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管榮臻 《劉正教授〈商周彝銘學研究史〉書評》

該書的序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王宇信教授所對該書出現的來龍去脈做了最清楚的說明「我當時就建議他：『第一要往上打通甲骨學，第二要系統而專業的總結古代金文研究的學術史。』他當即表示要把我指出的這兩點建議作為他今後一個階段的治學主攻方向。……現在，2011年新年元旦的鐘聲敲過沒幾天，他又攜帶的這部長達六十多萬字的大作——《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歷史在古代中國的發展軌跡》一書的文稿來向我『交帳』。看起來，我十年前向他提出的兩大建議，他還真當回事,一直是在認真而努力地追求著。現今呈現在大家眼前的《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歷史在古代中國的發展軌跡》這部大著，顯然是他歷時十年之艱苦勞作下的產物。」 毫無疑問，劉正教授的這部專著是一本總結古代學術界對殷周金文進行專業研究的學術史著作，它的出現對於改變我國學術界金文研究停滯不前的現狀和為這一學科的創新與發展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錢穆先生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說道「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謄、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巷、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與宋學有甚深契詣」。認識近代學術尚且要上溯到宋學去尋找其淵源，那麼對於認識歷史源遠流長的彝銘學，不作一部完備的學術史更是萬萬不能的。 本書書名為《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歷史在古代中國的發展軌跡》，是有其深意的。 關係到學科定義的學科命名是影響學科方向與發展的重要問題。關注學術發展的同時，學術研究對象的穩定性是十分必要的。據劉正教授在本書中介紹，歷史上曾有十類術語被用作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的學科名稱。比如「金石學」，許多金文研究著作金石並用而定書名，但實際的內容大多「石」多而「金」少。還有「金文學」，這也易與「金代文學」混淆。這些都不符合彝銘學關於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定義。學科名稱，本應該是本學科中最為核心的術語，也是最直接有效的對學科的定義。這樣紛繁的稱呼，不僅模糊了彝銘學研究的對象，也不利於規範化和科學化的彝銘學的建立。而劉正教授力主恢復傳統術語「彝銘學」，給了本學科最清晰的定義，真正為其將來的發展指明了道路。 本書實際上是個三卷本的篇幅，包括引論卷、上卷與下卷三部分組成。引論卷內容如下：第一章、彝銘學名稱考，第二章、青銅器的起源及其年代，第三章、夏代青銅文化傳說的研究，第四章、彝銘產生的背景研究。上卷內容如下；第一章、兩漢時代的彝銘學，第二章、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彝銘學，第三章、隋唐時代的彝銘學，第四章、兩宋時代的彝銘學，第五章、元明時代的彝銘學，第六章、清代的彝銘學：殷周銅器的出土與收藏，第七章、清代的彝銘學：彝銘學研究著作概況，第八章、清代的彝銘學：彝銘學研究述評。下卷內容如下：彝銘學書錄解題（所收彝銘金古籍，以保存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為核心），編次先後順序，按書名第一個字的繁體字筆畫綜述多寡為序；筆畫數相同時，再按第二個字的繁體字筆畫總數多寡為序，依此類推。同一本書目有不同版本者，皆在該書目下進行說明，不另立條目。 史料豐富而且翔實，是該書的第一個特點。 這完全得益於劉正教授博覽全書，如大海撈針般搜索各種史料。資料的豐富不僅體現在對正史和讀書筆記的引用上，更體現在該書多處引用家譜、族譜資料，使我們對古代學者的理解和研究不再停留在孤立的個人簡介之上。如，該書在歲宋代王厚之的彝銘學研究中，根據江西東鄉《上池王氏族譜》記載，讓讀者知曉了自周靈王太子晉至王厚之的曾高祖王安禮的傳承過程。在對劉敞的彝銘學研究中，據《劉氏族譜》和劉敞《先祖磨勘君（劉氏）家傳》，介紹了作為漢高祖劉邦的弟弟楚元王劉交後裔的劉氏家族，從劉交到劉敞的世系。還有在對吳式芬的彝銘學研究中，也介紹了吳家始祖吳士安從河北遷往海豐以後至吳式芬為止的傳承經歷。家譜資料的搜集最能體現作者對於史料搜集的不遺餘力，劉教授治學態度之嚴謹亦可見一斑。 該書的第二個特點，是持論公正而有良史氣度。 如該書對宋代著名金文學家王黼、劉敞、呂大臨等人的研究，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學術貢獻和歷史地位，並不受古今學術界已有的歷史評價的影響。劉正教授在評價王黼的彝銘學研究時秉持了這樣客觀公正的立場。王黼在宋史上的評價是「才疏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因此他的彝銘學研究一直因此而受牽連，評價不高。實際上，王黼注重利用古銅器對商周禮制進行考證和研究，「他特別批評了兩漢儒家關於商周禮制的一些謬說，直接指斥為『漢儒臆說之學』」。 另外，《宣和博古圖》開啟了對青銅器銘文研究的先河，「該書對青銅器上獸面紋即為上古史料中所謂的『饕餮』的論述，就極其準確，把上古神話與青銅器紋飾統一起來」 同樣地，一名學者學術史的地位也不因其歷史評價而水漲船高。在這一點上，本書真正體現其良史的風範。 呂大臨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呂氏四兄弟並稱「呂門四賢」，可謂名聲赫赫。書中不但指出了他的《考古圖》作為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第一部參考書籍，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呂氏在古器物定名上的不足，如他以為「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不盡準確。呂氏也常有把共名當成專名來定名的現象，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另一位彝銘學家劉敞生前就居高位，又時與歐陽修唱和，素有高名。他提出的研究彝銘學的重大目的是「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諜譜次其世謚」，「這一觀點開啟了古代學術史上通過殷周金文考證先秦禮制的先河，它像一盞明燈，指明了殷周金文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意義所在」 。儘管他的青銅器收藏頗豐，但收錄在《先秦古器記》中的只有十一器，他的收藏與著述是不對稱的，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我們可以看到本書對彝銘學家的評價完全從學術的角度出發，而不受學者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的影響，可謂不虛美、不隱惡，是真正的客觀公正的學術史。 對古代學者的研究金文的方法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是該書的第三個特點。 如本書在董卣的彝銘學研究中，分析了他運用器形和尺寸作為斷代的基本標準，並引用其對《犧尊》的考證，結合他以禮制說器名的特點，進一步指出他是後世彝銘學家利用青銅器形制考證青銅器朝代及其真偽的典範。本書也對孫詒讓的彝銘學研究進行了總結，孫詒讓首次在《古籒拾遺》一書中對彝銘學的起始進行了說明「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柢於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劉正教授認為：正是在此書中，孫詒讓熟練運用了偏旁分析法分析《繼彝》中的「靜」字，取得了成功。互證法也是孫氏經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對《周豐姬敦》中「慧」字的考證。孫氏這些考證疑難漢字的方法已都經成為教科書般的經典，為後來的彝銘學家廣泛地採用。 誠如該書的序言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著名歷史學家王宇信教授所說的那樣：「在史料的使用上，不僅囊括了保存至今的古代全部的金文著作，而且還從各種野史和正史文獻中查找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聽他講，為了完整地提供給學術界有關歷代出土商周銅器的史料記載，他為此先後通攬翻閱了兩遍二十四史。功夫之大、用心之苦，加大了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和可信度。其次，這部著作第一次對長達兩千多年的古代學術界研究殷周金文的歷史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史的總結。特別是對各個時代的著名的彝銘學家進行了專業化的研究，指出了他們各自的學術貢獻所在和歷史價值定位。其三，這部著作的研究核心是宋代和清代彝銘學的學術史。他特別對清代進行了前期、中期和晚期三個時代的劃分，對比了彝銘研究在清代上述三個時期的發展特色，對於清代文字學和考證學的興起，給出了彝銘學上的解答。他在仔細研究了古代彝銘學家各自著作的基礎上，給予了他們最新的學術定位和學術價值評估。這部著作打破了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研究模式和著述體例，實現了金文學和金文學史從古文字學、古器物學、金石學範圍內的脫離和獨立」 從此書的整體結構來看，它集歷代商周銅器出土史、收藏和傳承史、銘文研究史、文獻版本發展史於一體，立足於商周金文的概論性研究，立足於學術史的考證、評述和研究。因此上，可以說此書的出現填補了國內外中國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漢語史學界、古典文獻學界等眾多領域的學術史研究的空白。說這本書填補了國內外學術史研究的空白還因為至今國內外學術界還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的金文研究史著作。舉例來說，趙誠先生的《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則是側重於二十世紀，其中也提到了宋代與清代的金文研究，但宋代之前的情況卻一筆帶過，顯然也不能說是一部體例完備的學術史。當然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是由於彝銘學研究的特點決定的。 過去，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其文字部分分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包括原起、發見、類別、時代、銘文、花紋、鑄法、價值、去銹、拓墨、仿照、辨偽、銷毀、收藏、著錄15章。下編為各論，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雜器、樂器4章，對57種青銅禮器逐一論述用途、製作、形狀、名稱等。固然此書是對青銅器的理論闡發和科學分類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並非學術史，而是通論性質。因此全書的體例不以時間順序一貫而下，對於歷朝歷代的彝銘學發展之流變及彝銘學家並未作過多闡發。學術史則不如通論性質的書那樣關注具體的某類問題，而是「通過對學科縱向發展進程與橫向擴展過程的考察，探尋其相關理論資源的源流，其實際研究逐漸擴展的狀況，從而辨認其發展的軌跡，尋找其與相關學科的聯繫，並考察新學科如何從已有的學科中脫胎而出，既與某些相鄰近的學科發生部分的重合、而又超越它們並凸顯出自身新學科特徵的狀況。」 為什麼此書之前就沒有一本權威的彝銘學研究史出現呢？因為彝銘學需要的多學科背景，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建立起來的。正如王宇信教授所說「從事這門學科，不僅需要有堅實的《說文》學基礎，還需要懂得音韻學、訓詁學、版本學等傳統國學知識，更需要具備對商周歷史和文化、思想和禮制的精湛了解和研究，甚至還包括近現代考古學的專業知識背景，自古以來都是以研究者接近老年時才能有所收貨並作出學術貢獻的」。而劉正教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他的追求和探索之路。 劉正教授從事商周金文研究的經歷，按照他個人在本書後記中所言，他自幼因受家學影響，開始研究《周易》。由於不喜歡傳統的象數和義理之學，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了對《周易》起源的考證性研究上來。當時一些關於《周易》起源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成了他的研究重點。正是在這一時候，他讀到了著名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的大作《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他說「當時受到的震撼和衝擊，至今還猶如昨日般的清晰！」可是，那個時候的劉正先生還根本看不懂金文。怎麼辦？他開始發瘋似的購買所能見到的所有的金文書籍。實在買不起或買不到的就到圖書館去複印。至今，商周金文的研究古籍和近現代研究著作，他「本人收藏和擁有的可以勝過全國任何一家圖書館！這些圖書數據不但有中文的，還有日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這些圖書數據使我可以多年以來根本無需去圖書館借閱有關商周金文的任何著作」。1986年，他的論文《從觀象繫辭說到乾卦之取象》，獲得了中國中青年哲學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會優秀論文獎，《光明日報》上正式刊發了全體獲獎人員名單。他先後受到了馮友蘭、張岱年、石峻等著名學者的鼓勵和肯定。甚至大名鼎鼎的考古學家鄒衡先生也當面表揚了他。接下來，九十年代初期，他到日本留學。幾年下來，他逐漸演變成了一名專業的商周金文和先秦文化史、制度史研究的學者——在使用商周金文這樣一個材料背景下，展開對商周時代歷史、語言、禮制、宗教和思想的系統而專業化的研究，這已經成了他的主攻方向。 彝銘學歷來被視為絕學，兩千餘年間只有不足二百位學者在彝銘學史上留下了足跡。劉正教授這部極具學術價值的《商周彝銘學研究史——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歷史在古代中國的發展軌跡》的出版，惠澤士林，是學界之幸事。當我們得知劉正教授還在撰寫這部文稿的姊妹篇——《商周彝銘綜述》時，不禁又充滿了期待，正如王宇信教授在本書序言中說的「我們期待他早日把這一姊妹篇完成並出版，為商周彝銘學這一將近兩千多年古老學說的現代化和在新時代下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