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與革命

在遠古時代，為了對抗各種天災，人們選出了領袖。當人們懶得參加選舉后，這個位置就固定下來，成為酋長。正是因為他在法理上有絕對的權力，因此，他的地位和財富穩固。這種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流芳千古，廟食百世。整個過程，是一個從平等走向不平等的時代。酋長的權力大，責任也大，繼續發展就出現了國王。後來，資本主義出現了，由資本主義接管權力的國家，開始了工業革命，由極權退回一步。

但是，當革命出現以後，事情大變。革命者只看到了權力退向平等，卻沒有看到，其背後的原因是商品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使權力的運作更加科學。因此他們用激進手段強迫人人平等。結果是天下大亂，原因是引起社會的恐慌。沒有了國王的權威，就等於人人都有了做國王的資格。於是乎，只有那些利用陰謀詭計，顛倒是非的人，才能用高壓手段獲得一種短暫的穩定；類似法國大革命中的各個階段。這種獨裁政權，遠比國王的政權可怕。因為，國王有輿論的保護，沒人敢和他爭奪權力。但是，以『人人平等』為口號的獨裁者，沒有這種安全感，他們上台就是依靠欺騙，也深知如果不繼續騙下去，後果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們必須尋找各種常人想象不到的恐怖手段維持自己虛假的穩定。其根源，就是這個口號。

二十世紀，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肆虐全球。受害的人們逐漸認清了這場災難。但簡單幼稚的平等思想，依然容易迷惑涉世不深的青年學子。就好像很多家庭中，嬌慣的孩子，他們對父母的仇恨，往往來自父母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憤而離家出走，在社會上到處碰壁后，浪子回頭。BLM運動以及這一次反猶運動，就是其具體表現。我認為，聖經《創世紀》的故事，就類似於家長與孩子的互動。開始，家長不允許孩子做某些事情。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破禁區，家長明白，孩子長大了，應該讓他們自己去面對世界了。而毒蛇，就是慫恿孩子『平等』和離家出走的那些人。

幾千年來，社會一直依靠暴力進行統治，所有的財富先要滿足獨裁者的想法，才能有別人的生存空間。直到英國的光榮革命之後，亞當斯密等人逐漸發現了另外一條道路：一條既有利於統治者，也有利於底層民眾的道路。它使得整個國家越來越強盛。那些願意效仿的國家也逐漸強大，而不肯順應這個潮流的國家，只能用古代的加權平均分配主義理論負隅頑抗，馬克思主義因此應運而生。

早在馬克思出生以前，1620年，剛剛到達馬薩諸塞州的英國移民，就曾經希望實行公有制。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后，失敗了。承認失敗就是勇氣，這個勇氣不亞於1215年，英王約翰在《大憲章》上簽字。兩者都是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完成的。知錯必改就是資本主義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障，相反，中國至今走不出土地國有的陷阱？因為，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使中國人總能夠把把韭菜當出了詩情畫意的高度。沒有任何數理觀念，清代的百姓過得不如美國的黑奴，卻毫無感覺得到。當代的大陸，人均GDP是台灣的二分之一，而且，台灣基尼係數是0.33，大陸的基尼係數高於0.47，卻自以為生活優於台灣。這種顛倒黑白的想法，也許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建立。那時，周武王因殺死商紂王而憂心忡忡；害怕遭到天譴。晚上總睡不著覺，他的弟弟姬旦就安慰他，這就是後來的周公解夢。經過一段時間的心理療法，周公旦逐漸發明了一種，由在野身份轉化成執政身份的說辭。後人沿用這套說辭，改朝換代時就心安理得。但到了中共，因為從蘇聯進口了共產理論，必須否定周公慣例。結果，失去心安理得，手段也就更加毒辣。失去了周公的規則，失去了資本主義的法制，中共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索性連規則也不要了。沒有規則什麼事情也辦不了。據說，撒切爾夫人卸任后，恰逢蘇聯解體，有記者問她：「為什麼一定要讓蘇聯解體？」她非常乾脆地回答說：「蘇聯的可怕，並不是因為它的軍事力量，而是它不守規則。它不遵守西方定的規則，就連自己定的規則也不遵守！」

小時候看過一本董說寫的《西遊補》，出版於1640年。說被鯖魚精迷惑，「孫悟空上天求助。卻發現天門緊閉。行者叫：「開門，開門！」有一人在天里答應道：「這樣不知緩急奴才！吾家凌霄殿已被人偷去，無天可上。」繼續追問，得到的回答是：「當年孫悟空鬧天宮沒成功，懷恨在心，結交西方妖精把凌霄殿偷走。」

初次看這種無厘頭的東西，很不理解，作者為什麼這樣寫？後來逐漸醒悟了，世界上有太多的想法，當時看似正確，時間一長，物換星移便會遭到反噬。作者所說的鯖魚精，自然是指孫悟空被情緒左右，干出將會傷到自己的事情。在現代社會也能看到類似的現象。比如，聯合國就類似凌霄殿。本來的常任理事國是中華民國。一旦把它踢出去，那麼，聯合國說話還有信用嗎？果然，它後來變成只要肯花錢，任何人都能操弄的衙門。最近，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建國的決議，又玩出了偷天換日的把戲，把聯合國憲章當作廁所紙一樣。根源是當初設計時，美國想要一個各國平等的機構。

《西遊補》出版於1640年。那個時候，正是明朝腐敗透頂，滿清入關的前後。作者這樣寫，應該是暗指明朝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只剩下一副空殼，百姓們有理無處申訴。這也反襯出，一個社會，如果法律失去了效力，那麼，百姓們只能自己想辦法。中國從古至今都是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下生活過來的。所以，武俠小說盛行，所以，越斗越貧窮。資本主義懂得，行俠仗義能夠成功，但只是小成功。只有團結協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大更好。因此，法律就是生命。了解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戰爭拼的就是經濟。甚至貿易發達的威尼斯，遇到戰爭就花錢雇窮國的人替他們打仗。一個有趣的對比，成吉思汗南征北戰一輩子，所控制的地區僅為維多利亞王朝的一半；而維多利亞本人沒打過一天仗。現代人則進一步認識到，戰爭打的就是經濟和科技。但很遺憾，以普京為首的俄羅斯愛國主義者，依然用唐吉坷德式的騎士思維發動戰爭。而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愛國主義者，則用武俠小說的思維操控現代經濟。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最早之所以在底層被接受，是因為當年文盲太多，講高深的理論沒人懂。而剩餘價值學說，就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的算式。但是，如今在發達國家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有條件讓那些肯動腦子的青年理解更多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不過，其中依然有一些難表達的東西，例如，洛克菲勒說：「整天工作的人，是發不了財的，財富是對認知的補償，而不是對勤奮的獎賞。」那麼，如何計算創造與認知的價值呢？看似一個可笑的命題，但如果無法計算，就不容易用簡潔的方法反駁剩餘價值學說。或者說，目前，我們只能用文字來間接說明創新的價值遠高於勤奮工作的價值。因此，資本家才是企業的靈魂，工人卻是次要的。

資本主義道德的根本一點就是窮生奸計，富長良心。所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個富裕指的是整個社會的富裕，而非一家一戶的富裕。舉例來說，影視作品中，常看到正能量宣傳片：一個走投無路的窮人，遇到好心富豪資助，闖過難關。為什麼是富豪，為什麼不是窮人幫窮人？社會上如果富人多了，窮人就少了，走投無路的窮人就更少。見到一個就如稀世珍寶，人人搶著幫助。而當窮人少了以後，窮人也恥於貧窮，願意用自己的勞動改變現狀。這就是資本主義想要的。相反，加權平均的社會主義社會，權重使得貧富差距拉大，窮人遍地，富人卻鳳毛麟角，窮人不以貧窮為恥，放心大膽的躺平。他們到了山窮水盡時，遇不到富人，那麼他們該怎麼辦？資本主義選擇以創新拉動經濟，實際上就是讓所有的人都參加社會工作，相互協作，無中生有使得社會總財富增加。社會財富就是為了人民能夠方便地解決各種問題而發明的工具--錢。只有把它花在百姓的具體困難上面，才能彰顯價值。

亞當·斯密說，「將一個國家從最蠻荒帶到最富足，只需要和平、簡易的稅收和過得去的司法，其他的一切都會自然發生。」 這話中最重要的是「簡易」兩個字。因為，當代的「平等」思想將所有的程序複雜化了，也就是「不簡易」。議會政治本來的設想是將問題簡易化，為經濟服務。但是一些政客，尤其是想靠政治上發財的政客，用「平等」和「社會主義」的概念獲取好處。因此，尋租與瀆職現象司空見慣。甚至變成了經濟學思考的內容。而事實上，創新經濟應使貨幣升值才對，如果貨幣貶值，那一定是尋租與瀆職的結果。這和經濟學沒什麼關係？因此，有人說，「如果印鈔票可以消除貧困，那麼印文憑就可以消除愚蠢。」

總結一下，人類從原始社會的人人平等，到了懂得用集體的力量戰勝各種災害，並出現了獨裁者。這是一個從平等走向不平等的過程，也是發展的需要。但當資本主義出現后，獨裁者的權力被商品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取代。原本的加權平均分配方式，被商品分配方式取代。雖然兩者都是不平等，但是，後者的自由卻增加了。任何人都可以自願選擇職業，自願發揮才能。當所有人的能力都釋放出來后，社會的總財富就增加了。但另一方面，在人們不經意間，尋租與瀆職卻不斷地消耗社會總財富。因此，當今的發達國家，還不是亞當·斯密所描述的理想社會。

周公旦否認商朝人的貿易作用，才發展出一套心甘情願做韭菜的理論。馬克思詆毀資本主義才發展出一套誘惑你做奴隸的學說。作為普通人，你必須選擇，是在加權平均分配原則下，食不果腹的底層與家財萬貫的頂層之間浮動；或是在商品分配的原則下，衣食無憂與富可敵國之間變化？前者就是社會主義，後者就是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