的歷史和現實有關，也與中國對美政策目標的多重性有關，在中方內部圍繞到底怎麼看美國也還存在一些分歧。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定位的話，可以說過去相當長時間裡中國認為美國既是對手又是夥伴，夥伴作用是在部分領域和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現在戰略對手的意味更強，夥伴的價值在下降、在收縮。將來很難說中美不會互為對手，但如果管理得當，繞開「修昔底德陷阱」，兩國或許會成為「競爭性合作夥伴」（rivalry partner）。 

艾利森教授聽后又問，歷史上中國對別的國家有過類似定位嗎？蘇聯是不是？我說，蘇聯不太像，與中國關係好的時候是真好，中國外交政策「一邊倒」，堪稱戰略盟友；關係壞的時候發展到相互備戰，成為中國的主要戰略敵手。中美互為對手是合情合理的，但對手不等於敵手，競爭可以是良性的，但極易轉成惡性的。中美要避免敵手化。然而兩者界限很難把握，對手概念用多了自然會敵手化，如何把控競爭對雙方執政者都提出很高要求。 

艾利森接著問，那麼中國歷史上到底有沒有一種類似於「競爭性合作夥伴」的關係狀態呢？我想了想，向艾利森教授介紹了中國北宋、南宋時期與遼金對峙的歷史點滴，告訴他如果把中國古代不同民族政權並存比作一個相對封閉「國際體系」內的成員互動模式，中國1000多年前發生的事或許可以為他理解中國戰略文化提供一個案例。當時，兩宋與北部強鄰實力相當，各有優勢，在戰爭衝突中各有勝負手，相互締結「休戰條約」，互遣使者，開展邊境貿易，深度經濟交融，甚至文明互鑒，形成較長時期的和平共存局面，但最終執政者錯誤的戰略選擇葬送了和平共存，也葬送了曾經互為對手的不同王朝。 

聊到這兒，我從艾利森的反應中感覺他對中國的歷史缺乏系統了解，不知有宋，更不知遼金。這就成問題了。艾利森的實證研究幾乎完全基於從古代斯巴達和雅典開始的西方文明進化史，對中國戰略文化的分析主要參考費正清、基辛格等人的西方經典著作，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先驗分析，而中國正在成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相處的主角之一，不增加對中國歷史的了解，艾利森恐怕難以準確推斷和概括中國的行為方式。午餐中，我坦率地向艾利森教授表達了這一點。 

在後來的聯絡中，艾利森教授希望我幫他搜集一些中國學者寫的介紹兩宋與遼金政權關係史方面的英文文章。於是，新的問題出現了。搜遍網路，我發現符合現代講述習慣的由中國人自己撰寫的這方面英文研究成果少之又少，更不用說反映現代啟示意義的。經請教中國的歷史學者，我只好向艾利森教授推薦了《劍橋中國史·宋代史》《劍橋中國史·遼西夏金元史》以及《哈佛中國史·宋代卷》。這兩套巨著儘管做到了相當客觀，卻仍是西方人主持編纂的。這件事再次表明，在世界敘事體系中，源自中國的資訊供給顯然仍很不足，我們需要增加投入，這樣才有能力保持自己邏輯思維的完整性，並且積極影響別人的邏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