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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教授論文《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述評》

作者：kyotosizumoto 於 2016-8-16 05:3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商周歷史、文化與文字研究》|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郭沫若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述評

毫無疑問，金文研究在郭沫若先生（1892—1978）的旅日中國古代史研究活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歷史和公正地評價郭老在20世紀中國歷史學領域的地位和突出貢獻，這肯定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大任。特別是在清末民初之際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羅振玉老先生的《貞松堂集古遺文》、《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殷文存》、《殷文存續》等名著接連出版，直至最後出現的《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成了中國古代金文研究圖錄類著作千古難得的經典文集，而他的學生、兒女親家和友人-----傳統歷史學的最後一位大師級學者王國維先生，卻以橫空出世的氣魄，貢獻給學術界《觀堂古金文考釋》、《觀堂集林》、《宋朝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等驚世名作之後，兩座豐碑豎立在那裡，金文研究幾乎成了當時學術界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有幾個人願意問津於此呢？！正是在這一冷酷的環境下，加之旅居日本的寂寞和無奈，郭老開始了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對中國古代社會和歷史展開全新研究的治學里程。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就是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郭沫若先生研究兩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修定稿著作。該書最初是郭老在1928年旅居日本時所寫的。以後的幾年中，郭老反覆修訂增補。直到解放后的1957年，作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三號，由科學出版社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為題，重新出版。
郭老在金文•金石研究方面的著作還有《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餘》、《金文叢考補錄》、《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文史論集》、《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出土文物二三事》。他是20世紀繼王國維先生之後一位集甲骨學、彝銘學、考古學、歷史學、美術史學於一身的大師級金文學家。

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版本研究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是由郭老早年開始著述、晚年親自參加最後修定的一部研究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劃時代之作，該書對於解讀商周歷史和禮制具有極其重大的參考價值。
該書的諸多版本成書經過大致是：郭老首先編成一冊線裝《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手稿出版。該書出版時的副標題是：「周代金文辭之歷史系統與地方分類」。其後經過整理和補充，又增加銅器圖錄，成四冊線裝《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一書，1934年11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出版。
與此同時，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基礎上，另著三冊線裝《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1935年8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手稿出版。
解放后，郭老將上述諸書重新加以編定，名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八冊線裝影印手稿出版。這是由郭老晚年親自參加修定的此書的最後定本。
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曾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下)》一書的單行本。2002年10月，《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由科學出版社影印手稿出版。該全集考古編第七、八卷為《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其中，圖錄部分包括圖編和錄編，圖編專輯器形。既調整了個別篇目、增補了校勘和註釋，又增補或更換了一些拓片、照片、摹本。使該書更加清晰、美觀。儘管經過了如此加工，但由於已經脫離了原作者的參與，因此，2002年10月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中所收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其版本學價值自然不能和1957年出版的此書相比。

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諸版本的內容對比

《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在目錄上由序文、解題、上編宗周文、下編列國文、索引五部分組成。上編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三十七器。郭老稱其為「上編宗周文凡一百三十又七器，仿《尚書》體例，以列王為次」。下編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一十四器。郭老稱其為「下編列國文一百一十又四器，仿《國風》體例，以國別為次。其次以長江下游為起點，沿長江流域溯流而上，於江河之間順流而下，更沿黃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於吳而終於秦」。上下編所考釋銘文數量相差二十三器。全部共二百五十一器。郭老認為，此書所選「於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
此書最初名為《金文辭通釋》，顯然是為了與《卜辭通釋》想呼應而來。到了當年4月19日，他將書名定為《兩周金文辭通釋》，直到1931年9月9日，他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才說明書名的最後定名：「弟近忙於《兩周金文辭大系》（《通纂》改名）之膡錄」。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在目錄上由序文、本文、補錄三部分組成。正文分上下兩編，上編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二器。郭老稱其為「大抵乃王臣之物」。下編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一器。郭老稱其為「器則大抵屬於東周」。上下編所考釋銘文比例大致相當。由此可以看出「兩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和《兩周金文辭大系》相比，宗周銅器銘文新增加了二十五器，列國銅器銘文新增加了四十七器。兩者共新增加了七十二器。全部共三百二十三器。新增比率在四分之一。
這裡請注意：郭老沒有保留《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中前文中的「解題」內容。《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各自的序文內容大致保持不變，只是書寫的行款略有差異：前者共十段96行，後者則為十一段9行。作者在後者序文後又特別說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錄成時所序。其後三年為增訂版重錄之。凡於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余均仍舊。」但是，正文的考釋內容則改動頗多，詳細論述見后。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出版后，實質上等於《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的作廢。到了1956年10月30日郭老在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時，終於在《增訂序言》里明確宣布了「又其後一年，別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於文辭說解加詳，於是初版遂作廢」。之所以公開宣布「初版遂作廢」顯然和容庚先生對此書長期的訂正和增補有直接關係。見1954年11月1日郭老致尹達先生信：「容庚先生近來和我通了兩次信，對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作了仔細校對和補充。該書，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但尚未著手。性質太專門，似以改由科學院出版為宜。您如同意，我想把它作為一所的出版物。該書擬即請容庚核校補充。」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一書在目錄上由序說、圖編、錄編三部分組成。圖編專門收錄了二百六十三器青銅器器形的花紋圖。所錄青銅器器形的圖像，依器類形制和年代排比。錄編收錄了三百二十四器青銅器銘文拓本或摹本。錄編上編為宗周文，下編為列國文。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圖錄其實就是修訂后沒有考釋的《兩周金文辭大系》。
因此，關於郭老對金文的考證見之於《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而他對於青銅器的研究則見之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一書的序說和圖編兩部分。以上應該是郭老晚年親自參加審定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核心所在。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一書序說和圖編這兩部分共有以下幾章構成：《列國標準器年代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序說》（即，著名的《彝器形象學試探》）、《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其中，《彝器形象學試探》則是他的銅器類型學的概論和核心思想之所在。

三、《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主要學術貢獻

該書上編兩冊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二器，始於武王時期的《大豐簋》，終於幽王時期的《宗婦鼎》。該書下編一冊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一器，始於吳國《者減鍾》，終於楚國《楚王盤》。總結來說，該書在如下幾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第一，對西周及其列國重大歷史事實的考證與研究

郭老在該書《序文》中首先肯定了銘文的重大史料價值：「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他清醒地意識到「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徵史」。
他還特別注意到了研究銘文的方法論問題。他說：「竊謂即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主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策》諸書是也」。而且，他還把《尚書》與銘文進行了對比研究：「《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錄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於地而未盡洗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為最古之金文著錄，似亦無所不可」。
在對諸侯國歷史的考證研究中，郭老結合歷史地理、文字訓詁和上古史料，從銘文中出現的簡單的地名、人名中還原出當時真實的歷史事件。比如在對《員卣》中出現的「員從史伐會」一語考釋中，他就挖掘出了古國的一段歷史：「會，省。《國風》作檜。《鄭語》：『妘姓，鄔、路、偪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平王東遷，為鄭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莊公子瑕於城之下』。杜注云：『古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與新鄭接壤。」
在對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則努力從中挖掘出大量的商周社會史材料，比如在對《叔夷鍾》銘文的「余易女馬車戎兵里仆三百又五十家」一語考釋中，他就發現「蓋是役叔夷最有功，故齊侯以萊邑賜之，並以萊之遺民三百五十家為其臣僕也。古者國滅，則人民淪為奴隸，本器足證春秋中葉以後，奴隸制度猶依然存在也」。他對奴隸制度的研究，實現了他所想達到的「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的目的。
在對《錄伯簋》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勾勒出了錄國和西周王朝之間的恩怨史：「錄國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稱皋陶之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錄國在周出曾與周人啟釁。《大保簋》：『王伐錄子』其證也。此言『乃祖考有勞於周邦，佑闢四方，叀天命』，則之先人復曾有功於周室。蓋錄子被成王征服后，即臣服於周有所翼贊也。」
有些郭老覺得把握不定、又無可資參考價值的其他人的觀點，他就採取了存而不論的態度。如關於《效父簋》的斷代問題，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定此器為孝王時代之物。並且提出了休王即孝王的別稱的觀點。然而在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時，他卻去掉了把休王定為孝王的說法，但又沒有提出新的觀點，而是採取了存而不論的態度。實際上，至今為止，休王究竟為誰依然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第二，對西周及其列國歷史人物的考證與研究

1929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的《令彝》,其銘文引起了有關周公稱謂的爭論。在對《令彝》的考證中，郭老提出了銘文中出現的「周公子明保」就是伯禽的觀點，此說一出，已成定論：「『周公子明保』，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稱明保，下稱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下《明公簋》上稱明公，下稱魯侯，知明公即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為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
他在考釋《作冊大鼎》中的「公朿」一名時，顯示出他對西周歷史和文字訓詁之學的精湛把握：「奭讀詩跡切，跡亦作速若正從朿聲。《說文》：『奭，讀若郝』，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紐，與審紐為近，則郝乃一家師讀，不必即是正音。今朿在清紐，與穿審均有轉變之可能。古從朿聲之字，如策在穿紐，拺在審紐即其證。故公朿斷為君奭無疑。」
在對《寰卣》銘文的考釋中，他得出了銘文中的「王姜」即為成王之妃的結論：「王姜亦見《令簋》，別有《寰尊》，文云：『才，君令余作冊寰安屍白、屍白賓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當泐去首行六字，與本卣自是同時同人之器，而本銘言王姜處，該銘言君，君，女君也。《晉姜鼎》：『余字，佳嗣朕先姑君晉邦』，其確證，是知王姜乃成王之後。」
郭老的這些考證，豐富了對西周王朝的準確了解，訂正了誤傳的史實，顯示出銘文真正的史料價值。再如他在《班簋》中對「文王王姒孫」的考證，揭示了毛公即文王之子毛叔鄭這一歷史事實，也同時印證了《尚書·顧命》中對毛叔鄭記載的可行性。

第三，對西周歷史年代的劃定

郭老在西周年代學的研究上，是從銘文入手的。他在《序文》中首先表明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亦有於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簋》、《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簋》雲『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自為武王時器。《小盂簋》雲『用牲啻周王□王成王』，當為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為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即其近是者，於先後之相去，要必不甚遠。至其有歷朔之紀載者，亦於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郭老這段話的意思是從幾個方面闡述了研究西周年代學的操作方法：
第一是銘文中出現的具體時王名稱。如《大豐簋》銘文中出現了「文王才上」一語，則此器顯然是武王時器。
第二是諸多史料對銘文中記載史實的旁證。如《尚書·顧命》與《班簋》銘文中都出現了對毛叔鄭事迹的記載，相互印證了此事此人的真實性。
第三是由上述已知年代器推導出該時王特定的銅器類型標準器。
第四是由銘文中已知的歷朔與古籍中記載的歷朔相互印證。郭老肯定了王國維的月相四分說。
這四個方面就是當時郭老研究西周銅器斷代的主要操作方法，而這四個方面很明顯是受到了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影響。我們知道郭老當時把德國考古學家米海里斯的《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一書翻譯成了中文，該書出版后風靡全國，接連再版。郭老自己也承認：「假如我沒有譯讀這本書，我一定沒有本領把殷墟卜辭和殷周青銅器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因此，郭老對西周銅器的斷代和排序，為金文史料的科學化和嚴謹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極大地開拓了兩周歷史研究的視野。

第四，對疑難古文字的釋讀

考釋疑難古文字是郭老在古文字學上的主要貢獻之一。《令彝》銘文中「亢夨右乃寮乃友事」一語中，因為有個「」字字義未詳，造成此句銘文頗難通解。郭老為此展開了精心地考證：「『』字亦見卜辭，作若，異文頗多。有、、、諸形，其用例均為『祖某妣某』。金文《戊辰彝》言『妣戊，武乙』語雖略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玉釋為『赫』，形義具難適。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垂二乳也。卜辭亦有、母通用之例。如大乙之為妣丙，亦稱『大乙母妣丙』、祖丁之為妣己，亦稱『祖丁母妣己』、一即其證。又《說文·林部》：『，豐也。從林。，或說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甗》作，《大盂鼎》作，乃『舞』之初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從林，義亦非豐。唯存一『』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母、模同紐，例可通假，《禮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模』，其證也。故由卜辭知、、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說文》或說而得其音，、、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
此說一出，立刻成為定論。
另一個著名的考證案例出現在對《獻侯鼎》銘文中「天黿」二字的考證上。大家知道，在商周青銅器銘文上經常出現一些圖形文字，如下所示：

等等，這類圖形文字數量眾多。它們出現在銘文的開始、尾部或者中間。是族徽符號還是象形文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人名……古今學術界眾說紛紜，難成定論。《獻侯鼎》銘文中出現的「天黿」二字，也就是上述圖形文字中的第二個，在商周金文中它具有多種變化，我們製成下表，供讀者了解：

郭老以精湛的學術素養和見識，一下子把握住了這一圖形文字的內在含義所在，他大膽地提出：「天黿二字，原作，器銘多見，舊釋為子孫，余謂當是天黿，即軒轅也。《周語》『我姬姓出自天黿』，猶言出自黃帝。」
「余謂當是天黿，即軒轅也」之說，真可謂如劃破蒼穹的閃電，一下子解決了千年歷史懸案！為天黿即軒轅黃帝之說，至今已是不爭之史實。
郭老在對《沈子簋》銘文中沈子名也的由來之考證，充分顯示出他在古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精湛造詣：「也，沈子名。字乃古文匜。象匜之平視形。《說文》以為『象女陰』，非也。又字與它，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學者不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也熙熙』之連語，熙熙，和樂貌，習見。也也，即《孟子·離婁下》『施施從外來』之施施。趙注云：『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是也。沈子以也為名，義蓋取此。」
此說對「也」字本義的考證，訂正了《說文解字》中對「也」字「女象陰」說的誤導。恢復了「也」字的施施、扁扁、喜悅之貌的本義。
類似這樣的考證，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可以說隨處可見。

第五，對西周禮制、軍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證與研究

早在1929年8月27日致容庚先生的信中，郭老已經公開表明了他「頗用心於甲骨文字及吉金文字之學」的目的，乃在於「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因此，文字和歷史之外，利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合古文字學、銅器類型學等方法，對於西周禮制、軍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證與研究，也就成為郭老實現他「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之目標的正確途徑。
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郭老利用他掌握的銘文史料，訂正了漢儒們對《周禮》的若干曲解。如他在對《小盂鼎》銘文中出現的「三左三右」職官的考證：「『三左三右』當即《曲禮》之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壬、大卜。大宰、大宗、大壬在王右。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稱「三左三右」。《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之偽。六大即古之六卿，與劉歆所竄改之《周禮》異撰。六卿之上有總其成者，即冢卿，亦稱孤。大抵即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
再如在對《大盂鼎》中「女妹辰有大服余佳即朕小學」一語的考證，郭老主張：「今案妹與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胄小學，有所深造。」這段文字證明了《周禮》、《禮記》等古籍中記載的兩周時代貴族子弟入小學學習之事。
在對《蔡大師鼎》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利用銘文史料證實了當時女子婚姻前後字型大小有無的變化：「古者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為字。就見於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叔、皇母姒』，《召伯虎簋》『幽伯、幽姜』，《鎛》『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均其例證。」

四、《彝器形象學試探》及郭老的銅器類型學說

前面我們已經說了《彝器形象學試探》是郭老的銅器類型學的概論和核心思想之所在。那麼，他在這篇作於1934年11月25日的著名論文中提出了哪些主要觀點呢？

首先，郭老根據青銅器的器形、花紋、文字三方面的特點，把青銅器劃分為四期。即：「據余所見，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可分為四大期。第一濫觴期，大率當於殷商前期。第二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第三開放期，共、懿以後至春秋中葉。第四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其次，郭老創造了標準器斷代法並制定出《列國標準器年代表》。

關於標準器斷代法，這真的是郭老學術生涯中的神來之筆。他在《青銅時代》一書中曾經自述說：「周代年限太長，前後綿亘八百年，在這兒僅僅以『周器』統括之，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渾沌。因而周器的斷代研究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性沒有分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這樣，器物愈多便愈感覺著渾沌，而除作為古玩之外，無益於歷史科學的研討，也愈感覺著可惜」。
為了解決這個「莫大的渾沌」，受到《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一書學術影響的郭老，早在1931年4月6日致容庚先生的信中提出了他的銅器類型學的若干理論雛形：「余意花紋之研究最為切要。近世考古學即注意於此。如在銅器時代以前之新舊石器時代之古物，即由形式或花紋以定其時期。足下與古物接觸機會較多，能有意於此乎？如將時代已定之器作為標準，就其器之花紋形式比匯而統系之，以按其餘之時代不明者，余意必大有創穫也。」
在《列國標準器年代表》中，郭老以周秦王統、年代、列國紀年、標準器及備考五項作為製表的基準。而他對年代和列國紀年則是以古史資料對比研究為主，標準器中出現的銘文與列國紀年的文獻記載相一致，增加了標準器的可信度。先從銘文中的內容可確知年代的器物開始，以這些器物銘文中出現的人物、史實、文辭風格、文字特徵及器物的花紋、形製作為標準尺度，以此來對未知年代的青銅器進行斷代。而備考中則對所選定的二十八個列國標準器銘文中出現的疑難文字和人物進行言簡意賅的考證或說明，十分精到。就這樣，郭老把世稱「一團混沌」的傳世青銅器，經他有序地排列和斷代之後，成為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郭老的功勞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利用標準器法來斷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對《毛公鼎》年代的判定了。以往皆以其為成王或昭穆時期之物。郭老據銘文的風格、銘文中的人物、青銅器形、花紋特點，判定其當為宣王時器。此說一出，逐漸被學術界認可，現已成定論。
總結來說，由郭老開創的這一嶄新的標準器斷代法，打破了過去一千多年研究青銅器的傳統模式和研究方法，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驗證，越來越證明了其科學性和嚴謹性，已經是這一領域的基本治學規範和操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指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學術典範。

五、《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美中不足

從《兩周金文辭大系》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出現，郭老在不停地修改著原作，力求其嚴謹、完善和科學。看到黃盛璋先生的《懷念郭老晚年對我的學術培養》一文，我們知道郭老晚年依然有著想寫《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續編》一書的夢想。比如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考證《御正衛簋》中的「御正」，最初他就主張是人名。但是到了撰寫《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時，他已經公開表示了改從唐蘭先生的「當是官名」之說，到了《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出現時也還是如此。再如，在對《令彝》銘文的解釋中，他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就公開地採納了吳其昌先生之說：「余曩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假若之若，猶《舀鼎》言『乃弗得女匡罰之』。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條下。吳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改從之」。可見，對此書的重視和修改一直是郭老的學術重心所在。足見該書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
通讀從《兩周金文辭大系》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之間先後的出現此書的各種版本，筆者想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作為我們這些郭老的晚輩學者今後努力和研究的目標所在，這也是我認為的郭老這部名著至今尚待完善和修改的地方。
第一，郭老反對唐蘭先生的康宮說有失唐突。在對《令彝》銘文考證中，郭老認為「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其實，康宮問題實在非常複雜，絕非上述的「亦猶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所能否定和解決的。而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以懿美之字為宮室之名對康宮問題的闡述，有將問題簡單化處理的傾向。
第二，郭老把著名的「析子孫」圖形文字簡單地歸結為「族徽」有失嚴謹。如他在對《員鼎》銘文的考證中就說：「文多見，宋人釋為『析子孫』，近時王國維又說為抱屍而祭之形，均是臆說。案此乃員之族徽。」此說恐非。至少至今還不是學術界的定論。把這一圖形文字簡單地歸結為族徽，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有迴避學術難點之嫌。其中，郭老將著名的數字卦看成是族徽，是他研究《周易》和金文的一大失誤，十分可惜。
第三，郭老在對《大簋》銘文的考釋中，對於「王才侲宮」的「侲」二字，「不知是宮名抑或人名」。類似的例子還有幾處，十分可惜。這可說是智者千慮之一失吧。
第四，《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一書的圖編部分，基本上只是正面直視圖形，除了《虢季子白盤》等幾件銅器外，基本上看不到銘文。而這些正面直視圖形還停留在宋代青銅器著錄的水準，完全不是現代考古學意義上的銅器考古類型圖。而且也缺乏相互之間的對比研究，甚至到了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也依然沒有加以補充和修改。

六、《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歷史評價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以兩周金文中出現的人名、地名和歷史事實為主要線索，再參證鑄刻文字的體裁、風格以及青銅器本身的花紋形制，將它們綜合起來，作為進行兩周青銅器分期和斷代主要依據，從此開創了一個科學地研究兩周青銅器的先河，為兩周歷史研究增加了真實可信的323篇真正的逸文。此書自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和震驚，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評如潮。此書已經成為國內外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備經典著作。
趙光賢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曾經評價說：「《大系圖錄考釋》對西周的金文是按時代編次的，對春秋戰國的金文是按國別編次的，這是很明智的編輯方法。金文斷代是不容易的，以前的金文書都不敢用這個辦法。郭老以他深邃的目光，從圖象和文字兩方面探索出西周各器的年代，而編次各器物，為後學立一個規範。其斷代與文字考釋雖不無可商之處，但是我認為他為金文斷代研究打下基礎，而文字考釋能提出個人的見解，也是值得推崇的。在這方面他是繼王國維之後，在金文研究上最有成績的學者。」
這一評價是很公正而中肯的。直到最近，由讀者投票參與的「二十世紀文博考古最佳圖書評選」結果日前揭曉，郭老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榜上有名。而且，該書還被評選為「十部最佳論著」。
郭老創立的金文著錄編排法和青銅器標準器比較法，至今仍為金文學界和青銅考古學界的研究者們所沿用。郭老自己對傳統金文著錄研究方法的批判實際上也就暗示著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特點之所在了：「或僅采銘文，或兼收圖象，或詳加考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別之既明者猶復加以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因此，他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中對宗周銅器銘文和列國銅器銘文的編排著錄，為斷代研究提出了良好的基礎。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餘》、《金文叢考補錄》、《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等專著至今也是研究先秦史和中國古代史的必讀著作和學術經典。他提出的商周為奴隸制時代、戰國為封建制時代的種種觀點我們可以同意或反對，但是我們無法繞過這個世紀學術偉人所留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