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與法制

英國的發家史，很像資本主義的文明史。當年，英國貧窮的時候，女王伊莉莎白與海盜同流合污。干著被西班牙人所不齒的劫掠行徑。但是，當他們有了財富積累，立刻把商業貿易作為立國之本，並且對外投資，擴大資本。正是由於他們能夠自覺採取資本主義，使得他們為人類找到了，讓資本與科學共同發展的道路。對於海盜的縱容，有點類似於道家的思想「順其自然，無為而治」。莊子在《盜跖》篇中對於柳下跖的思想做了客觀的評價。從這裡看出，道家於資本主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主張對刑事犯做寬鬆的處理。

屠格涅夫說：「世上有三種利己主義者：一種利己主義者是自己要活著，也要讓別人活下去；另一種利己主義者是自己要活著，卻不讓別人活；最後一種利己主義者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讓別人活」。第一種人，就是資本主義者。他們不但自己愛錢，也希望別人愛錢，只要你愛錢，他們就活得自在，因為錢少的人能給他們打工，錢多的人是他們推銷產品的主顧。失去了愛錢的人，他們玩不下去。中國古人懂得。獲利的途徑，一是貿易，二是戰爭。因此提出：化干戈為玉帛。還有人說：宋襄之後無仁義，呂蒙之後無通商。可見的確有人把仁義與通商同等看待。因為，商人必須要有信用，否則，下次就沒有生意了。左派一直試圖將資本主義說成是第二種人（自己要活著，卻不讓別人活），這是個大錯，因為左派從來就不懂得經濟，他們只知道搶錢和被搶，從來不明白什麼是等價交換，不明白財富是怎樣被創造的。他們自己就是第三種人；自己不想活，也不讓別人活。他們，或者把錢搶乾淨了，沒法活，或者錢被搶乾淨了，依然沒法活。沒有中共以前，中國古人，雖說也是人治社會，卻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即便科技不發達，卻也不失為第一種人。

中國古人把戰爭看作一種主持正義的方法，是一種特殊條件下執行法律的行動。寇這個字即代表入侵的外敵，也代表內部的強盜，土匪和小偷。因此制定各種法律，以及什麼時候實行什麼種類的法律（輕典、中典、重典）的人叫司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專管彈壓「寇」的人。他代表了立法與執法兩個權力。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將立法與司法權分開以後，由於立法會議員都是來自民間，他們對於輕典、中典、重典的認識非常模糊，往往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等到新一屆立法會議員登場，他們再來一次矯枉過正，矛盾就升級了。這是民主國家需要檢討的地方。解決的方法也許是讓更多的民眾懂得這些道理。不管用什麼辦法，最終的目的就是實現資本主義和諧。

從當代的政治中，對於刑事犯的寬鬆是資本主義出現以後的事情。為什麼這樣？因為，資本主義認為，人性就是自私，只要能夠滿足人性的基本要求，沒人願意犯罪。資本主義的目標是發展創新經濟，開發財富。當財富增加的時候，人心自然向善。任何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個人，都以剋扣、剝削低端人口為恥。這就是為什麼，右翼，反覺醒，反多元的路易吉·曼吉奧尼，要殺死聯合健康保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布萊恩·湯普森比的原因。只有極左勢力才在各種宏大的敘事口號下，盤剝底層，搜刮民財。當創新需要有人幫忙的時候，就是資本主義創造工作機會的時候。當年很多廣東人被騙到美國做「豬仔」。但是，到了美國后，他們的收入卻比在廣東當農民，當漁民時增加了一百倍。這些人後來，在當地自己經營起了各種企業，也有人回國發展，成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進化中一股重要力量。由此看出，只要大家有錢賺，沒人願意犯法。所以，莊子認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各種審查，監視人民活動的器物，斗、秤、證件等等，實際上是對百姓的不信任。這就加重了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結果，越折騰，矛盾越尖銳，矛盾越尖銳就越折騰。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很多國家沒有死刑的原因。有一則寓言說，狐狸為兩隻狗熊分一塊糖餅。它故意掰得不均，兩隻狗熊都不願意要那塊小的，於是，狐狸在大的那塊上咬了一口，這樣，新的不均勻又出現了。這就是極左政府幹的事情，他們一旦掌握了分配權以後，就用等級挑動百姓之間的矛盾，以達到讓他們不得不依附政府，以防範對手的目的。

莊子只知道信任是相互的，但沒有對人性做更加深入的探討。而亞當斯密做了更加完善的說明：「無論一個人被認為是多麼自私，他的本性中顯然有一些原則，這些原則使他關心他人的命運，並使他們的幸福對他來說是必要的，儘管他除了看到別人的快樂之外沒有從中得到任何東西。」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在亞當斯密的時代，產業鏈還未到達今天這樣完整。如果他活到今天，一定會說：任何重大發明，要想得到收穫，必須從到處求人開始。尤其是當代的各種看不見人的審批手續，購買原材料的步驟，產品被允許投放的市場，稅收方法等等，如果再有些法律糾紛，政府干預，實際消耗的精力和財力，遠遠超過了發明本身的投入。不受欺負就很知足了，哪裡還敢欺負別人？

由於多年來，各國左派的折騰，使得歐美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沒有矛盾的矛盾越來越明顯。迫使很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死刑。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依然沒有跳出「周禮」的輪迴：按照人性的變化，使用輕典、中典和重典。由此看出，所謂的憲法，是一個極其脆弱的文件，只有當人人都遵從資本主義原則的條件下，憲法才有說服力。一旦有人破壞資本主義的生活準則，憲法只能進行不斷的調整，這就是所謂的修正案。修正的目的還是回歸資本主義。在中國古代，是天子和幾位精英進行調整，到了現代社會，是人民通過議會來進行修正。還是人治，根本就沒有絕對的法制。尤其在某些未開化的國家，由於資本主義尚未發展到物質豐富的階段，愚民佔了多數，這樣的國家，通過民主程序進行的調整，很難有效的進入資本主義軌道，一旦失敗，隨之而來的就是專制獨裁。因此，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能夠有效地讓人民理解什麼是資本主義。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絕對的法制，只有相對的法制，而法制的程度，取決於對資本主義認識的程度。社會的進步與幸福，要看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是否得到提高？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每個人改善自身狀況的自然努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它不僅能夠使社會走向財富和繁榮，而且能夠克服一百個無禮的障礙人類法律的愚蠢常常阻礙其運作。」

The natural effort of every individual to better his own condition...is so powerful, that it is alone, and without any assistance, not only capable of carrying on the society to wealth and prosperity, but of surmounting a hundred impertinent obstructions with which the folly of human laws too often encumbers its operations.

到了今天，這套由英國建立起來的文明已經使其他文明望塵莫及了。它觸痛了普京的傷疤。可惜，後者野心太大，能力太小。狗急跳牆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因此，我一向認為，打到最後，解決問題的最終手段只有暗殺，或者內訌兩種。川普的特使特使基思·凱洛格，想要用批評烏克蘭人暗殺俄羅斯化學和生物防護(三防)部隊司令基里洛夫的說法來緩解矛盾，這說明他還沒有進入狀態。普京知道自己殺人、害人太多，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攪亂英國建立的文明體系，另一條就是自己去面見上帝。烏克蘭和西方所能做的，僅僅是送他一程。在這一點上，澤連斯基比川普更加清楚。就算聯軍打進莫斯科，普京也不會認輸，看看哈馬斯、真主黨那幾位恐怖主義組織的頭目，到死都要嘴硬。普京這位恐怖總瓢把子，怎麼可能服軟？所以，暗殺可能是避免千萬人的死亡唯一外部選項。

世界也許需要進入一個突破民主社會三權分立的時代。美國開了頭，亞洲很多發達地區都緊跟其後。美國開國先賢明確說過：如果三權之間願意妥協，還能維持下去，如果各種權力之間都相互找碴，這個制度將會危如累卵。世界轉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周朝開國時難題。當年周朝發明了一種人治的方法，叫做周禮。兩千年前，中國人從講禮貌，講道理的願望出發，制定了戰場的禮儀和規則，但隨著物質的匱乏，最終演變成了兵不厭詐的孫子兵法。武力統一破壞了一切的和諧。今天，美國的極左勢力，為了一己私利，再次從分裂國民開始，破壞和諧的社會氛圍。以達到控制輿論，控制百姓思想的目的。這使得保守派只能用重典，回歸資本主義法制。

雖然在極左的眼中，美國和中國的人治成分都在增加。但他們不承認，美國是因為極左勢力多年的囂張，不得不矯枉過正，以便回到和諧的資本主義。而中國是為了一小撮人的私利不肯接受資本主義法制，大搞族群分裂，破壞兩岸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