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2012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經王岐山的帶貨后，可謂洛陽紙貴。其重點是：「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猛力反彈。」，「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因此，中國不能繼續改革，否則會導致真正的革命。

所謂的革命造成人性反彈，那是法國革命。修昔底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告訴人們這種革命帶來的只有愚昧，蠻橫，無知。托克維爾僅僅複述一遍而已。但中共革命的歷史讓這些人跳不出這個陷阱。真正的答案在奧地利學派的文獻之中。他們總結了亞當斯密，休謨等人的觀點，將經濟與道德完美的結合了。

柏拉圖、《禮運·大同》、托馬斯·莫爾、五斗米教和馬克思等等，設想過各式各樣的人間天堂。這些人的共同點是，只討論財富的分配，不關心財富的來源。這個漏洞使得問題的性質徹底改變。米塞斯說：「社會利益與得到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之間，並不存在無法調和的衝突。社會並非要求個體犧牲個性的惡魔。正好相反，社會是使每一個人獲得福祉與快樂的，最為重要的工具，是個人得到生存與進步的，最合適的武器。社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滿足人的所有慾望的最佳手段。」

個人主義發揮到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階段，就會和諧、穩定。米塞斯說，「人們並不因為互愛而分工合作，他們之所以合作，因為合作對於他們自己有利。使人不得不調整他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社會要求的、不得不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的、不得不以和平的協作來代替敵對與衝突的，不是愛，不是仁慈，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同情心，而是正確地解讀了自私。」

真正能夠杜絕各種邪惡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個人主義：米塞斯說，「生產技術手段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而來的財富與福利的增加，只有通過實施那些體現經濟學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正是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礙技術進步的古老法律、陋習和偏見，並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發明家從行會陳規、政府管制以及各種社會壓力的束縛中解救出來。」工業革命的出現並非一兩個發明家的功勞，而是制度解開了發明家的限制。

真正可惡的是依靠權力不勞而獲的人「一個社會，如果瀰漫著對勞動的厭惡，就會墮落成由心懷仇恨、互相謾罵和憤世嫉俗之徒組成的大雜燴。」厭惡勞動的左派，用貧富差距挑起社會的動蕩，從而亂中奪權。《21世紀資本論》就是這樣一本書。它抱怨當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要用權力奪走富人的財富。這就是左派的一貫伎倆。這種做法曾導致共運的出現，一億多人為它無辜的死去。歸根結底是因為左派厭惡勞動。只有弄清楚什麼是勞動，什麼是好逸惡勞才能保證意識形態不再害人。中國人說，「現代社會只有納稅階級和食稅階級之分。」真正的剝削，是食稅階級對納稅階級的剝削。它才是當代貧富差距的根本原因。過於龐大的政府官僚集團。就是食稅階級。他們消耗了大部分稅收。而所謂的資本家，是納稅階級，他們是財富的創造者；沒有資本家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整個世界就回到狩獵捕魚，拾柴挖蕨的時代。中共政府在過去的幾年中，擴大食稅階級，打壓納稅階級，迫使中、外資本家紛紛跑路。閉著眼睛也知道它的結果一定是回到毛時代；加權平均分配的時代，權重高的貴族奪泥燕口，削鐵針頭的時代。低端人口的免費醫療，教育永遠停留在概念階段，住房只是由於改開這些年，納稅人的遺產而緩解，但你必須出賣自由。這就是沒有資本家社會的寫照，相反，如果到處都是資本家，人人都得到有尊嚴的收入，社會根本就不需要政府。

所有的左派都是使用權力，掠奪財富。梁山好漢使用的是短時間內殺人的權力。而現代左派則利用國家機器剝奪納稅人的財富。因此，哈耶克說，「一個富人掌權的世界，要比只有掌權后才能變成富人的世界要好得多。」因為，真正的富人是依靠投資發財，投資就是創造財富。或者說，資本家掌權不是為了發財，而是保證創新不受干擾。因此，他們比掌權后再發財的人更有利於納稅人，更不利於食稅人。即便在美國，我們也能看到財富與權力的鬥爭，財富集團與官僚集團的鬥爭。某些地方法院，用權力拿走資本家的財富，迫使他們在大選年失去財富優勢。形成心理上的打擊。而使有權力優勢一方就能更好的發揮。玩弄權術的人，永遠用貧富差距來掩蓋「食稅人與納稅人」的真相，以混淆勞動者與寄生蟲的區別。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表面的貧富差距上，這些人，就好像寓言中說的：狐狸為兩隻小熊分一張糖餅那樣，不斷拿走雙方的利益。這就是加權平均分配的由來。所以，馬斯克說，「 沒有權力撐腰，資本只會討好顧客和員工，哪敢恣意妄為？ 」

所有發達的社會，都是弄清楚「食稅人與納稅人」的關係后，才走上繁榮的。所有貧窮國家，都是靠挑動窮人和富人的矛盾，來獲取加權平均分配的權重。這種國家即便偶然獲得外財，也不會長久。前蘇聯就是典型的案例。被「共產主義」洗腦的一代人，在解體后，不懂得經營，依靠權力一夜暴富，以為自己永遠是富人，任意揮霍，使整個國家墮落。2015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二手時間》中有一段描寫這種人：「瘋狂致富！但就算是賺到所有錢，他們也無法給自己買來幸福，買到愛情。愛情就像胡蘿蔔，清貧的大學生是有的，他們這些富豪卻沒有。這不公平！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擁有一切：乘著私人飛機去任何國家看足球比賽，到紐約看音樂劇首演。--把最漂亮的模特拉上床，把美女們帶到科切威爾去滑雪——整整一飛機姑娘！--用香檳給少女洗澡……這些他們都玩膩了，還覺得無聊。莫斯科旅行社就為這些客戶提供特別的娛樂，例如，在監獄里待上兩天。廣告上寫著：「你想像霍多爾科夫斯基一樣過兩天嗎？」囚車將他們送到弗拉基米爾城，送到這座城市最可怕的監獄。他們在那裡換上囚服，在院子里被狗追咬，被橡膠警棍擊打。全都跟真的一樣！把他們像鯡魚一樣塞進又臟又臭的廁坑囚室。他們覺得這很快樂，覺得這是一種新鮮的感覺！花上三五千元，還可以玩「流浪漢」的遊戲：換上想穿的衣服，化裝成乞丐，沿街乞討。當然，身後不遠處的角落裡肯定要有私人保鏢和旅行社安排的護衛。還有個套餐是面向整個家庭的：妻子扮演妓女，丈夫扮演皮條客。很好玩！花錢不僅可以買到汽車、房子、遊船，還可以買到杜馬議員的位置，還有人的生命……如果不能活得像上帝，那就活得像乞丐！他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天真，他們也都夢想著做個好人……他們許諾過「用鐵腕把人類驅趕到幸福中去，驅趕到人間天堂去。」不難想象，這種國家會動員起什麼樣的軍隊。

這也是中共權貴在改開四十年的縮影，只不過，中共權貴依靠低廉的人工發財，而俄羅斯權貴依靠石油發財，發的都是橫財，都不理解現代文明。對比李嘉誠2016年撤資大陸，2023年撤資香港。當時的恆大、碧桂園、中植仍然在權力的庇護下享受著空虛。如今，李嘉誠的樓盤沒有一棟爛尾，股票，沒有套牢任何人。更沒有留下幾萬億的負債，讓全國人民負擔。這就是運用權力與運用財富創新的差異。

休謨認為：在設計制度和憲法的時候，應該把每一個人都假設為無賴。制度對他們進行嚴格的監督，而這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儘管貪婪，卻依然願意為公共利益服務。在休謨以前，其他天堂的設計者都認為，公僕應該是天使、完人。結果，沒有一個成功的。相反，1980年，古巴將大量的低端人口趕到美國。沒有了權力的盤剝，這些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無家可歸者，在邁阿密創造出今天的繁榮。它驗證了自由女神腳下的那段話：

請把疲憊、貧窮交給我，還有你們渴望自由的集體焦慮。

雖然在擁擠的海島，你們曾被當作垃圾；

無家可歸、飽受風雨的侵襲。

但只要踏上這片土地，

我就在金門旁為你們把火炬高舉。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sed,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所以胡適說，「壞的制度能使人變成鬼，好的制度能使鬼變成人。」什麼是壞的制度？用權力掠奪財富就是最壞的制度。正是理解了這些，文明才在對抗野蠻的戰爭中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