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劉正教授論文《桑原騭藏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作者:kyotosizumoto  於 2016-8-28 12:2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國際漢學史研究》|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桑原騭藏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桑原騭藏博士,這個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大師,實際上是個日本漢學界的異類!在中華書局出版的由錢婉約和王廣平合譯、桑原騭藏博士的《東洋史說苑》一書中,附有錢氏撰寫的《<東洋史說苑>及桑原中國學》一文,可惜:該文對於桑原騭藏博士的生平及其家世幾乎沒有任何介紹。這反映了國內學術界對桑原騭藏博士了解的貧乏。更何況桑原騭藏博士本人否認他是中國學家,何談「桑原中國學」?關於他具體的出生日期,也曾有人對錢氏撰寫的《<東洋史說苑>及桑原中國學》一文提出質疑。的確,1870年還是1871年?是1月27日還是12月7日?有些學者甚至訂正錢氏的「桑原騭藏(1871-1931)」說:「查桑原騭藏生於明治3年12月7日,明治3年為1870年,故此處生卒年應改為(1870-1931)」。案:桑原騭藏博士出生準確日期是明治四年(1871)西曆1月27日。而戶籍上所登記的「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於是出現了中日雙方的學者(如日本漢學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和中國日本漢學史家李慶教授等)都有人主張桑原騭藏博士的生日是「1870年12月7日」說的現象。究其具體原因,請看他的著名弟子宮崎市定博士的話: 
戶籍上寫的卻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是為了上學的方便而改寫的。 
但是,為何選定在十二月七日而不是八日或六日、或者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任何一日呢?宮崎市定博士就沒有再回答了。因此,錢氏的「桑原騭藏(1871-1931)」說並沒有錯。相反,「故此處生卒年應改為(1870-1931)」說顯然是不對的。桑原騭藏博士出生地是福井縣敦賀郡敦賀町,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名專門生產日本紙的小作坊主,名叫桑原久兵衛。桑原騭藏是他的次子。從名字上看,兄長叫桑原制一郎、弟弟叫桑原勩三郎,那麼按照桑原家族的這一命名習慣,桑原騭藏最初的名字應該是叫桑原「某」次郎的吧,而不可能是「桑原騭藏」。從口從制的「制」字和「勩」字的意思全和商業有關,那麼,很可能桑原騭藏的本名是「桑原質次郎」或「桑原贄次郎」,而「騭藏」可能只是他的字型大小。這裡的「質」或「贄」也是和商業活動有關的字。根據宮崎市定博士的回憶,在學生時代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當全班同學拿到桑原騭藏博士所寫的高中社會科教材《中等東洋史》教科書時,作者的名字中的「騭」字卻沒有人認識。桑原久兵衛不可能給長子命名「一郎」、給三子命名「三郎」卻不給次子命名「次郎」。那樣不符合日本的命名習慣。在桑原騭藏兄弟三人中,兄長桑原制一郎繼承了父親的造紙技術,他的弟弟桑原勩三郎學會了修表。桑原騭藏小學和中學是在京都府立中學渡過的。然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當時最有名的京都第三高中。據說,當時的桑原騭藏曾在日記中寫下了「世界的歷史家桑原騭藏」這幾個字,或許反映了他立志研究歷史學的想法就是在這時形成的。從高中畢業后又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漢學科。從此正式開始了以研究東洋史為自己的專業。 
桑原騭藏博士及其出生地故居 


1896年,桑原騭藏博士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又直接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日文漢字「大學院」的意思即中文的「研究生院」),在東洋史學祖師爺那珂通世博士(當時是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兼職講師身份,不是正式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指導下,進行專業化的東洋史研究。那個時候,一般的研究生多是選擇白鳥庫吉博士或市村瓚次郎博士作為指導教授。對英語和法語十分熟悉的桑原騭藏博士,卻看中了那珂通世博士研究東洋史時的世界史的範圍和視野,而這點也是影響他一生對東洋史學的理解。他的外語專長和他對東洋史的理解,使他挑選了中西交通史這在當時還是十分冷僻的一個科研課題,作為研究範圍。1908年,那珂通世博士故去時,正在中國留學的他知道此事後,立刻寫下了充滿深情的《回憶那珂先生》一文,發表在《大阪朝日新聞》上。師生之情,一覽無餘。他甚至痛斥當時為保守和學閥制度把持下的日本學士院和東京帝國大學不接受那珂通世博士成為那裡的一員,這是「日本學士院和東京帝國大學的恥辱,而不是那珂通世博士本人的恥辱」。1898年,桑原騭藏博士從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畢業后,成了東京第三高中教授。1899年,桑原騭藏博士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09年開始,桑原騭藏博士結束了兩年的在華留學生涯,出任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東洋史學第二講座教授。他負責中西交通史和風俗史的研究和教學,並把他的從世界史的研究視角看待東洋史的觀點帶到了京都帝國大學。從此以後,桑原史學以顯然不同於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兩博士的清代考證學和京都支那學的研究路數和風格,以他的中西交通史和中國風俗史的研究在京都帝國大學穩穩地站住了腳根。1910年,桑原騭藏取得文學博士學位。1930年,桑原騭藏博士從京都帝國大學正式退休。1931年5月24日,桑原騭藏博士因肺病卒於京都市上京區塔之段町自己的家中。桑原騭藏博士先前和死後出版的學術著作有兩卷本的《中等東洋史》(《東洋史要》)、《宋末提舉市舶船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迹》、《東洋史說苑》、《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叢》、《支那法制史論叢》、《考史遊記》等書。1968年,日本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了六卷本《桑原騭藏全集》。 


桑原騭藏博士的兒子是日本著名的研究法國歷史和文學的專家桑原武夫博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為什麼他沒有像內藤湖南博士、白鳥庫吉博士、和田清博士等人的兒子那樣,繼承他父親的學術專業、成為一名漢學家?這顯然是因為桑原騭藏博士的反對。這個被當時日本漢學界稱之為「一個最討厭支那的支那學家」、「不屈的東洋史家」從他的學術研究到他的學術觀點卻是異類層出,詳細介紹請見下文。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桑原騭藏博士的主要研究範圍集中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國風俗史兩個方面。但是,他在中國學術界影響最為深遠的卻是他的《東洋史要》和《蒲壽庚考》二書。桑原騭藏博士的《東洋史要》一書在日出版后,由上海東文學社在1899年正式出版中文本。樊炳清譯,王國維先生親自為之作序。該書分上下二卷,從總論開始,把全部中國古代史分為四期,即: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因為他的中國史時代劃分比內藤史學要早上至少十年以上,因此,他的所謂「中古期」(即「漢族盛勢時代」)、「近古期」(即「蒙古族最盛時代」)和晚出的內藤史學的「中古」、「近世」的概念是明顯不同的。而他所謂的「近世期」則是專指「歐人東漸時代,迄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的明清時代,一直寫到了晚清時期中日之間的競爭和摩擦。桑原騭藏博士的《東洋史要》一書緊緊把握住了從世界史的視野研究中國史的特點,在闡述中國古代發展史之時,還特別突出了古代中國在各個歷史階段和周邊民族及國家之間(如印度、蒙古、突厥、俄羅斯、日本、朝鮮等國家和地區)的互動關係。王國維先生在序中對該書的「簡而賅,博而要」的特點大加讚賞,甚至發出了「以吾國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恥也,不恥不能作,而恥讀他人所作之書,其為可恥,孰過是也?」的自慚之詞。 
《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是作者歷年研究蒲壽庚的集大成之作。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此書在中國學術界也有多個譯文同時存在,相繼出版。比較著名的是中華書局1929年譯本,陳裕菁先生譯。書名為《蒲壽庚考》。其次為商務印書館1929年譯本,馮牧先生譯,書名先為《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后又曾名為《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一般將此書簡稱為《蒲壽庚考》。桑原騭藏博士的《蒲壽庚考》一書分緒論、本論、結論三部分,共五章。如下:第一章《蕃漢通商大勢》、第二章《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第三章《蒲壽庚之先世》、第四章《蒲壽庚之仕宋與降元》、第五章《蒲壽庚之仕元及其親族》。本書通過對蒲壽庚個人事迹的考證,深入研究了唐宋元時代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海上通商往來的史事。從提舉市舶官職的建立到阿拉伯國家往來中國的路線及日程、從唐宋元時代海外貿易港口到外國人在華居留地以及居留廣州的歷代蒲姓等方面的研究,等等。 
此書各種中譯本 


1926年,此書曾被授予日本帝國學士院獎。此書對於中外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海上貿易史的研究,有著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陳裕菁在譯文序中評價說:「桑原騭藏《蒲壽庚之事迹》,徵引詳富,道人之所末道,於中西交通往事,發明不少。非徒事襞績舊說者可比。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 
在該著作一開始,桑原騭藏博士就先對「提舉市舶」一詞進行解釋和考證: 
市舶即互市舶。當時由華往外國或由外國來華之賈舶也,此等賈舶,政府設置管理之,謂之提舉市舶司。主其事者即提舉市舶。 
然後,他對「提舉市舶」一詞進行的註解是: 
提舉市舶之名稱 
提舉市舶簡稱市舶使。又簡則曰舶使。(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宋代制置使簡稱制置,招撫使稱招撫,經略安撫使稱經略安撫,提舉市舶司稱市舶司或舶司。提舉市舶官稱市舶官或舶官。據此以推,則所謂提舉市舶、市舶使、舶使者,恐皆提舉市舶使之簡稱。 
到此為止,似乎可以終止了,然而,桑原騭藏博士在註解中再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考證,他把它分成專任之市舶使、唐代之市舶使、市舶使名稱之初見、波斯僧及烈四節內容,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史料考證,把整個市舶使的形成的歷史進行了梳理。這樣一來,有關部門正文中的「提舉市舶」四字,他就進行了將近兩千字的史料考證。 
再比如,他在文中對「行在」地名的介紹時說: 
泉州開港后,約四十年許而宋室南渡。於是,杭州為南宋一代之行在。中世外人謂杭州曰Khinzai或Khanzai,蓋行在之訛也。 
然後,他在註解中又用了將近兩千字的篇幅,詳細考證了行在的由來、讀音的演變以及中外學者對於這一地理位置的考證,而本文卻只是上述幾十字的結論而已!總之,該書全體構成上都是這種格局,從正文到註解,緊密結合,相互印證,論證精密而結論真實可信。這也難怪此書一出,精湛的考證功夫立刻震驚了國際漢學界,對日本京都學派的東洋史研究和考證方法的確立實在具有重大的啟迪和貢獻。此書在最大的方法論價值是建立了東洋史學研究的學術規範。《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一書,光註解就佔了幾乎一半的篇幅,而每一條註解又是一篇相關術語和史料出處的考證論文。這一嚴謹的論證和著述方法,成了日本京都學派東洋史學著作的典範。如果說這兩本書是作為歷史學家的他的代表性著作的話,那麼他的《東洋史說苑》一書就使他成為當時風行一時的中日人種和文化比較優劣論的急先鋒。有人曾主張把《東洋史說苑》與阿瑟·史密斯《中國人氣質》、辜鴻銘《春秋大義》三書稱之為「世界洞悉中國人性格的三個範本」。此說雖甚不當,但也不會相去甚遠。 
那麼,下面我們就介紹一下這部桑原史學體系中的名著《東洋史說苑》一書。該書最早在1926年夏由弘文堂書房出版。後來收在《桑原騭藏全集》第一卷。該書分為七大類,即時事類、文化類、宗教類、風俗習慣類、氣質類、人物類、雜篡類。共收入作者二十四篇漢學研究論文。有的作者在介紹此書時說該書「收集了作者較為通俗可讀的短篇論文23篇」,可能統計上有誤。這二十四篇論文如下:第一,時事類五篇。1、《支那の革命》,2、《黃禍論》,3、《支那の國教問題》,4、《對支政策管見》,5、《對支文化事業についての希望》。第二,文化類三篇。6、《晉室の南渡と南方の開發》,7、《東洋人の發明》,8、《歷史より觀たる南方の開發》。第三,宗教類六篇。9、《高岳親王の御渡天に就いて》,10、《舊稿 「高岳親王の御渡天に就いて」の后に》,11、《老子化胡經》,12、《ネストル教の僧及烈に關する逸事》,13、《大師の入唐》,14、《大秦景教流行中國に就いて》。第四,風俗習慣類三篇。15、《支那人辮髮の歷史》,16、《支那人の食人肉風習》,17、《支那の宦官》。第五,氣質類兩篇。18、《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19、《支那人の妥協性と猜疑心》。第六,人物類兩篇。20、《秦始皇帝》,21、《支那史上の偉人(孔子と孔明)》 。第七,雜篡類三篇。22、《東洋史上より觀たる明治時代》,23、《支那學研究者の任務》,24、《支那の人口問題》。使桑原騭藏博士的頭上被日本漢學界戴上了「一個最討厭支那的支那學家」、「不屈的東洋史家」等稱號的直接起因,就是因為這部專著的出版而得來的。在此書中,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關係的論文只是《ネストル教の僧及烈に關する逸事》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に就いて》這兩篇而已,其餘全是對中國風俗史的研究。而他對中國風俗史的研究卻是建立在對中國人性的分析和研究這一核心目的之上的,從學術研究和學術論文中公開地蔑視中國人種和中國文化。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關於中日民族和文化的優劣問題的比較研究,風行一時。特別是隨著甲午海戰對大清水師的戰勝,對中華民族和文化的劣等、劣根的指責,成了明治維新時代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們脫亞入歐論的時代證明。成了「亞洲的白種人」的日本民族,在學術上也開始以白種人的世界史觀來看待中國歷史了。走在前列的就是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桑原騭藏博士。請大家注意這些研究題目:《支那人辮髮的歷史》、《支那人的食人肉風習》、《支那的宦官》、《支那人的文弱和保守》、《支那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上述五篇研究論文也是最引起爭議的文章。從題目上看,這本來是屬於新聞記者或作家才值得動筆的內容,但是卻很榮幸地成了一個有著世界史視野的東洋史學家的研究基石。我們把這五篇文章改一下題目,讓日本學者換位思考一下:《日本人亂倫の歷史》、《日本人の男女混浴風習》、《日本の官僚》、《日本人の野蠻と保守》、《日本人の好色心と猜疑心》。相信這些研究論文肯定會引起日本學術界的不快。他們很可能把這些文章看成是中國憤青們的反日宣傳作品。可是,要是有人告訴他們:這是中國最有名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一位著名教授的研究論文時,我足可以想像出他們的吃驚和憤怒了……然而,我很遺憾地看到了我們國內有些年輕學者對桑原史學中的這些糟粕的熱情吹捧和大力肯定,似乎桑原騭藏博士成了「日本史學界的魯訊」,乃至於桑原史學中對中國文化和人種的蔑視也成了「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挖掘」。在有些人看來:「桑原是通過批判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和褒揚孔子等人的偉大思想與人格這兩種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耐人尋味的是,桑原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處。」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所分析出的上述東西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學的真諦,我進而懷疑他們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學和桑原本人。 
在《支那史上的偉人(孔子和孔明)》一文中,桑原騭藏博士主張: 
支那歷史上的偉人,我主張第一是孔子,第二是秦始皇,第三是張騫……第四就是諸葛亮。
而他肯定這四個人的重要理由是他們的表裡如一的作風。這些話出自一名記者或者作家的筆下,我們可以理解那份情緒,可是出自一名歷史學家的筆下,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在《支那人中的食人肉的風俗習慣》一文中,桑原騭藏博士分析了產生這一習慣的五種可能性原因: 
(一)飢荒的年代里吃人肉的情況。(二)城被圍困彈盡糧絕時吃人肉的情況(三)作為一種嗜好品吃人肉的情況(四)出於對仇敵的憎恨吃其肉的情況(五)出自醫療目的吃人肉的情況。 
然而,上述五種情況並非為我中華古代社會所獨有,作為具有世界史視野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桑原騭藏博士應該不會不知道這一點吧?! 
在《支那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一文中,桑原騭藏博士指出: 
妥協性和猜疑心這其實是支那人的二大痼疾。這二大痼疾不剔除的話,我想,支那的改造也就無從談起。妥協並不是絕對要排斥的東西。互讓的精神在任何場合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不能忘記妥協也好互讓也好,是不能忘記主義和節操的。像支那人那樣放棄了主義和節操的妥協那就是苟合。一時的苟合卻播下了百年不安定的種子。……「治日少而亂日多」已經是常用語。考察支那的歴史,總感覺太平的日子太少了。上下四千年的歷史,就如同梅雨期的天氣,陰天多而晴天少。就是為他們所誇耀的所謂黃金時代。太平的日子也不過五、六十年。其他時代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是妥協和猜疑的必然結果。征伐也罷,鎮壓也罷,全是由於一時糊塗的妥協所造成的,因此不安定的原因到什麼時候也是無法根絕的。因為無法根絕的這些不安的因素,進而也加大了君臣同僚之間彼此的相互猜疑之心。 
在《支那人的文弱和保守》一文中,桑原騭藏博士又主張: 
支那人當然也有其自身的民族性。支那人尤其顯著的民族性就是文弱和保守。支那人的文弱和保守這些特點早已經被世間廣泛地了解了,決不是什麼新鮮事。……支那人在文弱的同時又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有關支那人的保守,有種種原因可以解釋:(一)支那人先天的性質就是保守的。(二)從上古開始支那人的文明就是處於超越在四周異族之上的,因此支那人自古以來就以文明之國而自負,甚至相信他們自己才是世間唯一的和絕對的文明之國。這一習慣已經變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三)支那人中間有著恆久和偉大的傳統勢力的儒教,就是保守尚古的典型。孔子就主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要法先王而讚美三代。尤其是孔子的「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之說,好古的同時也就表現出對現代的忽視。到了儒家的末學,更多的是表現出保守思想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了。……不僅是儒教,支那產生的各種學說,一言以蔽之,多時傾向於保守思想的。 
如此等等,桑原騭藏博士的中國史觀已經表達得十分突出和急進了。雖然他死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前,但是他的學術著作和中國史觀卻為日本國民進行了一次侮辱中華人種和文化的戰前文化總動員。作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在他死後先後被整理出版了《東洋文明史論叢》和《東西交通史論叢》兩部書,由弘文堂書房分別在1934年和1944年出版。其中《東洋文明史論叢》一書收入研究論文十三篇。如下:《歷史より觀たる南北の支那》、《紙の歷史》、《經子に見えたる宋人》、《支那人間に於ける食人肉の風習》、《唐宋時代の銅錢》、《長安の青龍寺の遺址に就て》、《司馬遷の生年に關する一新說》、《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て》、《明の天壽より羅馬法王に送呈せし文書》、《創建清真寺碑》、《支那人を指すタウガス又はタムガシといふ稱呼に就て》、《支那の記錄に見えたるイスラム教徒の豬肉食用禁制》、《新發見のカトリック教の宗論關係の二史料》。 
《支那法制史論叢》和《考史遊記》二書,也是在他死後才正式出版。其中《考史遊記》出版於1942年,書名為狩野直喜博士所題,矢野仁一博士、宇野哲人博士作序。弟子森鹿三博士負責整理。該書根據桑原騭藏博士當年留下的來華旅行日記、照片及當年交給文部省的《留學報告書》等材料基礎上,詳加解讀,使之圖文相配。全書分長安、山東河南、東蒙古、觀耕台、南京等五部分遊記。附照片插圖271幅。桑原騭藏博士一直主張要科學的研究歷史。他首先將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兩博士視之為學術珍寶的包括乾嘉考證學派在內的中國歷史學和學者們一概視為是不可信,他的名言就是「中國學者的腦子很糟糕」、「我自己從事的是東洋史研究,和支那學沒有任何關係」等等。在上個世紀初期,在日本學術界曾經短暫出現過一個提到桑原騭藏就等於提到了東洋史、提到了東洋史就等於提到了桑原騭藏的人、學合一的局面。他的學術觀點對明治維新後期到大正、昭和年間的日本思想和社會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學術界!現、當代日本的右翼學者和政治家們經常可以從桑原史學中發現他們感興趣的東西。而他的兒子桑原武夫博士又把這些對中日關係「有指導價值的思想」發揚廣大成所謂的「新京都學派」。但是,這個著名的東洋史教授留給學術界的值得我們去認真對待的就是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學風。他甚至在《張騫の遠征》一文中利用手中掌握的資料精細地推算出張騫的每日行程。他一貫主張:「所謂歷史的研究就是逐漸逼進事件真相的過程」、「建立在假定基礎上的假定結論是最靠不住的」……他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做的。《歷史より觀たる支那の南北》一文和《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一書,都是在多次發表后又多次修正的基礎上最後定型的,他在論文的註解中幾乎窮盡了當時國內外所能找到的所有相關資料。而每一條註解幾乎就是一篇考證短文。這是典型的法國漢學的傳統作法。豐富地佔有史料和嚴密地考證,這為他贏得了「精緻堅實地考證學東洋史大家」的美譽。這當然使他有資格看不起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兩博士視之為珍寶的清朝考證學。他甚至在東京帝國大學為他舉辦的東洋史學術講座上,當場抨擊正坐在台下的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白鳥庫吉博士治學缺乏嚴謹,猜想過多等等,而白鳥庫吉博士除了面紅耳赤之外也只好隱忍不發。他對待自己的母校、日本的頭號學閥和東洋史學東京學派的領袖尚且如此,對待羅振玉和王國維等人就更不用說是怎樣的刻薄了。但是,他幾乎沒有多少時間去思考一下:所謂註解派的法國漢學和實證派的德國漢學,和中國乾嘉考證學派的有多大的差別?!我甚至懷疑桑原騭藏博士是否能夠區分趙翼、錢大昕和王鳴盛各自的考證學方法和特點。不然的話,他怎麼會如此非議乾嘉考證學派呢?!在他著名的《東洋史要》一書中,對於清代,他只是匆忙地寫了《清官制及兵制》一章,而對於清朝和周邊民族關係卻寫了整整十五章!當然,清代的思想和學術他也根本無暇涉及。儘管他的弟子宮崎市定博士在《桑原史學の立場》一文中表達了他個人的見解,他認為:桑原史學和清代乾嘉考證學派的史學思想和方法史相通的。但是,桑原騭藏博士卻不認可,他反而主張清代乾嘉考證學派的考證力度過於軟弱和曖昧,認為和他心目中的科學的歷史學還有相當遠的距離。在桑原騭藏博士的設想中,歷史學是一門如同自然科學那樣的學術,歷史學的研究結果應該是無論誰來研究都應該是得出同樣的結論。他特彆強調歷史學研究過程中的「無思想性」的特點,也即沒有傾向性的研究。但是,《支那人辮髮的歷史》、《支那人的食人肉風習》、《支那的宦官》、《支那人的文弱和保守》、《支那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等篇論文中又有多少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中華民族才獨有的呢?!至少,文弱和保守、妥協性和猜疑心是人類共同的性格特點。食人肉風習、宦官和辮髮也並非中華民族的標誌性符號,在古羅馬、在南美、在非洲、在印度、甚至在日本都曾經或多或少出現過。在這裡,我們驚訝地發現追求科學的歷史研究的桑原騭藏博士喪失了他所主張的歷史學研究活動中的「無思想性」的特點。好在,我們知道他有個反覆地修改論文的「逐漸逼進事件真相的過程」的習慣,就讓他來世再繼續去進行真正「無思想性」的研究、去「逐漸逼進事件真相」吧。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桑原騭藏博士的確很少和中國學術界有直接的來往,他一生中也只在1907年到1909年來華留學兩年。就是他唯一的好友文廷式,也還是在1900年文廷式訪日時、經過內藤湖南博士的介紹才得以結識的。文廷式當場書寫了《洛神賦》行書相贈。1907至1909年,桑原騭藏作為文部省留學生,第一次踏上了來華留學的旅途。在此期間,他先後多次到陝西、山東及河南、內蒙古、江南等地實地旅遊和考察。根據《考史遊記》一書的記載,1908年8月,當他來到張家口考察時,他注意到「張家口地當庫倫、烏里雅蘇台、歸化城、豐鎮等地來往的要衝,並作為對蒙古及俄國的貿易地,處於交通樞紐之地位。商業大體掌握在山西人之手。除俄國人以外,外國人的商業不甚興旺」的地理和社會特點。在京都帝國大學期間,他和羅振玉、王國維和董康等人的交往,也僅限於見面打招呼而已,幾乎不和他們進行任何學術交流。更多的時候,桑原騭藏博士在課堂上下公開蔑視中國人和中國學者的言行,也好不客氣地嘲諷他的大學同僚內藤湖南博士。1923年,陳垣先生髮表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前四卷,寄給桑原騭藏博士。桑原騭藏博士讀後,特別撰寫了書評《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對他的研究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他是: 
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陳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為研究支那與外國關係方面之對象。從來支那學者研究關係外國之問題,皆未能得要領,故支那學者著作之關於此方面者,殆無足資吾人之參考。惟陳垣氏關於此方面研究之結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則氏之研究方法,為科學的也。支那學者多不解科學的方法,猶清代學者之考證學,實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幟為標榜,然其內容非學術的之點不少,資材之評判,亦不充分,論理亦不徹底,不知比較研究之價值。 
但是,在他肯定了陳垣先生論文的積極意義之時,也指出了他本人不能贊成的論點,如陳垣先生的安世通來自安息說等觀點,他表示文章「僅供作者參考」,並聲稱陳垣如能在公開發表論文時採納這些意見,他將非常高興。主動給一名中國著名學者回信,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很少見的。而更主要的,桑原騭藏博士的此文並不是想肯定陳垣先生的觀點,而是想提醒陳垣先生有些觀點是靠不住的,希望他能修改。而陳垣先生在讀了桑原騭藏博士的《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版)一書之後,在他自己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還特別提到了「近日本桑原騭藏氏考壽庚事尤詳盡」一語。 
(四) 影響及學術評價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胡適先生就已經注意到了他。根據《胡適留學日記》1917年7月的記載:胡適在留學歸國途中,路過日本東京,看到了當時發表的的一些論著。他在日記中寫到: 
又有日本人桑原騭藏博士之《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其大旨以為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 
陳裕菁先生在《蒲壽庚考》譯文序中對桑原騭藏博士作了如下評價: 
桑原騭藏《蒲壽庚之事迹》,徵引詳富,道人之所末道,於中西交通往事,發明不少。非徒事襞績舊說者可比。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 
自從《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一書出版后,精湛的學術考證和豐富的史料使該書立刻成了國際漢學界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學術經典。陳垣先生是最先在桑原騭藏博士的基礎上往前推進的歷史學家。1923年,陳垣先生髮表了《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寄給桑原騭藏博士。我們從陳垣先生在該書中對桑原騭藏的「近日本桑原騭藏氏考壽庚事尤詳盡」評價,也可以看出他在陳垣先生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了。1933年,向達先生在桑原騭藏博士的基礎上撰寫了長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發表在《燕京學報》上。最近,東京大學東洋史專業副教授吉澤誠一郎博士還在京都大學主持召開的第13屆現代史研究會上公開發表了《桑原騭藏の東洋史學と現狀分析──戰前期日本の政治と學術》一文,在該文中,吉澤誠一郎博士很認真地研究桑原騭藏博士的東洋史學思想和戰前日本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問題。就其自身而言,桑原騭藏博士生前一直否認自己是一名漢學家,他一貫主張他研究的是東洋史,而不是支那學或者漢學、中國學。礪波護博士在《桑原騭藏》一文中引小島祐馬博士特別對比創始期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三巨頭的學術異同點后,得出結論說:「雙方都是實證的學風」。那麼,在具體的史學研究方法上,區別桑原考證學和內藤·狩野考證學的異同,也許就成了今後對東洋史學京都學派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對於桑原考證學和內藤·狩野考證學的異同,我有個不太恰當的比喻說明這個問題: 
我把東洋史研究比作一個造紙作坊,內藤·狩野二人看中的是製作工藝流程在造紙技術上的重要性,只要這一點把握精準了,造出的紙張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所造紙張的化學成分。而桑原則看重的卻是所造紙張的化學成分,只要這一點符合規定數據了,造出的紙張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製作工藝流程。我的這一比喻合適不合適,也只有那個造紙作坊老闆桑原久兵衛才能作出評判了。 
比如他和小川琢治博士之間有關《山海經》史料價值的論爭,他把《山海經》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對那裡記載的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和位置是極端表示懷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博士則把《山海經》看成是歷史地理學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裡面的古代神話記載得到了印證,就有理由相信這些史料作為歷史地理學文獻的可行性。當然,在肯定他的嚴謹的學風之時,更需要看到他的論著對於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有著學術規範的意義。《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和《歷史より觀たる南北の支那》幾乎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留下的最典型的考證性論著,從學術觀點到考證方法,至今已經成了歷年學生學習的範本。最近十幾年來,中斷了幾十年的出版活動的桑原騭藏博士的學術著作,又重新被翻譯和出版,而且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熱烈回應。榮新江和陳國燦、凍國棟等先生皆有專文研究桑原騭藏博士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林梅村先生在《從考古發現刊阿拉伯文化及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初傳》一文中也沒有忘記桑原騭藏博士的學術成就。凍國棟教授在《二十世紀唐代商業史研究述評》一文中評價說: 
其中桑原氏的研究影響甚大,所撰《唐宋貿易港研究》長期以來被視為名作。該書是作者有關海路貿易、貿易港和市舶管理機構的論文結集,共由四篇論文組成。其中《市舶司與市舶》是對藤田豐八《宋代的市舶司和市舶條例》(《東洋學報》7-2,1917)的商榷文章;《波斯灣之東洋貿易港》,對《新唐書》所記夏臘城、提羅盧和國、中國南部無釘船等提出新解;《廣府問題及其陷落年代》,參據回教徒之記載,糾正《新唐書·僖宗本紀》載廣州於乾符六年陷於黃巢的記載,認為廣府陷落應在乾符五年;《伊本所記中國貿易港》,認為唐代與大食之海上通商曾極盛一時,記錄當時回教徒航行於中國貿易港之事迹,最早而確實者當推9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者伊本所撰之《道程及郡國志》,所記當時中國四貿易港應為交州(龍編)、廣州、揚州、泉州。其中對揚州的考訂尤詳。桑原氏在該書中的某些論斷當然不甚妥帖,如對市舶和市舶使的見解,可修正或補充之處甚多等等,但多數考訂至今仍不失其參考價值。 
但是,也許是桑原騭藏博士的反華厭華傾向所致,桑原史學至今還不是國內歷史學界和日本漢學史研究的熱點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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