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為什麼要給江青寫信？

核心提示：從毛澤東對他所寫的信的處理方式來看，他主要是通過此信，表示他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想法和打算。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6年第2期，原題：「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什麼給江青寫信

這裡所說的「文革」初期毛澤東給江青寫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一封信。因為毛澤東寫好這封信后，先給周恩來、王任重二人看過之後，由周恩來轉交給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過之後又由周恩來帶此信到大連，交給在那裡的林彪看過。那麼，毛澤東為什麼在那個時候給江青寫那樣一封信？

毛澤東在那個時候比較信任江青，認為她在發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有功一開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是比較困難的。許多老幹部對此不理解，劉少奇、鄧小平等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有不同意見。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說，中央有「鎮壓群眾」、「圍剿革命派」的問題，才說中宣部是「閻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會有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之分。毛澤東要衝破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這個時候，江青成為搞「文化大革命」的鐵杆支持者。當時，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經常向毛澤東彙報文藝界的情況。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文學藝術界入手，是與江青經常向他彙報文藝界的「問題」分不開的。江青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到了重要作用。江青首先是在尋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就要尋找突破口。在哪裡選突破口能夠既打得準確，又能與政治問題聯繫起來呢？毛澤東當時一時還找不到。這時，江青到了上海，在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張春橋、姚文元聯手，策劃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此文一發，引起全國震動。文章中所涉及的問題，牽涉到中國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對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場。因此，《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江青對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決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劉少奇等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央領導人，支持了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所寫的《二月提綱》。但毛澤東卻激烈反對《二月提綱》。由此引起了毛、劉之間的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江青站在毛澤東一邊。她不僅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而且組織人寫出一份文件，專門批判《二月提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無論是請林彪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還是組織人寫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還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來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學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時，江青、康生等人經常去北大活動，物色「造反派」。他們物色到了聶元梓。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貼出了一張反對校長和黨委書記的大字報。江青和康生立即拿來大字報的手抄稿交給毛澤東。6月1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這張大字報，也是由江青具體落實的。這張大字報的公開發表，對於發動各高校起來造反，起了重大作用。

1966年8月，毛澤東自己寫了一張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印發。毛澤東在自己的大字報中稱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由此可見，江青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關鍵環節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極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軍隊領導人的支持，特別是需要主管軍隊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而且還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但是，林彪的這個講話很特別，他是專門講中外歷史上政變問題的，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當時，毛澤東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講話稿，對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滿意，有擔心。毛澤東此時提筆給江青寫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訴堅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認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對林彪講話的看法和自己的擔心告訴江青等人。這也表明了毛澤東當時對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這自然是毛澤東寫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從信中的內容來看，毛澤東要寫這樣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礎的。

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作了極為嚴重的錯誤估計

1964年年底，毛澤東改變了他過去一直認為的問題在於基層幹部的看法，轉而認為，中國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會不會變修，關鍵是幹部，而在幹部中，又關鍵是領導幹部，在領導幹部中，關鍵又是中央的領導幹部。他認為，中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在上頭。基於這一認識，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

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他還引用杜甫的詩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以此來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二十三條」，本可繼續推進「四清」，但奇怪的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卻對「四清」很少談起。

原來，毛澤東已經對通過「四清」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認為，必須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才能達到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目的。他說：「不觸及全面問題，枝枝節節、修修補補不行。」他認為，如果不來一次全面發動，照過去的樣子繼續發展下去，幹部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在同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談話時說：「黨是可以變化的。」「中央也有兩個前途。」「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會走什麼道路。」毛澤東說這些話，明顯表示出了他對原來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的不放心。幾天後，毛澤東在同羅瑞卿談話時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面反面的都有。這些經驗，我總是要講的，或者在全會上，或者在明年社教運動搞完了開九大時，我要正式講一次。」毛澤東在這裡說的「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六二年刮歪風」，明顯就是指劉少奇。他還認為，中央存在的問題，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問題，他代表的是一批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人物的主張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問題。10月10日，他在頤年堂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談話時，突然岔開本來是談具體的「小三線」建設問題的話題說：「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一次岔開本來是研究小鋼廠建設的話題說：「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製造機器，製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

1966年5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撤銷了《二月提綱》，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毛澤東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在黨中央內部已經佔了上風。根據他的意見，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併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在這份文件中親筆加寫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確地點出了中央內部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問題。毛澤東寫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指劉少奇。不久，當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並且派工作組指導「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他在鎮壓群眾，中央存在危險。他在南方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佔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毛澤東給江青寫的這封信，實際上是他思考了很長時間的產物，是他對中國政治形勢錯誤估計的必然結果。只不過，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說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罷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對別人說，也不好對別人說的話，以及他內心的隱憂、擔心，他怎麼樣打倒以劉少奇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義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說的「右派」等問題，都寫了出來。

毛澤東在1966年已經形成了他的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他要把這個思路告訴江青等「左派」們

在1966年6月之前，毛澤東已經形成了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但他同時也認識到，實行這個思路，單靠發表文章是不行的，不能形成打倒「走資派」的力量。唯一的辦法，是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發動群眾的最好方式，一是搞「四大」，特別是允許貼大字報，二是發動群眾建立造反組織。他也看到，這樣做，勢必出現混亂，但他認為，為了使中國不出「修正主義」，亂也是值得的，大亂之後還可以實現大治。由此，他形成了一個由亂到治的思路。毛澤東甚至認為，不僅如此，亂還是好事，是亂了敵人，鍛煉了青年人。

6月10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和他們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也反映出了毛澤東的上述思路。毛澤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6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到南昌，對江西省幾位負責同志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很明顯，毛澤東的幾次談話表明，他已經形成了一個不怕亂，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後由「左派」掌握政權的思路。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由亂到治的過程，也是一次「練兵」的過程。通過這樣多次「練兵」，就可以達到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永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被改變的目的。正當這時，毛澤東收到了江青從上海發來的信。江青在信中除了問候毛澤東外，主要提出，她對今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不十分清楚，以及她的種種「擔心」。

毛澤東既然要依靠「左派」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認為江青算是一個「左派」，那麼，他自然要把自己關於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想法，告訴江青。於是，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滴水洞，提筆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即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裡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僥僥者易折，敫敫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

他在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情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

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久未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綜觀毛澤東一生，給私人寫信，從來沒有這樣長過。歸根到底，這封信從性質上看，不是一封寫給私人的信，而是表達他的政見的一種特殊方式。毛澤東這封信中重要的內容，是告訴江青如何看待目前的「亂」的問題。他此時已經形成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路。這是他反覆思考後得出的結論。一句話，毛澤東是要打亂舊的秩序，摧毀中國產生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建立一種能夠保證無產階級政權不改變顏色的新的社會秩序。他認為，目前我們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進行的「一次認真的演習」。為了從根本上打倒「修正主義分子」，他不惜違心地同意下發林彪的對他搞個人崇拜的講話。他自己說，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這樣做。幾天後，已經70多歲的毛澤東用暢遊長江的舉動，表示了他敢於經受全國大亂這樣一種風浪的決心。可見，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信的根本目的，就是把已經形成的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告訴江青等這些所謂「左派」，鼓勵他們放手搞「文化大革命」，同時也告訴江青等人，他也不贊成某些「左派」（主要指林彪等——筆者注）的一些做法，與某些「左派」是有界限的。

毛澤東給江青寫的信是怎樣處理的

我們不能只看毛澤東給江青寫信這件事情本身，還要看毛澤東寫好信后是怎樣處理的。從毛澤東對他寫好的信的處理過程，更能看出他的目的。毛澤東於7月8日寫好信后，並沒有通過機要，直接發給江青，而是先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這是不尋常的舉動。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毛澤東寫的，決不是一封給江青私人的信，而是表示自己政治意見的信件。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周恩來把這封信帶到上海，交給在那裡的江青看。但是，毛澤東也不是要把這封信放在江青那裡，而只是讓江青看一下。

同時，他還委託周恩來帶著這封信去大連，給在那裡養病的林彪看這封信，並向林彪講述自己寫信的過程。周恩來待江青看過這封信后，帶著這封信，從上海直接去大連見林彪，給林彪看了這封信，並向他講述了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情況。毛澤東這樣做，一是出於他做事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信中主要涉及林彪，提出了對林彪的許多做法的不同意見。他要直接告訴林彪自己的意見，也是為了給林彪提個醒。二是出於他對林彪的信任。儘管當時毛澤東對林彪有些不滿意，對他的一些提法有疑心，但總的來說，他當時還是信任林彪的，他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主管軍隊工作的林彪的支持，他要把自己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打算告訴林彪，使林彪對他的一些想法有所了解，他認為，這樣做，既是表示對林彪的信任，也對搞「文化大革命」有好處。當時，毛澤東寫這封信的宗旨，主要不在於批評林彪，而主要在於發動群眾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因此，毛澤東交代：這封信絕對保密，由中央辦公廳保存。從毛澤東對他所寫的信的處理方式來看，他主要是通過此信，表示他對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想法和打算。我們從這封信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當時搞「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