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知我:余英時與陳寅恪 》

陳寅恪先生在《舊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醫院療足疾至今適為半歲而疾未愈擬將還家度歲感賦一律》一詩中曾經寫下了這樣一句：「後世相知或有緣」。我一直很懷疑這句話其實就是說給余英時先生的。 
　　因為有了上述經歷，到了1982年，余英時先生又再次提筆，寫下了著名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此文在香港的《明報月刊》發表后，立刻引來了國內學術界的熱烈回應。以至於連當時的負責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先生也有形無形地參與進來。這便是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署名「馮衣北」的劉斯奮先生所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書。 
關於該書的出版，花城出版社介紹說： 
1983年至1985年間，香港報刊曾陸續發表余英時和馮衣北兩先生的文章，就陳寅恪晚年所寫的詩文進行了討論，對已故史學家陳寅恪這一時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和興趣。鑒於余英時先生的部分文章已於1984年結集出版，並擬於近期增訂再版，我們特將馮衣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並請作者增寫序跋，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辯。 
這段掌故，今天大家看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就可以全然了解事情的經緯了。 
余英時先生在看到了馮衣北的答覆文章后，他在《弦箭文章那日休》一文里寫道： 
署名馮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門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並無值得一駁的具體內容。執筆者自然是奉命而行，已是汪中所謂的「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對於「馮文」作者的用心之苦，我只有同情，並無反感。 
而「馮衣北」（劉斯奮）看到答覆后，又寫回復文章反擊說： 
余先生在他的論辯文章中，一開始就把我封位大陸官方學術界的代言人，說我的文章基本上是為了表示政治立場觀點和態度而寫的。我很榮幸受到如此「抬舉」。只可惜我尚無此種資格。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論戰方法的巧妙。因為這樣一來，我在讀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傳，簡直可以不攻自破。
拋開此書出籠前後的那段特殊的歷史背景，我想說的： 
雙方爭議的核心還是在於陳寅恪先生本人所說的「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這兩組話！更簡單地說：是「作者知我」還是「作者不知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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