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鳳凰衛視吳小莉採訪了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通過倆人的對話能夠看出,牆內有很大一部分學者與海外人的想法相去甚遠。有些話是因為不敢明說,有的話就是根本互不理解。這也許是中共政策上屢屢出現偏差的原因:只知有己,不知有彼。
維基百科上介紹閻教授的主要觀點是:「在可見的未來只有中國能挑戰美國的霸權並取而代之,但同理一體的兩面也只有美國可能奪回或干擾中國的霸權之路,也就是在世界霸主的爭奪戰中美互為參賽者,至於其他國家則連參賽的機會都沒有,其他國充其量只能爭奪世界老二老三的位置,或是區域大國的地位。」
吳小莉:「我記得2022年訪問您時,您曾經提到俄烏戰事對於中國是沒有好處、只有壞處;但是2023年年底,您還說沒有想過壞處這麼多、負面影響時間這麼長。這場戰爭出乎您意料的是什麼?」
閻學通:「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沒有想到因為這場戰爭,讓歐洲國家形成了「經濟安全」的強烈概念。它們把「經濟安全」作為制定戰略的重要根據或者思考方向,於是導致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大幅向美國傾斜,使得原先在2010年以後形成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全球性戰略平衡被破壞掉了。不僅僅是歐盟,其他國家甚至一些東盟國家都放棄了對沖戰略,它們把「經濟靠中國」里的「經濟安全」抽出來了,納入了「安全靠美國」,也就是說「經濟安全」也要靠美國。」
閻教授的這番話代表了牆內,不少學者的想法。他們一直把中國看成一個正常國家,從來不會換位思考。實際上是不理解什麼是資本主義。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都來自馬克思:「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基於這種觀點,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談判中,就理直氣壯地使用賄賂手段,並從中貪污。認為,既然資本主義是骯髒的東西,那麼,就可以不擇手段,就可以收買。就好像春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賄賂吳王夫差,秦穆公賄賂由余一樣。
資本主義與權本主義在道德上的根本區別是,前者依靠創新獲得財富,後者依靠權謀獲得財富。依靠權錢交易獲得財富,會使得整個社會風氣越變越壞;這種富人知道自己的錢來路不正,就變得空虛。用奢侈的物質或者侮辱窮人的手段,掩蓋自己的無聊。所以,有人說,中國人的思考能力,到了榮華富貴這個層面就再也上不去了。原因是權謀操控一切;馬斯洛的需求層理論在這種極權社會不適用。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來自創造力,滿滿的成就感,永遠爭當世界第一。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換句話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看待貧富的態度根本就不一樣的。中共本是無道之邦,所以,老百姓看到的權貴,都是寡廉鮮恥,窮得只剩下錢的敗類。
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公平、公正的道德觀。不按照資本主義規律辦事,國家一定變窮,貧窮的國家能出賣的只有道德和良心。因此,在2000年前後,中國加入世貿的時候,美西方對中國的審批並不十分嚴謹。他們認為,反正中國早晚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中共不會傻到連這麼明顯的常識都不懂。殊不知,經過馬克思洗腦的中共,夢想是重回秦始皇的榮耀。認為《商君書》和《孫子兵法》就能輕而易舉地戰勝現代科學,戰勝資本主義。於是,一群滿腦子準備稱霸全球的學者抱團取暖,加上當時的不義之財,使GDP暴漲。各種自欺欺人的宣傳,讓人們以為,利用古代計謀,戰勝西方文化不費吹灰之力。
六四事件之後,西方人依然相信了鄧小平能夠帶領中國走出野蠻,奔向文明。因此,沒有對中國嚴厲的制裁。這使得他們誤以為美國人傻,他們鬥不過中國的古代智慧。而這就是牆內學者的預測屢屢落空的真正原因。
WTO組織門檻很高,因為,柏拉圖所說的:「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們。而那些行為不端的人,會找到法律的漏洞並濫用它。」但中共還是按照當年延安時的表演,再次欺瞞了美西方。可是,這次與那次不一樣,不是單方面的援助,而是需要相互信任的貿易。中共,從加入世貿的第一天起,就憋著找它的漏洞,鑽空子。直到將整個世貿組織被搞垮。香港的人權被褫奪后,西方國家逐漸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2018年,川普制裁中興通訊,幾乎使它停產。那是對中國的一次警告。但當中國遊說美國高抬貴手后,依然我行我素。由此,貿易戰開打。所以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沒有俄烏戰爭,中國與美西方的矛盾也是不可調和的。
閻教授認為:歐洲各國與烏克蘭之間已經出現了裂痕,而隨著戰爭的繼續深入,雙方的分歧會越來越大。但事實是,隨著美國軍援的到位,歐洲各國對烏克蘭的支援力度有增無減。為什麼閻教授會有相反的判斷?他難道不清楚,從古希臘開始,民主陣營遇到戰爭總能同仇敵愾嗎?而且,歐洲國家都認同孟德斯鳩的話:「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因為對一個人的不公,所顯示出來的是制度的邏輯。這種邏輯,可以用來對待所有人,無人能保證自己倖免。」我認為,閻教授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的原因是,他研究了太多的極權國家,而獨裁國家從來都是權謀說話,相互碾壓,甚至養寇自重。閻教授甚至可能沒有弄明白,抗戰的時候,美國為什麼要援助中、英、蘇。理解這段歷史的話,就應該清楚,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和平年代看重金錢,一旦發生戰爭,他們更注重道義。賺錢,看重長期利益,留有後路,才能財源滾滾;打仗,著眼於短期利益,不留後路,才能將敵人置於死地。獨裁者在賺錢的時候,不留後路;打仗的時候,心存僥倖。
閻教授說:「「經濟安全」和「經濟增長」是零和關係。歐洲人不超過3年就會深刻感受到這一點。」他的言外之意是,歐洲國家,不出三年就會為了經濟利益,背離美國,重新回歸中國。但是,目前看來,不是這樣。普京也曾認為,只要卡住天然氣,歐洲就會分裂,可後來怎樣?閻教授做判斷時,忘記了,中國的國情。中國說到底是一個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無法合作。這才是歐美國家脫離中國的根本原因。
閻教授說:「歐洲對中國會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但如果中國和歐洲能在綠色能源技術上進行合作,這件事才能向積極方面轉變。如果電動汽車技術是雙方合作的技術,那受益的是雙方,因為一些汽車配件是從歐洲進口的。綠色能源技術進步是無止境的,中歐在這方面的合作可以是長期的。」
這恐怕是一個誤解。如今,綠黨已經被歐美各國看成是他們的義和團、綠色恐怖主義。他們為了保護蜥蜴,逼迫特斯拉停工,他們給梵高和莫奈的名畫潑油漆,他們因為排氣量而砸毀他人的寶馬車,他們為了大馬哈魚產卵而禁止建電廠。在美國,為了減排,叫停了一條來自加拿大的輸油管線。正是種種劣跡,使綠黨在各國選舉中慘敗。為什麼牆內學者還轉不彎來?因為,在中國,政府可以逼迫農民不準燒柴,必須使用天然氣,哪怕天然氣供應不上,或者價格太貴凍死,餓死也在所不惜。學者、專家認為這很正常。但是,在歐美,任何黨派,發一次神經病,老百姓就會讓你下台。
閻學通:「《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是一個以言獲罪的法,說某些話就屬於犯法,這和美國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基本原則是相違背的。」
這是牆內學者庸俗的觀點,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法律是僵硬的教條。一味強調言論自由,面對明顯地顛覆政治體制的言論,束手無策。其實,並非如此,誰也不是傻瓜。民主國家,只要百姓不高興,法律就會被修改。比如,德國將一名支持俄羅斯侵烏的女人遣返俄羅斯。許多歐洲國家,將反以色列的難民遣送回國。美國將親哈馬斯的遊行學生送到加沙。這些都是言論自由的補救措施。民主國家最崇拜的就是常識,常識可以更改法律。獨裁國家只認教條(常識不許說),比如,一邊允許賣電單車,另一邊沒收電單車。一邊剋扣百姓的收入,另一邊要求他們消費。
閻教授說:「今後的五年裡,逆全球化仍然是上升趨勢,民粹主義仍然是上升趨勢,國際規範遭到破壞的現象仍然呈增加趨勢。」
逆全球化是常識的回歸,不是民粹主義上升。倒是過去的全球化,使西方寬容的極限遭到破壞。跑到靖國神社撒尿。小粉紅在美國壓制反華言論。伊斯蘭難民破壞藝術品,集體在街上禱告,影響交通,揚言用子宮佔領歐洲。最後,美西方只能限制這種「自由」。回歸古代,在理智的人群中實行選舉的傳統。全球化是一種對烏合之眾放任的做法。中共一直夢想利用《商君書》在這個紛亂的世界建立新的秩序。如今看來,世界的民主力量並不傻。他們比中國計謀看得更遠。他們有能力更正一切違背常識,違反人性的東西。
愛因斯坦說:「所有困難的問題,答案都在另外一個層次上,同一層次的問題,很難靠同一層次的思考來解決。」中美之間的矛盾不是表面看到的這些矛盾,而是更加深層的民主與獨裁體制的矛盾,是科學與愚昧的矛盾,常識與教條的矛盾。深層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就無解。
塔西佗陷阱是這樣說的: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幾千年來,中國的特色就是,在沒有公信力條件下掙扎,豢養一批替自己圓謊的知識分子,掩耳盜鈴。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嘆息:乾淨的錢不好賺,好賺的錢不幹凈。改變不了政府的無恥,只能隨波逐流,只等財政垮台,換主人。資本主義出現以後,人民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定期選舉。失去公信力的政府回家休息,讓有公信力的新人謹言慎行。這就避免了王朝更迭時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