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的失敗,來自獨裁者的短期行為,急功近利。因為當代的獨裁者與古代帝王不同,他們沒有安全感,每天最關心的就是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小時候,聽過劉寶瑞的一段相聲。一位認字不全,花錢買官的知縣審案子。原告叫做金止未,被告叫做郁卞丟。這位白字大老爺在堂上喊原告「全上來」,結果,連原告帶被告加保人,唏哩呼嚕都給帶上來。老爺自己都蒙了,接著喊被告「都下去」。大傢伙又都下去了。
這段相聲諷刺的是,沒文化的人有了權力,幹什麼事都簡單粗暴一刀切。這正是社會主義必敗的原因。米塞斯說,「如果在撒哈拉沙漠實行計劃經濟,連沙子都會短缺。」這活至少在1960年的中國兌現了;豐年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因為計劃經濟是按照宣傳的需要,不是人民的需要設計的政策。它的宏觀指令下達后,局部總是供需結構錯配。其結果就是資金與產品一起浪費。所以說:越是勤政越敗國。
再比如,晶元生產,凡由國家投資的,必定失敗。在資本主義,一件新產品的出現是由靈感開始,經過一系列的局部實驗與靈感的積累,製造出雛形后,或者試銷售,或者申請專利,或者賣給大公司。在這個過程中,由創新獲得的收益與效率同進退,每一個靈感都伴隨著利益分配,誰也不是誰的救世主。而政府投資的企業卻是某位領導人,看到別人的東西好,偷過來,目的就是為了賺快錢,進行加權平均分配;具體的一連串靈感來源,一概不知。員工沒有創新的動力和獎勵,一切為了撥款,本該消耗在創新上的資本,全都投入到『跑部錢進』上。人人都是打工者,至於顧客怎麼想,無所謂。在計劃經濟下,計劃就是聖旨,任何靈感都是犯上,必須槍斃。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既不喊什麼自由平等口號,也不要求民主博愛的表現。但是它告訴人們,任何體制,只要不搞民主,或者搞民主不專心,就是找死。為了經濟的發展,必須使任何人的機會平等,必須否定財富平等。從本質上講,從來也沒有過財富平等,那只是加權平均主義者對自己的粉飾。經濟活動,是一種最實惠的政治運作。米塞斯認為:消費者的每一次購買都是一次投票。市場經濟是一種人人都有機會獲得財富的制度,它給予每個人不受限制的機會。在市場經濟中,要獲得並保持財富,除了成功地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外,沒有其他捷徑,更不可能彎道超車。一個人,為消費者提供服務越是成功,他掙錢就越多。產品的設計不再針對少數富人,而針對所有的消費者。資本家和農場主,不能決定該生產什麼,決定權在消費者手中。
商品經濟中的這種以消費者的購買來投票的做法,遠比政治投票更加有效。總統的選票可以造假,某些些選民也可以不參加投票。但是,購物是人類生活的必須。商品交易中,誰也騙不了別人。如果產品中夾雜愛國主義情緒,那就不能叫做商品,而應該稱為意識形態犧牲品。時間一長,什麼都得賠光。這就是蘇軾所說的:「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因此,在商品經濟的海洋中,哪個國家搞獨裁,或者在選舉中舞弊,一定會在經濟上面顯現出來。中共做的所有事情,其實就是想懟這個真理;欺騙豚魚(草民)。為了這個目的,無論多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才是共產黨經濟落後的原因。我們能夠看到的就是大陸與台灣的對比。北朝鮮和南朝鮮的對比。東德與西德的對比等等。
商品的改進就像《鄒忌諷齊王納諫》那樣:不斷徵求民眾的意見,糾正自己。而政府提高工作效率,也必須先有這樣「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的決心。不許別人說話的政府本身就是偽劣產品。語言的墮落是獨裁政權的另一場災難。別人說話都是力求符合事實,而他們是說出去的話,力求用事實來圓謊。圓不了謊的時候,只能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但只要他們不肯承認這一點,那就好像用溫水煮青蛙的方法,煮自己。
計劃經濟的失敗,完全是由於獨裁者按照個人的政治目的,生產了無法出售的產品。結果,賣不出去,這就等於將原材料,經過各種加工,變成污染源和廢渣。眼前就有很好的例證。如今,中國住房總量達到6.8億套,人均住房面積45.4平方米,但是一方面有大量的空置房。而另一方面,很多人睡在馬路上。相反,市場經濟利用的是,消費者花費的每一分錢,來決定一切生產程序的方向和細節。有時還可以將廢物從新利用換錢。這種狀況被稱為市場民主。當年,馬克思是發現了資本主義出現了生產過剩,所以才號召無產階級去搶,說是幫助資產階級消費。而如今,資本主義早就改掉了這個缺點;未經市場調查,絕不投產。反倒是計劃經濟,永遠的「全上來,都下去」拒不悔改。當年,馬克思說要建立一個按需分配的社會,如今,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健全了福利制度。倒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還在新三座大山下面掙扎。因為資本主義開發了每一個人的心智,想獲得利潤的人,必須不停的探索新的機會。他們在追求利潤時,根據消費大眾的需求調整生產。利潤體系的優點是,它為創新和改進提供了最高的獎賞,使人願意冒很大的風險去拼搏。而在計劃經濟體系中,全民的智慧都被壓制,只為讓獨裁者一人逞能,他的一切過錯都有人替他掩蓋;整個學術體制就是研究文過飾非。米塞斯說:「特權給某一集團帶來的短期利益,是以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的。」當所有人的利益都被破壞后,這個體制也就垮掉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決定工資的因素,是對勞動價值的評價。不是根據資本家的意願,而是由消費者來決定。消費者不打算滿足任何人的傲慢浮誇和自我陶醉,他們需要的是最便宜的服務。因此,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不是體力勞動者的的努力,而是儲蓄者和資本家迎合消費者的需要。資本與創新缺一不可。
米塞斯認為:西方國家的平均生活水平普遍高於其他國家,是富有遠見的資本家,投資的結果。假如新發明沒有資本的加持,技術的進步就無法實現。使弱勢群體免於打工,並接受福利的,不是什麼勞工立法和工會的壓力,而正是市場經濟創造的財富。保證人人獲得公平待遇的是因為社會有求於你;或者說,如果需求動物提供的,只是它們的肉時,對它們的待遇就不公平了。所以必須認清「分工下完成的工作比獨立操做更具生產力。」的意義。而認為自己什麼都能,想要把一切權力和金錢抓在手裡的人,其實是真正的笨蛋,是所有災難的源頭。這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人或者國家,導致人們相互看不起,就好像傳染病一樣的蔓延,人們永遠停留在相互敵對的狀態,為爭奪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資源而成為不解之仇敵。每個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類視為敵人,為求一己慾望的滿足,必然與所有鄰人發生不可化解的衝突。在這種狀況下,不可能產出同情。人們本來就不因為互愛而分工合作,他們合作,是因為這樣對於他們自己最有利。使每個人不得不調整他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社會要求,不得不尊重別人權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地協作來代替敵對與衝突的,不是愛,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確的理解了自私,所以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說。極權國家不知道用錢來協調每一個人的創造力所產生的巨大能量。它們的生財之道就是零和博弈,說白了就是偷和搶。它們要求內部成員保持無私,將搶來的成果奉獻給獨裁者。由他一人進行分配;認為搶的越多,國家就越有錢。而資本主義國家,要求人人自私,你的每一份付出,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不必由別人分配。能做到這一點,國家就會強盛,遠超極權國家。做不到這一點的國家,不必別人加害,自己就會衰落。資本主義考慮問題永遠是人民與政府的平衡。比如,1、公平就是任何人的付出與回報相等;2、權力必須是人民的賦予與政府的行使相匹配;3、財富的來源與消耗必須量入為出。社會主義考慮政府的利益;公平就是把一切獻給黨:1、認為,如果沒有大量的窮人,富人就沒飯吃,從來都是零和博弈;2、低端人口就是愚民,不能和他們講道理;3、大筆的投資,一定能得到大筆的回報,這叫下大棋。
生活本該是對於逆境的積極抗爭,生命就體現在這一抗爭中。人的最珍貴的能力,就是不斷做出改進的努力。資本主義就是利用這種能力改變人性;讓每一個人,從弱小時的計較,變成強大后的寬容。就是這種由經濟學帶動的道德,衝破了古代均貧富的陋習,創造出一種嶄新的道德理念。在近千年的歷史中越戰越勇。
為什麼古今中外,凡是叫喊均貧富的政權,沒有一個成功的?因為,任何均貧富的口號背後,都沒有考慮經濟來源,只是依靠烏合之眾暫時的權力,進行搶和騙獲得財富。你認同了它,它就奪走了你的人權。就好像《木偶奇遇記》Pinocchio講的那樣:皮諾丘為了懶惰,躲避責任最後險些淪為了「兒童樂園」的驢。中國古人稱之為,玩物喪志。這種統治的時間一長,人就變成市儈。最近,有人提出:沒有權力的人,最可怕的三件事,一、有財,二、有美妻、三、有才。舉出的例子是:1、沈萬三有財招來殺身之禍。2、武大郎有美妻,被毒死。3、楊修有才,必死無疑。但只要躍升階級,有了權力,金錢、美女和文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它說明,在加權平均制度下,只要讓權力滿意,出賣良心是必須的。只有資本主義道德能夠改變它。
當資本主義達到了平衡的狀態時,政府的干預就越來越少。據說,英國有幾個鎮竟然沒有鎮長。當地居民認為沒有那個必要。他們在英國政府為其抵禦各種獨裁政權的侵略下,偏安一隅,享受小國寡民。但是,對於剛剛理解資本主義的國家,有時可能需要獨裁的統治,比如南朝鮮的朴正熙,伊朗當年的巴列維,新加坡的李光耀,台灣的蔣經國,以及很多國家的王室。他們本質上願意在經濟繁榮後走向民主。這說明,只要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精髓,暫時的獨裁併不可怕。因為,決定走向的是具有人性的個人,至少還承認事實;這也是以色列軍管加沙的理由。人們也曾希望習近平是這樣的人,但後來發現他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即專制,又不講人性,不尊重事實,只怕丟掉政權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團伙。所以,必須承認,戈爾巴喬夫是一位勇敢的人性與事實的捍衛者。遺憾的是,俄國人民沒有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