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的分界

馬斯克說，「文明強大，野蠻會有生存空間，而野蠻強大，文明將會被消滅」那麼，如何分辨文明與野蠻呢？丘吉爾給出答案：「凡是人怕人，人整人的地方，就是野蠻部落，他們不需要文明和法律，只稀罕權利和金錢，並視整人和控制人為偉大。」但是，在一個紛紛擾擾的世界里，很多事情不是這樣簡幾個字就能說清楚的。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很容易感到迷茫。

進一步的觀察就會發現，能夠整人和控制人的方法，也是隨著文明的進步，在不斷變化的。在文明沒有出現的時候，野蠻部落之間，將抓來的俘虜變成奴隸，為了防止他們造反，就刺瞎他們的一隻眼睛。那時的人認為，這樣做總比殺死俘虜要文明。那個時代，物質潰泛，在同族之內的獎懲也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何況是外族？它有兩種作用，一方面，瞎一隻眼的的人，很難戰勝不瞎的人，而且，你是不是奴隸，寫在臉上，類似後世的刺字。另一方面，用這種方法警告本部落的人，如果作戰不勇敢，那麼，下場和這些奴隸一樣。缺點是，瞎一隻眼的人，工作效率低。後來，人們逐漸懂得使用神鬼來控制奴隸的思想。有了意識形態這條軟鎖鏈，就不必刺瞎奴隸的眼睛來使他們服從。雖然如此，一旦出現動亂，殺戮還是最終手段。所以才有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說法。懂得用恐嚇控制人，比弄殘對手以保持自己體力上的優勢要文明。

在那樣的年代，孔子希望把這種恐嚇的做法，進一步的理想化，讓大家不要太計較得失，因此把『禮』作為文明與野蠻的界限。他希望用『禮』取代法，因為，在那種條件下，法律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平等的概念上，與其這樣，不如在不撕破臉的前提下，解決問題。他說「審理訴訟案件，我同別人一樣（沒有什麼高明之處）。重要的是必須使訴訟的案件根本不發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個想法被權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做了不同的解釋。共產黨的解釋是：不必解決問題，只要解決提問題的人就能做到『無訟』。資本主義的解釋是出現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以犯罪成本來決定犯罪動機；無法從邏輯上說清責任的時候，就用犯罪成本進行衡量，成本越小責任越大，以警效尤；因為成本大的人，一定小心，而成本小的往往不留意。

孔子和柏拉圖一樣，都認為，限制人類的貪婪，加權平均分配時，盡量減小權重，就會接近文明。但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貪婪來提高效率，使得社會總財富提高。這就需要重新解釋文明和野蠻的界限。資本主義認為，首先要增加社會總財富，在此基礎上建立福利制度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生存問題，這才是文明。如果沒有足夠的財富，保證不了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條件，文明就是一句空話。如果每個人的生活生存都沒有問題了，那麼，對於任何不法行為，只要罰款就足夠約束每一個人了。反之在資本主義大發展以前，物質匱乏年代，如果被罰者沒錢，就只能用刑，這才是野蠻。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實際上還是站在古代的立場解釋文明與野蠻；只講簡單的財富平均，不思考財富從哪裡來？但因為當時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還停留在古代的思維。所以，馬克思的想法一度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出現了一股歷史逆流，落後國家紛紛捲入了共運之中。又由於他們對於真實的消息嚴厲封鎖。發達國家看不到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本質，無法進行有效的研究。

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人們才從這種加權平均分配的噩夢中清醒過來。首先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創作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出版於1949年。此時人們才回歸理智：計劃經濟，一定變窮，經濟不好，還要回到野蠻時代。衡量文明與野蠻的唯一標準，就是經濟；解決不了經濟問題，所有的意識形態，最終都會露陷。於是，科斯定理的出現在1960年。而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在1956年提出：當外生技術水平固定不變時，經濟將趨於停滯，投資僅能補償固定資產折舊和裝備新工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索洛認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個完善的地步時，經濟增長將會只取決於技術的進步。政府政策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無效的。（他因此獲得了1987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這個認識，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想，認為儲蓄率和資本投資是財富增長的主要變數（十九年後，1975年，中國人才剛剛懂得「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索洛的認識，直接推翻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徹底打臉計劃經濟。它比資本主義更進了一步說明，什麼是現代文明。與此同時，現代野蠻也有了發展；我們曾經說過，所謂的進步主義，不過是將當時已有的科技成果政治化而已。他們本身並沒有任何新的科技思想突破。不但如此，他們還將原本的公平投資，變成了由政治干預的投資方法。孔子就是這種人，他反對創新，卻極力將當時已有創新成果變成了他宣揚『禮治』的工具。用這個標準衡量，就會發現，所有的計劃經濟國家，都是將西方發明的各種科技成果、統計方法，民主形式等，經過包裝，變成自己的『意識形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這麼來的，他們將古代的加權平均主義，用剩餘價值裝扮一下就拚命進行政治宣傳，沒有自己的新思想。所有這些『主義』，無一例外，為了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不給別人繼續創新留下任何空間。因此，我認為，目前這種定義進步與保守的方法有待商榷。到底誰在允許進步，誰在堅持保守？

易經上有一句話：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個生，即代表了生命，也代表了經濟活動。因此，民國時代的很多企業都用『大生』兩個字命名。這種話雖說得漂亮，但是，對於經濟規律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人領先。因為西方的政體僅僅是維護社會公平，權力盡量少干涉經濟活動，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可以自由發展。這樣，政治，經濟，法律都在民眾的監督下達到動態的平衡和自律。出現問題就立即改正。更換最高權力者，永遠是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的維穩方法。相比之下，落後國家的野蠻就表現在不更換最高權力者，將整個社會財富投入到維穩的無底深淵，不要說科技進步，就連本該投資到生產的資金也被挪用，倒退的結果使得體罰出現。他們雖然也能盜竊一些技術，以提高維穩手段，騙取發達國家的資金援助提高維穩經費，但是，終究會因為內部鬥爭，無限增加維穩經費，為維穩而封閉的各種信息，最終阻礙科技進步。信息繭房是野蠻落後國家賴以生存的保障，就像《莊子·應帝王》中的那位『混沌』一樣，開竅之時，就是他的滅亡之日。信息繭房類似古代弄殘奴隸的肌體，弄殘現代奴隸的大腦。羅素說，「言論自由只有在政府認為它自身安全的時候才存在。」那麼什麼樣的政府認為自身安全呢？答案是：不強姦民意，有錯就改，不怕下台的政府就永遠不會有恐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