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VS市場經濟

『望旦辯』出現的時間，比亞當斯密更早。只不過，古人討論經濟是把它當作政策推薦給國王，而不是作為學術研究。在古代，絕大部分政體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或者說「指令型經濟」，所以才需要亞當斯密對它開出第一槍。

中國人將所有生意的人稱為商人，是因為商朝人注重貿易。但他們留下的文獻太少。在中國，形成文字，有據可查的，關於市場經濟的資料，是管仲在《管子》一書中提到的很多觀點。由於在當時，觀點新穎，而且實施效果顯著，因此，孔子對管仲的做法，大惑不解，卻又很欽佩。接下來是漢朝初年，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一篇《貨殖列傳》，提出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然後就是劉安在《淮南子·齊俗訓》中記述的「望旦辯」呂望與姬旦的辯論。（在劉安之前的桑弘羊，曾經提出過計劃經濟。）呂望就是姜太公，姬旦就是周公。這場辯論是否真實發生過，不得而知，因為劉安與他倆人相隔了一千多年。但是，辯論的本質就是討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孰優孰劣。只不過，他們討論的不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衡量，而是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衡量。因為，本身處在極權體制，所有的經濟政策都需要為政治服務。與劉安、司馬遷同一時代的戴聖寫了《禮運》。這些都說明漢朝初年，人們曾經從經濟與道德兩個方面討論過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但後來被漢武帝『獨尊儒術』壓了下去，儒家崇拜的人物就是周公旦；辯論中的姬旦。劉安描寫他與呂望的辯論，以及兩個公國最終的結局，實際上是希望藉此引起人們思考國運以及個人命運。不要聽信董仲舒的一家之言。

最後，漢武帝『獨尊儒術』其實是選擇了周公姬旦的主張，用親情治理國家，任人唯親。摒棄呂望主張用能人治理國家，任人唯賢的做法。（原文：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淮南子·齊俗訓》）所謂用親人，翻譯成今天的話說，就是用信得過的人來治理國家。什麼是信得過的人？就是聽話的人，不給長官添亂的人。本來的想法是，這樣一來，所有的經濟活動井井有條，一切按照一個統治者的意志去做，就不會出差錯。但實際操作的結果，卻如呂望指責姬旦的那樣：這種政策會導致國家腐敗，尾大不掉，從內部爛起，最後經濟垮台，政治崩盤。呂望的治國政策正相反，任人唯賢，也就是政府對經濟不進行干預，任何人都能發揮自己的特長。但姬旦認為，這種做法，經過幾代人以後，君主的血脈就會變更；或者說，最高統治者就不是當今公爵的後裔了。因為任人唯賢的結果，必定出現比世襲郡王能力更強的人。後來的事實證明兩位公爵的預言都說對了。經過二十四代國君之後，齊國國君的血統被更換了，但它一路繁榮昌盛，先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位列戰國七雄，直到周朝結束。這段歷史驗證了托馬斯·潘恩在《人權論》中的一句話「世襲的統治者，像世襲的作家一樣，不合邏輯。」。而魯國延續了三十二代，越來越窮，歷經各種政治動亂后被楚國所滅。從這裡我們能看出很多問題。

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3月9日，到今天也就是250年。可是，『旦望辯』所分析的歷史則有八百年的跨度。對比之下，我能夠得到兩條軌跡，一個是古代，經濟變化緩慢時代，在八百年的跨度中的變化，另一條是近代，經濟變化逐漸加速，在250年間經濟變化的規律。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用了很大的篇幅解釋，為什麼計劃經濟一定導致極權政治。沒有極權體制，就沒有計劃經濟；沒有計劃經濟，極權體制也將瓦解。而在『望旦辯』中，姬旦，任人唯親的理論則告訴我們，想要保持一個家族的長久統治，必須實行計劃經濟。是保國還是保家，二者只能取其一。如果當年哈耶克知道『望旦辯』的內容，他一定會引用這段歷史作為他的理論依據。

凱恩斯主義的出現使得計劃經濟在20世紀初，大行其道。因為當時的經濟危機是生產力過剩，消費不足。馬克思給的藥方就是：由於「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人話就是：資本主義創造的財富太多了，多到資產階級用不了這些財富，所以才需要無產階級出來幫助資產階級使用，以達到共產主義。這個主義之所以在窮國被捧為聖經，就是因為它開了一張無限額支票。凱恩斯也看到生產力過剩的問題，他認為只有政府干預才能拉動消費。其實，所謂的生產力過剩，是因為沒有做好市場調查。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技術問題；就如當今中國的房屋過剩一樣。此外，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凱恩斯的理論中沒能重視科技創新的作用；科技創新是不可預見的unpredictable和偶然的contingency（見www.cosmosandhistory.org384CONTINGENT CREATIVITY AS NECESSARY Dan A. Dombrowski。）根本無法做計劃。此外，有關官僚主義的危害，在凱恩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旦人們懂得這些以後。政府投資的回報率就會明顯的下降。這就是後來出現各種經濟問題的原因；或者說，每當政府過度消費一種現象的時候，必定出現另一種人們不願意見到的災難，結果總是庸人自擾。按照索維爾的話說，「對於官僚主義來說，過程就是一切，而結果卻什麼都不是。」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bureaucracies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for bureaucrats procedure is everything and outcomes are nothing.--Thomas Sowell。為什麼官僚主義者只注重過程？因為這些人吃的是程序的飯，程序越繁瑣，耽擱的時間越長，他們的工作崗位就越穩定。反過來說，一旦辦事效率提高，機構精簡，這些人的飯碗就成了問題。事實上從古至今，一切計劃經濟的極權體制，走的都是這條路；也都是這樣被拖垮的。在整個二十世紀，人們被社會主義理論所蒙蔽，沒能看清，這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官僚體制實際上是一回事，都是比權重的分配體系；國家越大，受害越深。最能騙人是一群高喊取消君主的，大英聯邦成員，卻推行著比英皇當年更腐敗加權平均分配體系。直到哈耶克、索維爾等人看清了這一點后，市場經濟才再次被人們認識。

當我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就會發現，當初，就是為了刺激人們從躺平狀態，爬起來，煥發勞動熱情，這才有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是用錢讓人們關心周圍發生的一切，尋找機會，努力工作。正是這股貪婪的精神，推動各行各業的發展。反過來說，一旦貪婪被抑制，勞動熱情就消失了，創新也消失了，那就只能回到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導致貧困，是由於所有的回報都被權力者拿到，沒有多少落到工作者的口袋。只要這些人還能讓你相信，通過某種『好的』政策能夠變出錢來，他們在為你的福利而奮鬥，就能把這個戲法繼續玩下去。直到人們醒悟，重新回歸躺平。

托馬斯·索維爾說，「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從『望旦辯』中，我們會發現，經濟和政治是分不開的。當今高等教育最大的失敗也許就是將政治學與經濟學分成兩個專業。當二者被分離后，一切矛盾的、可笑的事情就都出來了；這也許是計劃經濟支持者有意為之。美國的亂象來自各大學政治系的學者們，找不到新發現，於是乎尋找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來表明政治學的進步，（類似抽象派的藝術，以及語言學中的『自生語法』）這種由政治推動的『發明創造』，一定是未來的一場災難。從凱恩斯-哈耶克與呂望-姬旦的兩次辯論中，能夠看出，凡站在民主立場的，都是先討論經濟，政治靠後，而站在君主立場的，都是先討論政治，經濟放到後面，甚至閉口不談。因為君主們不必考慮錢是怎麼來的；他們只考慮怎麼發錢就夠了。類似狩獵時代的經濟，偶爾得到外財時，大撒幣，等到沒錢了，再搜刮民財。下面這首詩是中國人諷刺那些依靠搜刮，卻發不了大財的人：「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嗉里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古代是沒有外財，所以，越來越窮。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事情起了很大的變化，獨裁地區的土皇帝，可以賣慘獲得世界各國對其子民的援助。然後利用上述搜刮方式大發橫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