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22

22、《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解題

《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清)吳大澂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80858～180859。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下部刻「涵芬樓影印」字樣。四周單邊。白口。寬21.5釐米，高30.5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閱006704。

在《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一書中，他也注意到了字形變化在作為標準器上的作用。在該書所收《大樑鐘》銘文中的「鑄」字，和《上官鐘》的完全一樣。由此，他得出結論此二器皆為梁國銅器。他把這一方法應用到商周銅器的斷代研究山。如，他在考證《齊侯敦》銘文中就提出：「『敦』字作，『保』字作，與它器不同，似晚周之齊器也。」在《邾公鐘》銘文考證中，他又提出「『龢』作禾，『敬』作，『祀』作，『蘄』作，『年』字、『萬』字從土，『卿』字從食，『物』字從，皆晚周之變體矣。」他注意到了晚周字體變化可以作為銅器斷代的根據之一。甚至他也注意到了鑄字與刻字的問題。在《伯作彝鼎》銘文考證中，他就提出：「疑刻文，非謗文，當亦晚周之器」。再如，《眉鼎》銘文考證中，他再次重申「此鼎刻款，疑梁器，它國所未見」。而在對春秋戰國時代銅器的研究中，他已經非常熟練地從地域劃分、銘文款刻風格等方面予以分析和研究。更為可貴的是：他在至陳介祺的信中明確的提出了「戰國文字」這樣一個概念，以示和前此的銘文有區別。

因為對《說文解字》有了精湛的研究，所以，吳氏在此書考證銘文文字時處處以《說文解字》為依據，發前人所未發。如，他對《毛公鼎》中「克乃辟」一語的考證：

大澄謂、辟皆從辛義，亦略同《書•金縢》「我之弗辟」。《釋文》：「辟，治也」。許書辟部：「，治也」、「，治也」。辟、、三字皆可訓治。疑字亦當訓治。

他措辭嚴謹，考證精當。在有了相當充分證據之下，還使用「疑字亦當訓治」之文，足見治學態度的嚴謹。這也是他在此書中行文習慣用語。

再如，他對《靜敦》銘文的考證：

莽京，舊釋旁京。非是。銘文中屢見之文，疑即謂鎬京也。鎬京之鎬，不當從金。今從艸，象林木茂盛之意。正與豐京之豐同義也。

在文中，他還是用了「疑即謂」字樣。他在對《公妃敦》銘文的考證中，又重伸了上述觀點，認為是「後人因避莽字，改從鎬」。但是，對於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他則是依然沿襲前人的舊說。如，對「析子孫」的解釋。另外，他還時常出現對字形分析不當的錯誤，不是把一個字當成了兩個字，就是把兩個字當成了一個字。有時也有不加考證而主觀臆斷的結論。對此，俞紹宏博士曾有專文加以研究。顯然，《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一書有些釋文還需要推敲。如，《虢叔作叔殷簠》銘文中的「」字，他以為是「榖」字，《傅卣》誤將「戊」字釋作「己」字，等等。

他利用推勘法考證《尚書·大誥》中的「甯王」即「文王」，實是其遠見卓識之所在。如下：

《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詩·江漢》：「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鐘》云：「其用追孝於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於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於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於前寧人休受休畢」。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

他的未刊稿本尚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校錄》、《簠齋題跋》等。吳氏又擅長寫篆，乃至於給友人書信也使用篆書，於是他的書信成為友人收藏的珍寶。   

根據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載：

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澄工篆籀，官翰林，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劄，與人均作用古籀。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而成四巨冊。

看起來，他是有意而施行的篆書實踐活動。

顧頡剛曾經如是評價過吳大澂的學術貢獻，即：「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學目錄之旁支，而四十年來蔚成大國，倘非先生開創於前，縱有西洋考古學之輸入，其基礎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學者多矣。孰不受灌溉於先生之書，又誰能逾越先生之建樹者？……夫以先生取材之廣、求證之密、察理之神，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此豈誇鹵莽者所能為哉！」

顧先生的這一評價真的是很符合歷史事實的，並非只是出自鄉黨情緒。特別是他推舉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