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沙野說:「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目前在台灣的政權是中國版圖中的一個叛亂政權。」他所指的「一定意義」當然是指封建主義的意義;強權即真理,這是當今世界被絕大多數國家拋棄的理論,也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如果用民主思想評價,中華民國已經存在一百多年,而中共政權僅存在七十多年;中華民國是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政權,而中共則是槍杆子裡面打出來的政權。所以,中共即是中華民國版圖中的一個叛亂政權。也是民主世界版圖中的一個叛亂政權。正是由於中共政權不明白,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獨裁,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說,美國應該歡迎更多來自中國的學生,但他們應該修讀人文學科而不是粒子物理等科學學科。他說,基於安全考量,美國大學正在限制中國學生接觸敏感技術。這就好像你不能讓一個嬰兒玩火,玩刀一樣。他不理解人與人的關係,沒有克制自己的能力,給了他危險的物品,他不但傷害別人,也會傷到自己。
經過一百多年的教訓,美國人終於認清了這個道理。一個國家必須先有正確的人文科學,才能有正確的自然科學。文藝復新運動實際上就是擺正了歐洲的人文科學方向,因此才有了後來經濟與自然科學的同步發展,相得益彰。否則,你無論怎樣教授自然科學,他都會給你亂用。據《藝林伐山》卷七上載:伯樂的《相馬經》上說,好馬應該是「高大的額頭,像銅錢般圓大的眼睛;蹄子圓大而端正,下垂而彎曲。」(隆顬蚨日,蹄如累曲),伯樂的兒子拿著《相馬經》去找馬,回家對父親說: 「我找到了一匹好馬,與《相馬經》上說得一樣,就是蹄子不太像。」伯樂一看,原來是一直大蟾蜍。這就是「按圖索驥」的故事。沒有人文科學的墊底,中國再怎麼學西方文化,依然會走樣。不單中國如此,任何其他意識形態國家學習歐美文化,不先學人文科學,最後準會給家裡帶回一隻大蛤蟆。
中國特色的哲學,自古就是,出現矛盾,底層之間互相傷害,但獨裁者是不能碰的。它的深層邏輯是「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也就是說,無論何時,獨裁者就是道德的楷模。如果德不配位,人民就有理由推翻它。這些都是一種理想的神話故事。沒有實際操作的價值,只是為了自欺欺人。儒家為這個理論找到一個反向操作的方法:誰掌握了政權,就把他說成是有德之人。誰失去政權,就給他扣上一頂無德的大帽子;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商紂王與周武王之間的互動,就能明白儒家的手法。孟子說:「天下政治清明時,品德低的聽憑品德高的驅使,才能低的聽憑才能高的驅使;天下政治黑暗時,力量小的聽憑力量大的驅使,弱者聽憑強者驅使。這兩種情況,都是天意決定的。順從天意的就生存,違背天意的就滅亡。齊景公說:『既不能命令別人,又不肯接受別人命令,這是自絕於人。』於是流著淚將女兒嫁到吳國。現在小國效法大國,卻又把接受大國命令看成恥辱,這就好像做學生卻又把接受老師命令看成恥辱一樣。如果真的以接受命令為恥,最好以文王為師。以文王為師,大國用五年、小國用七年時間,一定可以統治整個天下了。《詩經》上說:『殷商的子孫,數量不止十萬。上帝已經發命,都要服從周朝。可見天命無常。殷商優秀人才,全到周京助祭。』」
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別人的品德、才能或者力量,都是他修來的。你的修行不夠,就要低頭服輸,否則就是自找倒霉。想要爬到別人頭上,就要比別人更加艱苦的自我修行。這種市儈邏輯,說白了就是自己騙自己;不但掩蓋了真正的歷史,而且歪曲了後世的師道尊嚴。如今很多的中國人已經明白了:吃盡苦中苦,只能是接著再吃苦。真正獲得權力的方法,都是一些陰謀詭計,(科技本來是為造福人類而產生的,但如果沒有人文情懷,它會變成了害世人的玩意。)對百姓而言,恰恰是越修行,越得不到權力。但這種內法外儒的政治,卻被無奈的百姓接受。認為在一個不信神的社會,至少還有些道理可講,如果真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你不也得忍受嗎?給當權者戴戴高帽子,至少他們還能收斂一些。就這樣,在士大夫的帶動下,出現大批阿Q這種,挨了打后,說是兒子打老子的人。另一方面,對統治者而言,忍受下級的不敬,被看作是一種修行。這使得魯迅本人也能一邊接受蔣介石的政府津貼,一邊罵蔣介石。這是一條看似和諧,卻越努力越窮的道路。
歐美國家從來就不吧品德與權力綁在一起解讀歷史。權力就是權力,品德就是品德,而且往往是缺德的人掌權。那麼一個平頭百姓怎樣獲得上升通道呢?在古代,想要向上爬,一個是戰功,另一個是進入教會,靠修鍊來獲得權力。小說《紅與黑》就是描寫的這種心態。但是,自從有了資本主義以後,事情變了。人人可以通過積累財富的手段進入上層。或者說,資本主義不但使得社會越來越繁榮,而且,給與每一個人平等的競爭機會。這套理論從英國開始,逐漸影響了美洲,澳洲,歐洲,目前正在影響亞洲。它將逐漸取代了儒家的天命,成為新的理論,新的文明,並給野蠻留下思考的空間。但依然有各式各樣的唐吉可德,用形形色色古代的方法抗拒這股力量。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烏俄戰爭,以哈戰爭以及中美貿易戰。
資本主義文明之所以能夠孕育出現代自然科學,是因為民主將統治者的權力不斷地分給民眾,讓每個個人都能發揮自己能力。正是這個原因才有了技術的不斷進步。二戰時,面對希特勒的瘋狂擴張,文明受到威脅。丘吉爾說:「我不相信一個限制人頭腦的國家,一個禁錮人思想的國家,會成為世界的老大 。不僅我不信,地球人都不信。這是希特勒永遠無法理解的。」有了這種信念后,他才能號召無數的愛國人士,奮起反抗,用智慧戰勝愚昧,用文明戰勝野蠻。現代經濟與科技的大發展,正是因為懂得了,曲意逢迎獨裁者,實際上是慣壞了他,並壓制了其他人的創造力,只有消滅了獨裁者以後,才能使所有人的創造力都發揮出來。
為此,丘吉爾說:「當我們跪下去的時候,偉大領袖便產生了。當我們不會反抗的時候,奴隸便產生了。當我們不會質疑,騙子便產生了。當我們太嬌慣對手時,畜生便產生了。」
其實,中國古人也懂得用資本來解決各種矛盾時所起的作用。《夢溪筆談·官政一》鞠真卿任潤州知州時,百姓中如有打架鬥毆的,在依法判處應有的罪名之後,另外還要責令先動手的出錢給后動手的。那些市井小人們吝惜錢財,加上不甘心把錢送給對手,因此整天地爭吵叫嚷、怒目相視,卻不敢先動手打人。
但是,後來,儒家學說將這種思想淹沒了。美國人要求中國學生學習人文科學,目的就是讓中國人從新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所有的問題都能輕易的解決。就像亞當斯密所說:「把一個國家從最低級的未開化狀態,帶到最高級的富裕狀態,只需要和平、低稅收,和一個寬容的司法機構:其他的都會通過自然得到。」
否定聖人文化,重啟人文主義精神是這一切的開始。《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說:「你如果忘了人類是動物,你就永遠無法了解人性,也永遠無法理解歷史。動物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繁殖。延伸到人身上就是錢和性,也就是生存機會和繁殖機會。錢代表著生存資源,性代表著繁殖機會。錢和性是人類社會的驅動力,婚姻、道德、法律等等,這些都是表象,都是為這些服務的工具。
它們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類解決個體和集體之間,關於生存資源和性資源分配的矛盾。想通了這個問題才能透過表象看到本質。才能看清,人世間的各種衝突和友好、戰爭與和平到底由什麼引發的。
動物和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動物知足而不知恥,人類知恥而不知足,自私和貪婪。人類經過幾萬年的進化都沒有擺脫,它也構成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驅動力。我們看到一切現象的背後幾乎都是這兩種東西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是動物之後,就可以理解,二戰時,為什麼日本人那麼兇殘。因為那是人的本性,如果設身處地,你很可能比他們更加兇殘;紅衛兵比日本鬼子殘暴多了。因為日本人好歹知道一些資本主義道德,而中共至今還在聖人文化中垂死掙扎。人和動物都具有獸性,只有資本主義才能用繁榮的物質,將這些獸性馴化。如果你永遠記住某一次獸性的發作,那隻能說明你的獸性不易控制。歷史上漢人對待其他民族也很兇殘,否則,哪來的大片疆域。憑什麼要求別人忘記仇恨,而你牢記仇恨?是你比別人更有品德,還是上天賦予你什麼使命?如果說強權就是真理,力量就是天命的話,那麼,漂亮國是目前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國家,你為什麼不聽他的話?豈不是應驗了孟子的話:小國效法大國,卻又把接受大國命令看成恥辱?所以說,無論從中國古代的文化解釋,還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解釋,中共的做法都沒有道理。
資本主義分析了人類的關係,發現三種活動,1、利人利己,2、損人利己,3、損人不利己。英國在理解資本主義道德之前,曾經很長時間受到法國的欺辱,美國在理解資本主義道德之前,曾經受到英國的壓迫,德國與日本在理解資本主義道德之前,曾經被打成了廢墟,中國和蘇聯也挨過打,但總想彎道超車,所以,挨了白挨。
泰戈爾:「被文明徵服是幸運,被野蠻征服是災難。真正的天堂,你可以罵它是地獄。真正的地獄,你只能誇它是天堂。」但中共的徐輝少將針鋒相對:文明的烏克蘭應該向野蠻的俄羅斯投降。他向世界宣布,中共熱愛的是野蠻。
美國副國務卿希望中國學會的文化就是利人利己的文化。就好像經常看到的視頻:一隻野生動物,被人類的鐵絲網,或者漁網困住后,人類去施救時,如果動物兇猛,只好發射麻醉槍,如果動物溫順,就可以立刻下手解救。日本戰敗后,懂得溫順,雖然出現過反美的聲音,但大多數民眾還是選擇了接受文明。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逐漸走出陰影。而美國本來可以使日本滅國的,但是,他們不願意這樣做。原因還是不肯承擔經濟責任。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將資本主義道德傳授給了日本,致使日本稱雄亞洲。但是,美國發現中共卻是另外一種反應,即使給了他們免稅的市場,以及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他們依然慾壑難填。不理解什麼是利人利己,永遠都做奇怪的事情。從一帶一路到舉國投資晶元,從高鐵到國足。沒有一樣不是損人不利己的。因此,中國缺的不是什麼高科技人才,而是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