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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教授論文《金文中的大廟和諸廟（上）》

作者：kyotosizumoto 於 2016-9-27 11:2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商周歷史、文化與文字研究》|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金文中的大廟和諸廟（上）

一、金文中所見大廟考

①廟·宗廟
在金文中，「廟」字出現頻率很多。其中，廟的重要作用大致有以下三點：
其一，周天子冊命大臣在廟，如，《龍敦》銘文中的「佳元年既望丁亥王才雍位日王格廟即立宰忽右龍立中庭」。
其二，周天子發布命令在廟，如，《父乙甗》銘文中的「王命中先見南國貫行蓺位才廟」。
其三，周天子的大臣祭祖也在廟，如，《寰尊》銘文中的「才廟君命余乍冊寰安人人白白賓用見布乍文考日癸旅寶□」。
廟的存在作用之大，以至於周天子的大臣要作器來獻給廟，如，《阜父壺》銘文中的「□阜父乍□壺□□酉其廟」。
為此，楊寬先生在《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一書中主張：
古代對祭祀祖先的處所一律叫做廟。到戰國時代還是這樣。(P26)
在殷代金文中，著名的「亞」形圖，古今諸多金文學者都以為這是宗廟的象徵。如，在《山右金石記》一書中卷一對《亞爵》的註解為：
凡器著「亞」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袥」。而杜預以為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又，商亞人辛尊曰：「亞者，此也」云云。按款識謂此者，亦廟也。二說原相通。「亞」形數見於商器，至周則罕見。故定有「亞」形者為商也。
《爾雅·釋宮》中則解釋說：
室有東西廂曰廟。
蔡邕在《獨斷》中更進一步闡述說：
宗廟之制，古者以為人君之居，前有廟，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像朝，后制寢以像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像生之具。總謂之宮。
以上是從廟的建構上而言的。但是在儒家宗法思想統治了宗廟祭祀活動之後，對「廟」的理解就發生了變化。以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一書為代表，認為：
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聞乎其容聲。概然必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
一般來說，宗廟在建構上都有五室、十二堂和四門。典出賈公彥《周禮註疏》一書：
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大史詔誥王居路寢門。
從考古學的證據來說，自1959年開始的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在一號宮殿遺址上發現了祭祀坑。而此坑東南角就是門的基址，在坑的四周則是排列整齊的柱礎石。證明這裡曾是宮廟的基址，祭祀坑位於宮廟的中央，即冊命金文中所常見的「立中廷」的中庭，而門即冊命金文中所說的「入門」之門。考古現場和冊命金文的一致說明：冊命制度雖然大盛於西周中期，但是殷周宮廟的建築格局是大致相同的。再如，陳全方先生在《周原與周文化》一書中對陝西歧山鳳雛西周宮廟建築遺址的介紹，其中甲組建築基址在影壁和中庭之間有大門和門房的存在，也為冊命金文中的「入門立中廷」之記錄提供了實證。而後部的宮室基址又正符合「前朝後寢」的西周宮廟建築格局。
如果從「室有東西廂曰廟」的角度來說，在殷墟甲骨史料中常有「室」字出現。如：
祖丁室。《甲》491。
祖戊室。《京津》4345。
大尹室。《林》2·1·3。
此時的「室」是否有「東西廂」不得而知。考古學家們推測當時的「室」具有「廟」的性質在內。如果在當時「室」是表達了和祭祀的場所（廟）的話，那麼宗·示二者則表達了祭祀者和受祭者之間的血緣關係（宗）。二者的統一就是後世宗廟概念的具體由來。如：
才大宗。《佚》131。
才小宗。《珠》631。
隹大示。《金》515。
小示。《甲》712。
大宗和小宗，大示和小示劃分的出現，意味著宗法制度上大宗·大示統轄小宗·小示制度的正式形成。如，《琱生簋》銘文中就記錄了這一統轄活動。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中宗」、「上示」、「下示」等術語。而「上示」、「下示」的概念，在殷墟甲骨文中，按照曹定雲先生的研究，認為是將直系先公先王按照先後世次分為兩大前後祭祀群，世次靠上者為上示，世次靠下者為下示。(P291)
到了西周時期，就出現了將先公先王按照奇偶次序，分為兩大祭祀群排列的昭穆制度。這是殷周宗法制度的最大區別。
有時「宗」和「廟」的概念可以等同起來。如，《左傳·庄公二十八年》中有「曲沃，君之宗也」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根據上述文中有「宗邑無主則民不威」一語解說「曲沃為先君宗廟所在」。因為「宗廟」的所在地才能稱為「宗邑」。因此，「曲沃，君之宗也」即曲沃乃君之宗廟所在也。因為「廟」、「寢」存在著「總謂之宮」的稱謂，所以在《左傳》中多次宮、廟、寢可以互換使用的現象。為此，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考證說：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鄭引此者，欲見隸仆蹕於宮中，亦得兼廟中。故《公羊》云：「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天子之「廟」亦有「宮」稱也。
楊鴻勛先生在《宮殿考古通論》一書中也主張：
祭祀祖先的「廟」，是從「宗」衍生出來的。二里頭夏墟F2，提供了宗前有廟堂設置的實例。宗，是朝先人遺體禮拜的位置：「廟，尊先祖貌也」，是朝先人的代表物--神主，祭祀的位置。從二里頭F2的復原考察可知，它既是宗、又是廟，應是由宗向廟過渡的形式。周朝時，已將宗與廟結合為一個詞——「宗廟」。（P10）
楊鴻勛先生以考古學的角度來解說「宗」的含義，是比較有新義的。他傾向於把宗廟制度的起源上溯到二里頭文化。
陳夢家先生在《西周銅器斷代(四)》一文中認為：
古文字「廟」從朝，朝庭之朝當源自大廟朝見群臣。……由於王者朝見群臣，群臣立於大庭或中庭之中，所以後世有「朝庭」之稱。(P91)
即所謂的「群臣立於大庭或中庭之中」，此說的由來是冊命金文中必然出現的「立中庭」一語。所謂「古文字廟從朝」一語，前人也提出了異議，見吳式芬《攈古錄金文》一書卷二·二中引翁祖庚對《癸未尊》銘文的考證：
讀此文者皆曰「王才圃」，予獨謂是「王才廟」。庿，古廟字，見《儀禮·士冠禮注》：「《詩·清廟序》，《釋文》本作庿」。古艸字亦作屮。中從苗而外圍四周之象，非廟而何？
《左傳》中出現的「廟」的諸多概念有：
廟、朝廟、大廟、清廟、宗廟、告廟、祖廟、禰廟、周廟、庄·共之廟、家廟、游氏之廟、子大叔之廟、季氏之廟。
共十四種。作為某一公侯的廟為庄·公之廟、家廟、游氏之廟、子大叔之廟四種。相反，《左傳》中出現了武宮、庄宮，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分別解說為「武公廟」、「庄王廟」。所以《春秋穀梁傳·僖公十五年》中記錄的「震夷伯之廟」一事，併發出感嘆說「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之論。所以，周王室宗廟之外，大臣和士也有廟。吳榮光在《筠清館金文》一書中收錄了一件銅器，名為《周臣廟彝》，其銘文為：「王乍臣廟彝」，可以為證。而且還是周天子賞賜下屬宗廟彝器。《左傳》中的「游氏之廟」和「季氏之廟」也都屬於大臣廟。在此，銅器銘文的記載和史書的記載完全一致。出土的考古資料（銅器銘文，即地下資料）為傳統史書（史傳，地上資料）的真實性提供了證據。
《禮記·祭法》中所說的「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之說，在金文中則是一般使用「用乍文考、皇考、且考寶尊彝」之類的述語，還不存在上述七個廟的概念。可見，這七個廟名概念是後起的。但是，類似的七個廟在金文中是存在的。而且，在殷墟卜辭和金文中，一般只是稱「父某」，而沒有使用「文考」或「皇考」等概念。為此，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中就曾主張說「余意稱父為考，始於周人」。（P80）因此，廟制大備於周初當是毫無問題的。
其中，根據《元年師斾簋》銘文中的「王才淢甲寅王格廟」一語，可知在「淢」地也有周廟存在。淢，李學勤先生在《論西周鄭的地望》一文中以為「並非一處大的都邑，而是需要設置臨時居所的地方」。（P46）此說值得考慮。又見《蔡簋》銘文中「王才雍旦王格於廟」一語，可見在「雍」地也有周廟存在。如果淢為臨時居所的話，那麼這裡的雍看來也是臨時性的。但是，臨時性的居所是否一定有周廟存在呢？畢竟臨時性的祭祀周人先祖的活動和周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傾向於淢和雍為地名，是在宗周並建有周廟之地。在金文中，淢字還有、棫兩種寫法。盧連成先生在《周都淢鄭考》一文中認為：「淢水可能就是流經鳳翔縣境內的一條主要河流雍水」。（P9）此說是把淢和雍等同起來，並且以為淢「就在古周原一帶」。這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旁證吧。
在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元年師斾簋》。在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厲王。
遟公。《元年師斾簋》。
師斾。《元年師斾簋》。
乍冊尹克。《元年師斾簋》。
文且益中。《元年師斾簋》。
②太廟·大廟
「太廟」和「大廟」本來是一樣的。在古文字中，作「太」作「大」並無意義上的區別，只是寫法的異同。故此放在一起加以討論。在金文中，「大廟」一詞出現也比較多。如：
《亢敦》：「佳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昧爽王格於大廟」。
《逆鐘》：「佳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才大廟」。
但是，在更多的場合，「大廟」是周天子冊命大臣之處。如：《師酉敦》、《同簋》、《同彝》、《師兌簋》等銅器銘文中。所以，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總結說「爵祿必賜於大廟，示不敢專」。實際上，根據古今金文學家們的研究，爵祿不一定非在大廟，還可以在其他宮室廟中進行。
就此，引黃然偉先生在《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一書中的結論說明如下：
周有宗廟，除可見於文獻外，金文中亦屢屢有之。文獻記錄賜爵授祿時，必行於大廟。金文之冊命賞賜，亦多於大廟中行之。唯其名稱不一，或曰「廟」，或稱「大廟」，「周廟」，……而除行禮於廟之外，尚有在「室」，「宮」，「射」等處行之。(P88)
其中，冊命之地在成周的，銘文中一般只稱為「成周」，有時稱為「周」，即西周的東都洛邑；在宗周的，銘文中一般又稱為「宗周」，有時稱為「鎬」或「鎬京」，即西周的舊都鎬京。關於西周時期的兩都問題，朱鳳瀚先生在《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中曾考證說：
孔穎達《疏》曰：「周以鎬京為西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同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巨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前里也』。《秦譜》云：『橫有兩京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部為八百，東部為六百，其言與瓚同也』……」西周時明確有東西兩京，故漢以來學者所云西周時王畿之地有二之說可從。（P298）
在其它地方的(如，在吳)，銘文中一定加以說明（「王才吳」）。舉例如下：
《同簋》：「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宗周格於大廟艾伯右同立中庭北向」。
《師兌簋》：「佳三季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格大廟即立□伯右師兌入門立中庭」。
《師酉簋》：「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吳格吳大廟公族鴻厘入右師酉立中庭」。
在上述銘文中，涉及到地名時分別使用了「宗周」、「周」和「吳」三者。大廟的存在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在《文王世子》中記錄了「公有出疆之政」時，則要求「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為此，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進一步解釋說「公族之內適子名為正室，使守大廟，大廟尊故也」。成周和宗周兩地同時有大廟存在，說明「邑有宗廟才可以稱為都」之類概念是極其準確的歷史記錄。當然具體分析來說還有所區別。杜正勝先生在《周代城邦》一書中就曾指出：
宗廟所在的邑當然大，然「都」的先君木主大概指殖民於都的第一代貴族以下的「君」——嫡系繼承人，其宗廟並非殖民母國的宗廟。魯有三都：費、成、郈各為季孫、孟孫和叔孫的采邑，自伯禽以下的魯公神位只在曲阜，不在三都。（P113）
而且，在成周和宗周雙重宗廟系統中，學術界又多以為各自在使用的禮制上有行殷禮和行周禮的區別。如，王暉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一書中就曾主張：
姬周王室對西都鎬京東都洛邑及豐邑進行祭祀活動時，西都宗周用周禮，東都洛邑用殷禮。(P212)
在《左傳》中，大廟則是專指周公之廟。如，《桓公二年》中的記載：
戊申，納於大廟。
又見《僖公八年》中的記載：
秋七月禘於大廟。
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皆註解為：
大廟，周公廟也。
在《禮記·明堂位》中也有明確記載如下：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如是說到周公廟之外的「大廟」時，一定有特殊的說明。如，《左傳·襄公三十年》中有「宋大廟」。在銅器銘文中，《師酉敦》中有個「吳大廟」。可見，如果不加以特殊說明時，銅器銘文中的「大廟」一般是指「周公之廟」。所以，在《論語·八佾》中有「子入太廟每事問」的記錄。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一書中認為明堂「本為宗祀文王之大廟」，亦即，明堂作為大廟之一，負擔著宗祀文王的重要任務。由此可以得出：「宋大廟」和「吳大廟」即是宋國、吳國宗祀文王之廟。
但是，銅器銘文中有所謂的「天廟」一詞。見《天廟爵》：「京乍天廟爵」。此件銅器收錄在方謙受《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十二·二十四和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一·三中。雖然只是個案，但是它的存在意義是不容忽視。它說明了「京」字的出現不但是作為地名，還有人名·私名的意義在內。如，在《耳尊》銘文中有「肇乍京公寶尊彝京公孫子寶」一語，就是京氏族存在的證據之一。除此之外，如《京叔盤》《京姜鬲》二器，以及《芮公鬲》銘文中的「京仲氏」，《善夫吉父鬲》銘文中的「京姬」，都是京氏族活動的歷史記錄。而且，京姜和京姬二名的存在證明了京·姜和京·姬兩大氏族之間存在著通婚關係。看來，京和姜姬這三者之間是一種世代性質的通婚關係，是這三者的地望臨近和功利關係的說明。而所謂「天廟」實際上是「大廟」的誤寫。
周公廟有時有被稱為「大祖廟」或「大祖」的現象。見《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說「毀廟之祖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這裡的「大祖」一詞，賈公彥在《周禮註疏》一書中說「大祖謂周公廟」。
根據《免簋》銘文中的「王才周昧爽格於大廟」一語，可知大廟地理位置在周，即成周。
但是，根據《同簋》銘文中的「王才宗周格於大廟」一語，可以發現在宗周也有大廟。宗周的大廟有時被稱作「大朝」。見《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卷四·三十三·二中。可以得知，在宗周和成周兩地都建有周王室的大廟。因此，陳夢家先生提出的「西周時代東西王城為兩都並立，而各有雙城，一為宗廟一為王宮」之說和金文中的事實是相符的。(P212) 進而，他又提出了宗周和歧周的區別：
周廟在宗周，猶宗周之有大廟穆廟。武王時之周為宗周，當時未營成周，故宗周應指歧周。除宗廟以外，宗周有大師宮，見《善鼎》。（P212）
在成周的大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免簋》，《敔簋》。其中，在《敔簋》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夷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厲王，陳夢家先生以為是宣王。
井叔。《免簋》。
武公。《敔簋》。
敔。《敔簋》。
免。《免簋》。
在宗周的大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趞簋》，《同簋》。其中，在《同簋》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孝王。
密叔。《趞簋》。
內史。《趞簋》。
季姜。《趞簋》。
趞。《趞簋》。
榮白。《同簋》。
左右吳大父。《同簋》。
文考叀中。《同簋》。
③清廟
「清廟」一詞，首見於《甲午簋》銘文中，如下：「佳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乍禮簋」。在《左傳·桓公二年》中記載藏哀伯之諫中提到了「清廟茅屋」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認為：
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此說顯然是源自漢代賈逵之論。賈逵注《左傳》時提出了「肅然清靜謂之清廟」的觀點。
蔡邕在《明堂月令論》一文中則又提出：
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
此兩說實際上有其一致處，即：何謂「宗祀之貌」，蔡氏指代不明。如果把「肅然清靜」
看作是「宗祀之貌」的話，那麼，這兩說就同出一源了。
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一書中主張「清廟專為祀文王」，並提出了「明堂亦屬於大廟」的觀點。他說：
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大祖，亦稱清廟。《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即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此明堂在雒邑。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觸犯文王焉。明堂本為宗祀文王之大廟……
但馬承源先生對此提出異說，他認為：
古代營建宗廟，據說不尚奢華，《左傳·恆公二年》：「是以茅屋清廟，大路越席」，表示儉省。清廟既是宗廟的模式，營造就不至於曠日持久。(P59)
根據《清廟》一詩來分析，如下：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與人斯。
從詩中看不出富麗堂皇之氣象。和《閟宮》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是無法相比的。
可見古代經學家們的「肅然清靜謂之清廟」之說是可信的。
但是，《甲午簋》銘文中的「帝」字所指為何？這是我極為關心的問題。在商周金文中，一般使用「王」來指稱周天子。而此件銅器銘文中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是使用「帝」。
第二是使用「清廟」。
第三是使用「禮簋」。
此件銅器收錄在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和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一書卷十七·三十三中。
關於「帝」的問題，在其它的銅器銘文中也有出現。如，《嘉禮尊》銘文：「帝肈稱嘉禮」，此件銅器收錄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卷五·九中。該書稱「據陳秋堂所藏搨本摹入」。但是，在對該銅器的斷代上，阮元以為是「當是戰國時秦所作之器」。又說：
然稱帝不稱皇帝，知是昭襄王之器。昭襄王十九年，秦為西帝，宜作器稱帝也。
對於為何不使用「帝」字作為年號，他解釋說：
古者，不以日辰之名紀歲。有十有二歲之號，字攝提格至赤奮如是也。鐘鼎器銘則曰「佳王某年」，所以尊王也。漢始一日辰之名紀歲。如《西嶽華山亭碑》之戊午，《荊州刺史杜尚碑》之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之已酉，甲辰。今觀此銘曰：「佳甲午八月丙寅」，知以甲子紀歲實始於此。是時秦既稱帝，即不奉周正朔。時周尚存，又不敢雲「佳帝某年」，故造此紀年簡易之法也。
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一書中也主張：
《六國年表·歷代帝王年表》周赧王元年丁未四十八年為甲午，即昭襄王十九年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甲午作簋稱帝，正其素心不忘者，此可補《史記》之闕矣。
《左傳·哀公十一年》有「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一語，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解釋：
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
如果從這一點出發，則這裡的禮簋就是胡簋，亦即指夏代禮器的話，則帝和清廟的存在在《甲午簋》銘文中可能就和夏代聯繫起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件銅器的作者出自夏代·夏族的直系後裔。阮元主張，所謂胡簋即是簠簋，即：
《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為盛黍稷之器。瑚之為簠異名無疑矣。
誠如是論，則「瑚」與「胡」通，「殷之六胡」之說已經是對「夏曰胡」之說的否定了。杜預的「夏曰胡」之說或許有更古的來源。
但是，吳榮光認為《周寰卣》銘文中的「王才室」之「室」字，「即是清廟中央之室」。他說：
《書·洛誥》：「王入大室裸」。裸，獻屍也。《禮·酭屍》：「屍獻而祭畢」。王祭畢入大室，行獻屍之禮，故曰：「王才室」。
此說極其準確，然而，銘文中沒有出現「清廟」一詞，故可作為「室」即「清廟中央之室」的旁證。又見吳大徵《愙齋集古錄》一書第四冊所收《刺鼎》，銘文為：「王才旅……用牡於大室」一語。他為此註解說：
用牡於大室。牡，牲之雄者。《論語·堯曰》：「敢用玄牡」。皇《疏》：「牡，雄也。《書·洛誥》：王入大室裸。《傳》云：大室，清廟」。「王才旅」，旅地不當有大室。
他把清廟釋為大室，似為不當。然而，清廟中有大室則是肯定的。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帝。《甲午簋》。
④享廟
「享廟」一詞，首見於《師秦宮鼎》銘文中，如下：「隹五月既望王□□於師秦宮王各於享廟」。
但「享廟」一詞不見於《左傳》。
筆者認為「享廟」一詞可有二解：
其一為「享廟」是由銅器銘文的「用享於宗」一語省略而來，這裡的「宗」就是宗廟之意，即所謂「享廟」就是「廟」，也就是大廟。證據可見《叔氏鍾》銘文。
其一為「享廟」是指享堂，即大室，它是由銅器銘文的「用享於宗室」一語省略而來。證據可見《師咢父鼎》銘文。
在銘文中出現「師□宮」內容時，多數場合都有「大室」一地出現，因此，我傾向於「享廟」即指享堂，亦即指大室的看法。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師秦宮鼎》。
⑤周廟
「周廟」一詞，在金文中並不多見，首見於《虢季子白盤》銘文中，如下：「王格周廟」。在《無叀鼎》和《盠彝》銘文中也各出現一次。杜預在《春秋左傳注》一書中對此有二解：
其一為「文王廟也」，見襄公十二年《注》。
其一為「厲王廟也」，見昭公十八年《注》。
又，《毛詩·周頌·賚》孔《疏》引皇甫謐：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
則此「周廟」當是指周始祖廟或文王廟。金文中一般可簡稱為「廟」。此部分內容可以參照前述有關「廟」的論述。在《逸周書·世俘》一文中記載了「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旗，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一段史實。可見這裡的周廟就不可能是厲王廟。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盠方彝》。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唐蘭先生以為是恭王，李學勤先生以為是孝王。
穆公。《盠方彝》。
尹。《盠方彝》。
盠。《盠方彝》。
文且益公。《盠方彝》。
⑥吳大廟
「吳大廟」一語首見於《師酉簋》銘文中，如下：「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各吳大廟」。大廟又作太廟。又可見《左傳·襄公三十年》中的記載：「或叫於宋大廟」。有「周大廟」，又有「吳大廟」和「宋大廟」，顯然可以推出西周分封諸國應當都有大廟存在。因為阮元曾考證說：
《禮》：「王子弟出封，得立其祖王之廟」。《逸書·分器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可見，大廟作為聯繫周天子和諸侯血緣關係的重要象徵而存在著。分器現象的存在，是青銅器和廟制關係的重要證據，也是構成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的禮器基礎。而且，出封和開拓殖民地也密切相關。因為下一步就是建立祭祀宗廟問題了。杜正勝先生在《周代城邦》一書中就說明：
周人每新拓殖就建廟立社。（P28）
《詩·大雅·緜》中就有「作廟翼翼」一語，可證此說不誤。
「吳」字，金文中通「虞」字。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考證說：
案：古籍周王無適吳之事。此「吳」，古「虞」字也。《詩·周頌》：「不吳不敖」。《史記·孝武紀》引作「不虞不驚」。《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漢書·地理志》雲「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又《史記·吳世家》每以「中國之虞」，「夷蠻之吳」分別言之者，亦「吳」「虞」同字也。
「吳大廟」即「虞大廟」。則《師酉簋》銘文中的「王才吳」和「各吳大廟」看來都是指「虞」而言。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北一帶。李學勤先生以為吳地在山西平陸，可備為一說。阮元在書中進一步引用蕭山王進士觀點說：
然則虞大廟當是太王廟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
吳大徵在《愙齋集古錄》一書第九冊中收錄了此件銅器，其銘文就作「王才虞格虞大廟」。曾有人把「吳大廟」理解為「吳大之廟」，此說恐非是。(P96) 雖然在《同簋》銘文中有「王令左右吳大父易林吳牧」一語，但是，在銘文和古籍中都未能找到實證，足見「吳大廟」非「吳大之廟」。
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一書中認為：
周王在吳的太廟冊命師酉的禮，可知虞有太廟可以作周王行禮之處，就是因為虞是太伯仲雍的封國。《穆天子傳》卷六稱穆王「乃宿於虞」，也是因為虞為太伯封國，原有周王留宿的宮室。（P616）
在此廟中出現的人物如下：
王。《師酉簋》。在此銘文中的「王」，郭沫若先生以為是懿王，吳其昌先生以為是孝王，容庚先生以為是厲王。
公族□釐。《師酉簋》。
師酉。《師酉簋》。
史牆。《師酉簋》。
文考乙白。《師酉簋》。
宮姬。《師酉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