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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首場電視辯論結束,公開辯論作為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自1960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尼克松與肯尼迪的辯論被首次通過電視直播后,候選人之間的唇槍舌劍成為了不少選舉的看點。這些辯論往往會引起民眾和媒體的巨大關注,並對最終的投票結果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
對於一場代價不菲的公開辯論而言,我們需要關心的是,這些辯論是否有助於選出更優秀的政客,使他們對選民更加負責,並制定更優良的政策?假如存在這樣的效果,那麼辯論又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來發生作用的呢?
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論文中,經濟學家Katherine Casey與合作者通過在非洲的獅子山共和國進行隨機實驗,對上述問題給出了嚴謹的答案。研究發現,舉行公開辯論的地區,候選人會在競選時投入更多精力,最終選出的政客也更加負責。在公開辯論中,候選人既可以通過政策立場吸引選民,也可以憑藉個人魅力征服選民。
獅子山的選舉實驗
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收看候選人之間的辯論會對選民的觀念政治立場和政策傾向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並沒有嚴謹的證據能夠證明這種觀念上的改變會真正改變他們的投票行為,並最終影響選舉的結果以及未來的政策。而關於辯論影響政治的具體機制更是鮮有嚴格的論述。
回答這些問題的核心困難在於,對於已經存在公開辯論的選舉,我們只能知道「發生了辯論以後,誰當選了、政策是怎樣」,而無法知道「假如沒有發生這場辯論,誰會當選、政策會怎樣」,於是我們無法得到 「辯論」與「選舉結果、政策選擇」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如果我們比較那些「選舉時進行辯論的國家」與那些「選舉時不進行辯論的國家」,則問題是,這兩類國家除了「是否進行辯論」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的文化、制度差異,因此我們無法將它們在政治治理上的差異歸因於該國是否舉行了辯論。
為了解決上述難題,研究者們在獅子山開展了一項精心設計的隨機實驗。在該國,議員對於政治治理起到關鍵的作用:他們不僅要在政府決策中負責代表自己選區的利益,同時也對上級政府發放的「地方發展專項經費」具有支配權。然而在以往的議會選舉中,幾乎沒有選區舉行候選人之間的公開辯論,這也導致許多選民對幾個候選人政策立場的差別、個人背景等具體信息都不甚了解,往往只能簡單地依據民族、黨派等基本特徵來進行選擇。
於是,在2012年的獅子山議會選舉時,研究者們與該國一家極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合作,在28個競爭比較激烈的選區中,隨機地挑選了14個選區作為「實驗組」,另外14個選區則作為「對照組」。在「實驗組」中,該社會組織邀請了每個選區最大的三個黨派的候選人來一起參加標準流程的辯論。在辯論中,主持人首先簡要地介紹議員職位的功能、責任,隨後三位候選人各自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在之後的正式辯論環節中,三位候選人圍繞五個議題展開有計時的陳述和辯論,議題主要涉及政府投資選擇、經費分配計劃、青年幫扶政策、性別平權法案、以及免費醫療政策。辯論被全程錄像。
辯論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在實驗組的14個選區中,共有224個投票站,研究者們隨機選擇了其中的112個,在這些投票站附近用大屏幕公開放映該選區的辯論視頻,並提前邀請當地的選民前來觀看。通過比較這些「被隨機邀請來觀看辯論的選民」與那些「沒有被隨機邀請觀看辯論的選民」,研究者們發現:觀看了候選人辯論的選民獲得了更豐富的政治知識、更加了解每個候選人的情況與政策立場、投票支持的政客與自己的政策立場更為一致、更有可能投票給與自己黨派不同(但立場更一致)的政客。這一系列結果說明觀看辯論能夠顯著地影響選民的政治立場和投票結果。
有趣的是,如果辯論使得競選變得更加激烈,比如一個原本預期得票率落後的候選人在辯論中發揮比對手更加出色,則該選區更接近一個「搖擺選區」。簡單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告訴我們,候選人們會在這些「搖擺選區」投入更大的精力。研究者們通過數據成功驗證了這一理論猜想:候選人們會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和宣傳經費到那些(被隨機挑中的)播放了辯論視頻的社區,這種現象在「弱勢候選人辯論發揮出色」的情況下尤為明顯。
上述結果證實了辯論會影響政客的競選方式和選民的投票方式,從而影響選舉結果。那麼,這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未來的政策制定呢?通過追蹤調查和比較「實驗組」中的14個選區與「控制組」中的14個選區,研究者們發現,舉行了公開辯論的選區(實驗組)所選出的議員在未來對工作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並且將更多的政府經費用在了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項目上。這一結果表明,舉行公開辯論確實有助於選出對選民更加負責的政客。
辯論發揮影響的機制
為了更好地理解辯論發揮影響的具體機制,研究者們在進行上述「社區層面」實驗的同時,還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個人層面」實驗。具體而言,研究者們希望知道辯論到底是通過「宣傳個人魅力」還是通過「宣傳政策立場」來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於是他們在「實驗組」里隨機挑了一部分沒有公開放映辯論視頻的社區,並在這些地方將選民隨機分為三組、分別進行個人實驗:第一組中,選民從收音機里收聽一段由第三方錄製的、關於辯論內容的客觀綜述,於是他們可以藉此了解每個候選人的政策立場,但卻無法了解他們的個人魅力;第二組中,選民在視頻中觀看候選人自己錄製的一段自我介紹,於是他們可以了解每個候選人的個人魅力,但並不能了解他們的政策立場;第三組中,選民可以觀看完整的辯論視頻,於是既可以了解個人魅力,也可以了解政策立場。通過比較這三組實驗的具體效果,研究者們發現:了解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與了解候選人的個人魅力都會對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影響;而如果通過觀看辯論來同時獲得這兩類信息,則會產生最為明顯的效果。
綜合來看,本文針對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給出了嚴謹的實驗證據,同時也對制定發展中國家的選舉政策具有參考價值。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包括,除了針對選民的影響,參加辯論本身是否也會直接對候選人未來的執政行為產生影響?如果不是在獅子山、而是在一個信息流動更加充分的國家,辯論的價值是否會相對下降?隨著舉行辯論的時間越來越長,候選人之間是否有可能形成某些潛在的共識(比如對一些敏感問題都不進行明確表態、從而避免未來潛在的民眾監督),而這是否有可能在長期里削弱辯論對於民主選舉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Bidwell, K., Casey, K., Glennerster, R., Social, W. H., & Poverty, A. L. J. (2015). Debates: Voting and Expenditure Responses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Seminar, Vol.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