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訊》第24期：秘書長黃鳴教授：《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期圖組考異例說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秘書長、客座教授兼《AHLS通訊》主編黃鳴教授

【特別介紹】

黃鳴（1976-），男，湖北監利人，副教授，博士，從事先秦兩漢文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2017年4月當選為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秘書長兼《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主編.

2017年6月當選為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高級研究員、客座教授，是本學會客座教授第一號。

內容摘要：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學界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歷史地圖集。限於時代因素及成於眾手的原因，該圖仍有可商榷訂正之處。本文在全部考訂了其春秋時期圖組所標註的1107個歷史地名的基礎上，考出120個相異之處，並以其中20處為例，總結出距離與方位判斷之異、考古遺址判斷之異、地理政治軍事形勢判斷之異、兩地衝突之異、前後時代政區之異、其地不詳之異以及無標註之異等七條致異之由，並配以相關地圖進行說明。

關鍵詞：《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歷史地理；地圖

地圖對於歷史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作用甚巨。而傳世的歷史地圖，又以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使用最為廣泛。此圖集合全國歷史地理學者之力，歷時三十載，終於成為新中國具有標誌性的文化成果。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此圖規模宏大，考訂精詳，尤其是其繪圖以新中國成立以來展開的大規模國土測量成果為基礎，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精確性，是中國歷史地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然而，美玉容有微瑕。譚圖成於眾手，也不免會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其中，筆者在撰寫《春秋列國地理圖志》一書時，曾全部考訂了譚圖春秋時期圖組所標註的1107個歷史地名20-30，考出了120處與譚圖標註相異的地名，約佔其總數的10.8%。故撰此文，謹析其因，配以地圖，以清眉目，擬貢獻愚見於萬一。

一、與譚圖相異之處的計量分析

本文所考相異之處120處，其分國分佈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1  相異之處分國數量表

從上表來看，與譚圖相異之處較多之處，按數量來說的5個主要集中點是楚國、各小國、晉、齊、魯。各小國數量繁多，其出入較多自不待言。而楚國在春秋時地域廣闊，歷史複雜，水道縱橫、地形齊備，對其地理判斷易生偏差，故相異之處最多。晉為春秋時代與楚相對的大國，其先後涉及地域橫跨今陝、晉、冀、豫、魯數省，容有相異之處。齊、魯形勢，犬牙交錯，以魯中丘陵為分界，一臨濟、淄數水，一處沂、泗之會，均為歷史地名豐富的地區，尺幅之地，地域易於混淆，是以相異之處亦多。

而細考其致異之由，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2  致異之由表

表2  致異之由表

從上表來看，與譚圖相異的原因，最多的因素是因為對距離、方位的判斷不同，有53處；其次是譚圖無標註，而經過考訂後補充標註，有24處；再次，通過地理、政治及軍事形勢對地圖加以判讀，從而得出與譚圖不同的結論，有18處；此外，兩地衝突，即此地非彼地，而譚圖合為一處，又或者本應合為一地之處，譚圖分為兩處，有11處。以上為致異較多的因素。

此下各節將分類舉例說明之。

二、因距離、方位不同而致異

因距離不同而致異，即本文定位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的定位因特定點的距離判斷不同而產生差異，或近或遠，從而造成異解。判斷其孰是，應以綜合性的方法來處理。又，因方位與鄰近關係不同，往往導致定位上的差異。古籍記載之方位、方向、道里，往往簡略，很多時候，需參照相近地點的相互關係來考定其位置所在。以下舉五例以說明之。

1、原，周邑，西周時為姬姓封國，春秋時為周畿內蘇氏之邑。后屬晉。在今河南濟源市廟街村西南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富辰諫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原為文王子原叔始封之國。春秋時屬周，為周大夫蘇氏所有。《左傳》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可見周桓王取鄭之四地是實取，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是虛與，蓋因此時周王並不能取蘇氏之邑與鄭國交換也。公元前650年，狄滅溫（蘇），周王室才實控蘇氏之地。公元前635年，在晉文公助周室平定大叔之亂后，周惠王將原賜給晉文公，原地從此屬晉，成為晉南陽之地的一部分。其地之所在，按《水經注·濟水》：「今濟水重源出軹縣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又《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一濟源縣：「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二源，其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測。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繚之以周牆，源出王屋山。」古濟水上游即今濟源市境內北蟒河，發源於山西省陽城縣東山鄉花野嶺，其東源在今濟源市西北2公里廟街村，軹縣即今河南濟源市東南軹城鎮，其西北即濟源市，則原城當在今濟源市之西北。清乾隆《濟源縣誌》卷二：「原城在縣西北四里，今呼為原村。……今濟廟西龍潭東北有遺址焉。」今定其於濟源市西北2公里廟街村西南。《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其在濟源市西北偏北8公里左右，過遠。

如下圖「原邑圖」所示。

2、章華台，楚台名。在今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鎮天竺村北

《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台，願以諸侯落之。」杜註：「台今在華容城內。」古華容縣在今監利縣西北周家嘴鎮北十里的天竺村為中心的區域，其地有數平方公里的古城址遺址，而附近村莊多以「台」為名。或以今潛江市東南龍灣鎮放鷹台遺址或其附近的黃羅崗遺址為章華台和華容縣遺址。如譚其驤先生說：「《左傳》昭公七年杜預注云，章華台『今在華容城內』；《括地誌》台在荊州『安興縣東八十里』，安興故城在今江陵縣東三十里；《渚宮舊事》注台在江陵東百餘里；以方位道里計之，則台與縣故址當在今潛江縣西南。若監利縣西北，則於江陵、安興為東南而非東，去安興當在百里以上矣。」龍灣遺址發掘后，譚其驤先生又為潛江龍灣遺址題寫了「章華台遺址在潛江龍灣」的題詞。按譚說似是而非。《水經注·沔水》：「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台，台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台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如按《水經注》之說，則華容縣與章華台實是二地。華容縣在西，而章華台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離湖之畔。如果以潛江黃羅崗遺址或放鷹台遺址為楚之華容縣，則其東南七十里今監利境內的為華容城，章華台遺址即在城中，如此則二說皆愜。譚先生用以判斷潛江龍灣遺址是章華台的理據是章華台在華容城中，卻忽視了華容城與華容縣並不在一處的可能性。蓋論者常以華容城當華容縣，但城與縣，或可分合。殆因城為先建，而縣為後設，城與縣未必一定同在一地也。《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二「華容城」條：「在府城東，漢置華容縣，屬南郡。今監利縣即其地也。」《嘉慶重修一統志》（以下簡稱《清一統志》）卷三百四十四荊州府一「章華台」條：「章華台在監利縣西北。《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台，杜預註：『台今在華容城內。』《水經注》：『離湖側有章華台，台高十丈，基廣十五丈。』……《括地誌》：『章華台在荊州安興縣東八十里。』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華容世傳有章台，非也。古章華在今監利縣離湖上。』」唐初安興縣在今荊州市東三十里，其東八十里為章華台，如以章華台在潛江龍灣，則其距離安興縣約五十餘里，過近，與《括地誌》八十里的記載亦不符。故知《括地誌》的里數記載並不精確。而章華台在監利縣境的離湖之側，古今記載皆同，無可置疑。雖不合《括地誌》的大略的里數記載，卻比潛江龍灣說更為合理。按今監利縣境內黃歇口鎮以及其東的周老嘴鎮之間，清代湖泊密布，有太馬湖、古江湖、石頭湖等，解放后圍湖造田，其地均成為農場，其湖全部消失。這些湖泊，應即古代離湖的遺留，至今已不存。華容城與章華台，即在此湖東側。綜上所述，潛江龍灣遺址應為古華容縣所在地，而非章華台所在地。華容城與章華台，則均在今監利縣西北周老嘴鎮天竺村北。《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標註章華台在今潛江市龍灣鎮西北十公里處，既與譚說不同，亦與傳統章華台在監利之說不同，不知何據，故訂正之。

參見下圖「章華台圖」。

3、涌，楚水名。今湖北荊州市沙市區南分長江水東流，經今江陵市、監利縣至洪湖市西境匯入長江

    《左傳》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杜註：「涌水在南郡華容縣。」巴人攻下那處，西進至今荊門地區即可南下攻楚，距楚都行軍距離約80公里，故楚城門被攻。涌水為古代長江北枝津，自今湖北荊州市沙市區南分長江水東流，經今江陵市、監利縣至洪湖市西境匯入長江。其水今已湮。其水道，從今沙市區南部向東南經江陵，至熊家場南轉向東邊進入監利境內，與今天的西乾渠河河道相近，在監利泥井口段轉而東南行至今洪湖市長江北岸，則其河道已不可辨。《中國歷史地圖集》將監利以下河段標為涌水，其上河段標為夏水，實則在古代這一條河段均稱之為涌水。不然，楚閰敖在巴人攻郢都之時，懼而跳進涌水游泳而逃，如果涌水只是在今監利這一段的話，那麼閻敖所跳之水與郢都未免相隔太遠了。揆之情境，不能吻合也。參見上圖。

4、王官，晉地。其地在今山西省臨猗縣南王寮村與官莊村之間。刳首，晉地。在今山西省臨猗縣臨晉鎮南

《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即此。《水經注》：「涑水又西徑王官城北，城在南原上。」 《括地誌》：「王官故城在蒲州猗氏縣南二里。」按猗氏縣為漢縣，其地在今山西省臨猗縣南鐵匠營村。村南數里今有王寮村與官莊村。王官故城殆即此地。其北十餘里為涑水。此與《水經注》所記載的涑水過左邑（今聞喜縣），西流過王官城北吻合。《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將其定位於今山西省聞喜縣南誤。

又《左傳》文公七年載晉軍迎戰秦軍，「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按令狐在今山西省臨猗縣令狐村，又《水經注》稱刳首在令狐之西三十里，揆之里程，則刳首在今臨猗縣臨晉鎮南，在解梁城之西。《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其在解梁城之東，誤。以上兩地，因方位判斷失誤而致異，

見下圖「解梁城附近圖」。

5、平陽，秦都，在今陝西省寶雞市陳倉區千河鎮楊家溝村附近

    秦都於平陽，《史記·秦本紀》載寧公二年徙居平陽，《正義》曰：「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又《水經注·汧水》：「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汧水又東流注於渭。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按汧水即今陝西省千河，因流經千山腳下，故名千河。郁夷縣為西漢置，治所在千河入渭之處。按《水經注》，則平陽故城在千水尚未入渭之前即已經過，則其故城當在今千河入渭處之北。其地當在今寶雞市陳倉區千河鎮北楊家溝村附近。《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其在今寶雞市陳倉區陽平鎮，誤。

見下圖「平陽圖」。

三、考古遺址判斷之異

地不愛寶，隨著中華大地文物考古事業的迅猛發展，不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尚未發掘的考古遺址得以發掘，也擴充了我們對於春秋時代方國與城邑的認識。通過考古遺址的位置，我們可以判斷一部分地點的定位是否正確。以下舉一例說明。

1、昌衍，即昌平鄉，魯地。在今山東省曲阜市蘇家村東北

《左傳》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杜註：「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春秋地名考略》卷二：「今兗州府東南八十里有昌平城，又城西有昌平驛，亦襲此名。」《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鄉在尼山西南，北臨沂水，陬邑為其屬邑。地在今曲阜市蘇家村東北，其地現有昌平鄉故址。《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於尼山東南二十餘里，在今泗水縣境內，失之過遠。

見下圖「昌平鄉圖」。

四、地理與政治、軍事形勢判斷之異

在古典學的研究中，有一種情形是我們經常遇到的，即現有的記載不足以判斷其結論，但如果結合地理、政治、軍事形勢來判斷的話，則該問題可能只有唯一的解釋，只不過這種解釋未被前人完整記載下來，需要我們進行理性的推斷與判定。在本研究得出的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代圖組相異之處中，有18處是使用這樣的方法進行判定的。此種方法，屬於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的範疇，在學術研究中自有其作用。以下舉四例以明之。

1、那處，楚地。在今鍾祥市西南劉路灣村附近

《左傳》庄公十八年：「遷權於那處。」杜註：「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水經注·沔水》：「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庄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是也。東南有那口城。權水又東入於沔。」按權水即今荊門市境的竹皮河，該河為漢江下游右岸支流，長72公里。發源於荊門市東寶區子陵鋪、掇刀區、鍾祥市及沙洋縣境內，在沙洋縣馬良鎮蛾子港匯入漢江。按《水經注》的記載，權水東南流經權城北，又東南流至那口城，即那處之地，最後東流經權口匯入漢水。按古時常以兩水彙集之處稱「口」，則那口城亦在數水彙集之處。考竹皮河進入今鍾祥市境后，先後有發源於荊門市東寶區的革集河和官堰河匯入，其匯入之地，地勢由丘陵向平原過渡，恰成一口形，其地肥沃，為由上游山洪及漢江淤積形成的沼澤濕地，湖泊眾多，1959年曾興辦農場。楚武王遷權人於此，亦足以開墾荒地，收取農賦。故定那處於此。《中國歷史地圖集》標註那處偏在西南十公里處，與其地形不合，誤。

見下圖「那處圖」。

2、平陰，齊邑。在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西南孝里鎮孝堂山南

《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杜註：「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又《水經注·濟水》：「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沉玉濟河，會於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者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眾而歸。師曠、邢伯聞鳥烏之聲，知齊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杜注與《水經注》孰優？竊以為應從杜注。揆之地形山勢，齊國之盧地在今濟南市長清區西南廣里村，其東北方向十五里有巫山（今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孝堂山），山之西南側為平陰城。齊軍御諸侯聯軍於平陰，齊侯且登巫山而望諸侯之師，懼而撤退，其撤退方向，據《左傳》記載，「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知其為山地撤退，非由東北向沿濟水沿岸平原向今濟南方向撤退，而是轉向東南部山區，由巫山向東南方行至格馬山，是為齊侯退軍路線，現有縣級公路通行。杜注無誤。又《左傳》原文中所謂「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應指齊軍在平陰城南防門（齊長城之一段）前挖溝為塹，其廣里許，非謂其地名廣里也，《中國歷史地圖集》標註其在平陰西北，蓋依《水經注》定位，然《水經注》言防門在平陰之南，今其地有齊長城旅遊區，即在孝堂山東南。則廣里就算是地名，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平陰西北。今廣里村之名，可能因此役而後起，即春秋時盧地。綜上所述，《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依據《水經注》定位，未詳考其地理形勢，故進退失據，廣里、巫山、盧等地的標註皆誤。

見下圖「平陰附近圖」。

3、倉野，晉楚交界之地。在今陜西省丹鳳縣商鎮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註：「倉野在上雒縣。」《水經注·丹水》：「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師軍於兔和，右師軍於倉野者也。」《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六：「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春秋地名考略》卷五曰：「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聚。」 按高士奇說，商洛市往東南一百四十里，其地在今陝西丹鳳縣西，而非商洛市東北。按楚軍分兩翼展開，一翼於菟和山，一翼於倉野。以古代軍隊交流信息方式及速度而言，此兩翼之軍不得相隔過遠。以居中之今丹鳳縣城計，其距在菟和山的左軍約十二公里，則倉野聚在丹鳳之西，亦不過十二公里，如此，兩軍半日內可取得交通聯繫，為用兵之常道。故以地勢揆之，倉野應在今丹鳳縣商鎮。其東側數里的今丹鳳縣古城村，即楚國在商洛山區的前哨商地所在，兵鋒謹慎前出於前哨，亦是用兵穩重之策。且與《水經注》記載相合。不然，按《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標註，丹水過倉野后即東南流，就談不上「東歷兔和山」了。菟和山的標註，《圖集》亦誤。其地在今陝西省丹鳳縣資峪溝，《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將倉野與菟和山均標註在今陜西省商縣東北，誤，

見下圖「倉野圖」。

4、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始都於今山西省垣曲縣皋落鎮，后遷於今山西省昔陽縣東南的皋落鎮。後為晉所滅

《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杜註：「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皋落氏之地，服䖍曰：「皋落，赤狄之都也。」《水經注·河水》：「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轉，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按清水即今山西境內毫清河，其河發源於聞喜縣石門鄉岔溝，東南流入垣曲縣境內，經上官，皋落鄉、峪里、長直鄉、上毫村，最後匯入黃河小浪底庫區。皋落鄉即皋落城所在。又今山西昔陽縣有皋落山，《寰宇記》樂平縣：「樂平山在縣東七十六里，即古東山皋落氏之地。」即今昔陽縣東南皋落鎮。此兩鎮均為皋落，應有前後相承的關係。或者太子申生所伐為垣曲縣之皋落，其後皋落氏族北遷至昔陽縣，春秋末期遂為晉所滅歟？因閔公時代晉國初定，正須掃清附近東山中的赤狄部落，以保證都城的穩定，故晉獻公派遣太子申生出征討伐，這正是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形勢。而對新起的強大晉國，東山皋落氏被討伐后，為避晉兵鋒，北遷至昔陽縣之皋落，按此條遷移路線上，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氏諸族，為赤狄聚居之傳統地域，晉國還需上百年時間，才能徹底征服這些部落。東山皋落氏才能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揆之以當時情勢，東山皋落氏的遷徙，自南向北的可能性要大於自北向南的可能性。《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以昔陽縣之皋落為東山皋落氏始都之處，而以垣曲縣之皋落為遷都之處。以政治形勢判之，於情理不合。故不從《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的標註，而以垣曲之皋落為其始都，而以昔陽之皋落為其移治。

見下圖「東山皋落氏圖」。

五、兩地衝突之異

兩地衝突之異，指甲地與乙地同置於一處，其國屬不同，其名亦非同地異名，則此時必有一處錯誤。綜合列國疆域而判斷之，是判斷其異同的主要方法。以下舉二例以明之：

1、生竇，又作笙瀆、檉，魯地。其地不詳

    《左傳》庄公九年：「乃殺子糾於生竇。」杜註：「生竇，魯地。」賈逵註：「魯地，句瀆也。」句瀆即漢句陽縣，在今荷澤市小留鎮。然此地為宋國之谷丘所在，不容更有魯國生竇之地。況且就宋、魯、衛境上疆域而言，魯國疆域無逾大野澤之西者，此地在大野澤西四十餘公里，魯國疆域不能到此，故生竇之地待考。《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從賈逵之說，定之於今山東省荷澤市小留鎮，誤。

2、潛，楚地。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西南西淠河與東淠河交會之處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杜註：「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又昭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即此。六縣在今安徽六安市北，其西南即霍山縣東北。今安徽霍山縣下符橋村有故城遺址，縣誌以為即漢代潛縣遺址。按漢代潛縣即設在楚遷潛人之南岡，《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曰：「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潛城。」其地里相近。既知南岡其處，則潛地也可推出，或在南岡之南，或在南岡之北。按南岡之南，漢至晉代屬潛縣，南岡之北，則有六縣。杜預稱此未遷南岡之潛地在六縣西南，則其在南岡之北無疑。今揆其地勢，六安所在為平原河谷地區，東淠河流經西河口鄉，左匯西淠河，轉而東行，自此向東又折向西北，稱淠河。吳侵潛、六，其路線應由今六安南下，至蘇埠鎮以南則為山地，沿淠河河谷西行，則圍潛。因吳攻六，攻潛，故楚軍在四年後將潛人往東淠河下游遷移，在今霍山縣東北，而霍山縣全境大部均為山地，吳軍威脅較小，借東淠河之便，遷移民眾亦易著手。所遷之地即在南岡。故潛地應在今六安市西南，在南岡西北。以古代城邑多臨水際來看，其地可能在西淠河與東淠河交會之處的西河口一帶。《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以潛與南岡為一地，標註在今霍山縣東北，不準確，且未標註遷南岡之前的潛地，誤。

見下圖「潛與南岡圖」。

六、前後時代政區之誤

前後代政區之誤，指用作定位出發點的相關文獻記載時代的政區，與後代政區有別，如以後代政區誤作出發點，則相關結論隨之而誤。茲舉二例以明之：

1、重館，魯地。在今山東省魚台縣古城集西北十一里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杜註：「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秦至晉方與縣在今魚台縣北古城集。《春秋地名考略》卷二曰：「重鄉城在今魚台縣西北十一里。」按高士奇為清康熙時人，其時魚台縣治在古城集，其西北十一里之重鄉城即杜預所言方與縣西北之重鄉城。在今魚台縣古城集西北十一里。《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將其定位於魚台縣魚城鎮西北十一里，是誤將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遷於今魚台縣魚城鎮的縣治作為參照點，故產生方位上的訛誤。

2、晏，齊地。在今山東省齊河縣

《左傳》宣公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谷。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春秋地名考略》卷三曰：「今濟南府齊河縣北有晏城，《志》雲『晏嬰采邑也』，置晏城馬驛，以此得名。」即今齊河縣治。按《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晏地在現代齊河縣的標註之北，其原因是其圖組在1972年編竣，而1973年齊河縣治遷至晏城鎮，即今治，其變化未曾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現代底圖上反映出來。至1980年修訂之時，該圖的現代底圖並未更換，故造成此種不一致的現象。

七、其地不詳之異

其地不詳者，指《中國歷史地圖集》中雖有定位，然其定位或有歧異，或不知所據。難以判定，故皆不取，歸之於「其地不詳」之例。茲舉三例以明之。

1、阪高，楚地。其地不詳

《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謀徙於阪高。」杜註：「楚險地。」《春秋地名考略》卷八以其在襄陽府西境，《春秋地理考實》卷二與之觀點，《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則以其在今荊門市南、當陽縣東北。今兩說紛歧，無所取捨，故皆不從。其地不詳。

2、轑陽，楚邑。其地不詳

《左傳》宣公四年：「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註：「轑陽，楚邑。」其地不詳。《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其在今河南南陽市西北，不知何據，故不從。《春秋大事表》以轑陽、烝野均在江陵縣境，其說似較勝。不能遽斷，其地不詳。

3、烝野，楚邑。其地不詳

《左傳》宣公四年：「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杜註：「烝野，楚邑。」其地不詳。《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定其即河南新野縣，不知何據，故不從。《春秋大事表》以轑陽、烝野均在江陵縣境，其說似較勝。不能遽斷，其地不詳。

八、譚圖無標註

譚圖無標註，而在經傳中有該地，則或可考出，因而與譚圖發生歧異。考出各地之方法，亦以結合前人記載施以綜合性的判斷為主。茲舉二例以明之。

1、大別，楚山名。即今鄂豫皖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

《左傳》定公四年：「史皇謂子常：『楚人惡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杜註：「《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按杜注引《禹貢》說不確。或以此為據，認為大別為江夏之魯山，在今湖北省武漢市漢水匯入江水之處。則自小別（漢川市甑山村）至大別，子常一直在將吳軍往東方擊退，這正是完成了戰略目的的軍事行動，何以子常會「知不可，欲奔」呢？且子常有與司馬（沈尹戌）爭勝之心，見到有利可圖，只會更加揮軍深入，又怎麼會「欲奔」呢？真正能讓子常感到恐懼的，是勝利來得太過容易，吳軍到達了有利於自己的戰場，子常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孤立無援等等因素，揆之戰場形勢，從小別到大別，對吳軍來說，應該是一個深遠的誘敵深入到達自己的預設戰場的軍事行動。如果大別之地在今武漢市漢水西岸，則吳楚大戰就會在今武漢市西部發生，而無由在武漢市東北一百公里處的漢水之東的柏舉進行決戰，所以大別山必與柏舉之戰的戰地相近。此大別山應指今鄂豫交界處的大別山，在今湖北東北、河南東南、安徽西南三省交界之處。此即《尚書•禹貢》「內方至於大別」中的「大別」。又《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1638-1639均可說明《禹貢》中的大別山有多處。杜注所引《禹貢》，為誤引其文。大別山西接桐柏山，東延至霍山、張八嶺，西段呈北西-南東走向，東段呈東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主要部分海拔1500左右。吳軍為吸引楚子常軍深入，由小別退至大別，退卻了大約一百五十公里，最後背倚大別山，在柏舉與楚軍決戰，一戰而勝，遂追亡逐北，直至郢都。《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本條無標註。

見下圖「大別小別圖」。

2、瑕，楚地。在今安徽省蒙城縣北淝河之北烏集村

《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杜註：「瑕，楚地。」《水經注·陰溝水》：「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即今之北淝河，發源於河南省商丘縣北部，東南流經安徽毫州市、渦陽縣、蒙城縣、濉溪縣、懷遠縣、蚌埠市、五河縣，於沫河口入淮河。瑕陂之所在，在今北淝河在蒙城境內由芮集到板橋集鎮這一段約18公里的河道。此處為窪地和沼澤地形，在1948年11月的淮海戰役中，中原野戰軍第1縱隊即在此依託有利地形，阻擊國民黨第12兵團（黃維兵團）三晝夜。瑕城舊址在北淝河北的烏集村。《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無此標註。

見下圖「瑕地圖」。

    以上列舉了若干春秋地名考證的個案以說明其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組的致異情況。可以看出，在考證古代地理時，我們要採用綜合性的方法來進行考訂，尤其是當結合地理地形、軍事、政治形勢后，歷史研究中很多疑難問題能迎刃而解。這種綜合性的方法，不但適用於春秋時期地理的考訂，也可適用於其他時期。

Abstract：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which edited by Tan Qi-xiang, has been used very wildly by the Academics.  Be limited by the ages factor and teamwork form, the atlas still have some doubtful points which could be corrected. On the base of  the roundly investigate on the total 1107 historical palaces which be labelled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map of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120 different points, and uses the 20 points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reason. There are seven reasons which cause to different: distance and direction, the judge o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the judge on the situ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d geography,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palaces, the political division of the front and back period, the unknown palace, no label. The thesis also have the maps for the investigate.

Key words：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Spring and Autumn; historical geography; map

 本文所配地圖均為作者自繪，圖中的等高線，是從SRTM（Shuttle RadarTopography Mission）等公開獲取的衛星DEM遙感地形數據中提取，其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路信息中心國際科學數據鏡像網站:(http://www.gscloud.cn)。此外，部分地圖也使用了美國ESRI公司的在線World-Terrain-Base圖層數據。

本文原刊於《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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