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說,「哈耶克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可能會與孔子思想對中國人的思想的影響一樣深遠和無孔不入。」而我卻認為,古今中外的學者是相通的,本文主要討論先秦思想家與西方經濟學家的對比。
休謨說:「如果有一個人寧願毀滅全世界而不肯傷害自己一個指頭,那並不是違反理性。」
這話很像楊朱倡導的「貴己」之說,他主張「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貴己的意思是珍惜自己,別委屈了自己。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其他都免談。
休謨說:「一種情感只有建立在一個虛妄的假設上,或者選擇了不足以達到預定目的的手段時,才可以稱為不合理的。除了這兩種情況外,在其他任何意義下都不能稱為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說,假設有一種心甘情願殺身以成仁的人,或者選擇一項7納米晶元無法完成的工作,非要用大躍進方式,人海戰術來完成。這兩種事情,可能在偶爾的時候,能夠騙人。但到了關鍵時刻,一定出問題。
這話被列子(列禦寇)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講過一個子產的故事:子產是一位嚴於律己的政治家,他把鄭國治理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兩個兄弟一個好酒,一個好色。一天,子產給這倆人講起大道理。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善於治理身外之物的,外物未必能治好,而自身卻有許多辛苦;善於治理身內心性的,外物未必混亂,而本性卻十分安逸。以你對身外之物的治理,那些方法可以暫時在一個國家實行,但並不符合人的本心;以我們對身內心性的治理,這些方法可以推廣到天下,君臣之道也就用不著了。」(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內者,物未必亂。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暫行於一國,而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
休謨與列子兩個人的意思都是:凡事不要強求,聽其自然。否則可能費力不討好。「越是勤政越亡國。」管仲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人君察問細事,是自恃賢能的表現。這樣。將導致君臣共管細事。君臣共管則等於地位拉平。可見,君主自恃賢能是沒有好處的,適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賢能者國亡,而使用賢能者國昌。倡導正義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團結同族而昭明等次。抓這些大事才表明不輕為一國之君。」(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上賢者亡,而役賢者昌。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一個商人,出於想要增加自己資本的動機,但在追求增加讓自己生產商品增加的過程中,受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的指引,使得社會整體財富增加,國家力量也增加。
而管仲則說「市場,是一種鼓勵機制。鼓勵,是為了發展。基礎的行業完善了,才能出現高級行業。沒有更高的追求,基礎行業也站不住腳。」(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此外,《管子·奢侈》篇中,對需求拉動經濟,商品與資金流通等,都做了分析。
管仲說:「人們總是相信愛己之人而死於謀求財利,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總是予之則喜,奪之則怒,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在給予人民利益時,要求形式鮮明;在奪取人民利益時,則要求不露內情。這樣,人民就與君主親愛了。「租籍」,是強制進行徵收的;「租稅」,是經過謀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業的君主,避免強制徵收的形式,保留他經過謀划的索取,這樣,天下就樂於服從了。」(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管仲的這種索取方法被後世廣泛使用就成了「尋租」rent-seeking。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亦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當計劃經濟越來越貧窮以後,政府就在給予人民利益時,大肆宣傳。在奪取人民利益時,則閉口不言。
哈耶克與中國古代經濟哲學家的真正區別在於,他認識到披著聖人外衣的獨裁者是經濟不振的禍根:「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們總想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東西。」,「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哈耶克說:「在這個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試圖使他人平等這兩者之間的差別總是存在。前者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前提條件,而後者意味著「一種新的奴役方式」。」而中國古代學者則認為,君臣之間的不平等才是社會秩序的體現。如果人人平等了,那麼,誰領導誰?顯然,周朝以後,已經沒人知道可以用選舉的方法產生領導了。呆板僵化的體制,最終逼出了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這裡也能理解,沒有民主,就沒有經濟學思想的進步,而沒有先進的經濟學思想,國家就只能衰亡。
管仲懂得「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他說,遠古時代,地廣人稀,吃穿用度的材料,取之不盡。生活是平靜的。那時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腳穿草鞋一腳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現今的周公時代,斷指、斷足和斷頭積滿台階,被處死的人們還是不服從。這並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極度貧困的原故。現代社會,科學技術使得物質繁榮,因此,發達國家有條件取消死刑。而物質繁榮靠得是資本主義。管仲認識的資本主義是:「天下不怕沒有財貨,怕的是無人去管理它們。」(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管理財務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工作。被稱作「金融」。相關的從業人員如果遵紀守法,又能有數學頭腦,那就是一個社會的福氣。
羅素說:「免費幫助別人,就是在慢慢的培養仇人,等價交換,才是社會交際的長久之道。」
管仲說:「與其給人錢財,不如不耽誤農時;與其給人飲食,不如不使他失業。」
從以上的對比中能夠看到,即使是封建主義時代,有很多經濟學思想也與當今發達的民主國家是相通的。有些現象與制度無關,是永恆不變的。全人類能夠和平繁榮的唯一的基礎就是等價交換。每個人用自己的勞動,獲得自己創造的那些收穫。有富餘的話,盡量幫助命運不濟的人,誰也別想用欺騙的手段獲利。在這個原則面前,古來聖賢皆寂寞,而真正的偉人,都是為了恢復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