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再來（52）權力制衡

吳運，「就是選舉制，周公的政策，實際上是任人唯親，而太公的政策是任人為賢。任人為親，新思想，被等級所壓抑，註定內卷。任人為賢，新思想不斷取代舊思想，在人事上，必定出現新人代替舊人的現象。在獨裁者眼中，新人取代舊人就是弒君，但是，用選票解決問題，那就沒有必要弒君。所以說，要想回歸大同世界，天下為公，只有通過選票才有可能。經常按照人民的選票更換君主，不是壞事，那是好事。它避免了各種弒君的圖謀，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孔丘，「只有明君才能做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沒有明君，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那還不亂了套，人人都為了自己著想，誰搶到就是誰的，怎能平均分配？」

吳運，「孔先生一直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所有的學者都不反對這個結論。倒是有好多『主義』用它做為幌子經行獨裁。獨裁者歪曲了『平均』概念，任意踐踏人權，讓百姓相信，必須豢養一大批不從事生產，只管維穩的官僚，才能有效第分配平均。其實，不平均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些人的腐敗。政府組織越大，貪官污吏就越多。真正解決貪腐問題的辦法就是群眾舉報，媒體揭露。哪一次改朝換代的時候不是為了打到前代的惡行；強調讓百姓過好日子，可是，哪朝哪代最後不都成了腐敗橫行？」

孟軻，「應該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方針。」

吳運，「提倡這種方針是良好的願望，但要實施起來，就必須對君王有一個監管機制。如果君王非要『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有什麼辦法約束君王？約束不了，一切都白搭。」

孔丘，「古代，堯舜之間的禪讓，也類似於民眾選擇。因為，堯在選擇舜以前，曾經徵求過各地人民的意見。舜立木牌於交通要道，稱為華表，供人書寫諫言，針砭時弊。」

吳運，「因為堯雖然徵求各地人民的意見，但那是他個人徵求的意見，最後做決定的時候，還是帶有個人的偏見。不是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是需要人民自己來表達。另外，僅僅一塊木牌是不夠用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問題越來越複雜，這就是我們辦中山日報的初衷。」

孔丘，「任何人調查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參加進去，怎麼能責備堯呢？」

吳運，「當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原則也不會一樣。所以，就需要更多的人來參加意見。就需要人民來表決，少數服從多數。」

孔丘，「那豈不變得幾個黨派沒完沒了的惡鬥，更不會有安寧的日子。」

吳運，「這是因為我們在一個集團統治下生活的太久，已經不理解百姓其實都是愛好和平的。在沒有這套禮儀制度以前，各個酋長是怎麼產生的？還不是大家推選的，只不過沒有形成明確的制度而已。」

孔丘，「這種事情，不應該形成明確的制度，形成明確的制度的話，很多沒有預料到的事情，就不好處理了。比如，周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製造流言誣陷周公陰謀篡位。如果三叔按照成文的制度，非要置周公於死地，那麼歷史上就不在有周公了。」

吳運，「反對成文法，就說明所謂的貴族，沒有執政能力，害怕別人批評的時候有依據。如果明白了法律是人民來決定的，人民也可以更改法律，那麼，周公就不可能被冤枉。他可以要求法院對他進行調查，還他以清白。給三叔定罪。就是因為沒有成文法，才會出現誰有權誰說了算的局面。」

原來，當時有幾個國家已經出現了鑄造在鼎上的成文法。比如鄭國和晉國。沒有成文法以前，法律任由貴族解釋，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反正是老百姓吃虧。老百姓吃了虧能怎麼辦；躺平唄。因此，沒有成文法以前，這兩個國家的生產力低下。而有了成文法以後，生產力明顯提高。但孔丘堅決反對成文法。理由是，沒有成文法以前，百姓們對於貴族有著一種敬畏之心。而有了成文法以後，百姓能自己看到法律條文了，他們就再也不尊敬權貴了。後來，陳雲堅決反對中共制定『新聞法』也是同樣的理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從非成文法到成文法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在與中國古代鑄刑鼎相同的年代，古羅馬的貴族被平民逼迫將法律條文刻在十二塊銅牌上，稱為十二銅法表。有了它，人類對於社會的各種推理才有了可以交流，改進的依據。類似於科學有了數學的驗證。可是，儒家為了維護一姓獨裁，以及中共為了一黨獨裁，故意模糊成文法的作用。這就等於從科學中去掉了數學。所以，中國從古至今，發展的都是無法求證的學術，最明顯的就是神話和武俠作品領先世界，理解了這一點，再回頭研究儒家和法家就知道，學術與文藝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吳運所做的，不過就是不斷的要求儒家證明自己說得每一句話。吳運感覺奇怪的是，「李約瑟難題」被人熱炒的時候，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想過，中國最大的病根就是獨裁取代了公決，親情取代了正義？

孔丘，「為了維穩，一切都值得。」

吳運，「你可以為了維穩這樣做，但是，以後這種國家挨打可不要埋怨別人。如果是人民來決定的話，會怎樣呢？就像遠古選酋長那樣，明白人一定比糊塗人多，因此，三叔的陰謀就不能得逞。此外，成王年幼，不能親政，這一段時間就等於沒有天子，怎能穩定？反過來，如果由百姓決定的話，這一段空白期就不存在，只要一天就會選出一位身體健康，成熟、穩重的天子來。而且，四年一大選，百姓也放心他，不會做的太離譜，否則就沒有他的下一任了。」

孔丘,「每四年選舉一次,那還不人心惶惶,沒有安寧?」

吳運，「如今，天下雖說是父死子繼，可是，很少有四年之內不出現政治動蕩的時候。也就是說，任何政體每四年之中，必有大事發生。這就說明，四年更改一次，很有必要。每次改變政策，都是在緩解矛盾。矛盾不能得到緩解，積累多了，只能革命。」

孔丘，「這麼說，你不相信聖王能夠管理好天下。」

吳運，「我不相信任何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夠管理好天下。天下太大了，只有所有的人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以後，才能讓大家從各個角度，把問題看清楚。極權統治的危害就在於，所有的問題都被一種聲音掩蓋了。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的不夠賣力將會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接下來，謊言的水平提高：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這就是從大同社會走向小康，然後繼續內卷和墮落的整個過程。」

聽到了這段話，鄒忌的感觸最大，他不但自己有過深刻的體會，而且，還把自己的認識告訴了齊王，並得到齊王的支持，接受百姓的建議使得齊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當他聽到吳運的這番話以後，認為自己所做的那些，甚至齊王所做的那些，還真是遠遠不夠的，難怪中山國變得如此強大。

孔丘，「無論辦什麼事情，最後都要有一個做決定的人，最後拍板。不能總是投票決定吧。」

吳運，「當然，有些決定，必須迅速做出。因此，選出了首相。他有一定的許可權，許可權以內，他做出的任何決策，即使做錯了，他也不必負責，這是法律的規定。」

孔丘，「我還是覺得議會制度不靠譜，比如，外敵來犯，你也要召開議會，審核君王的決定是對是錯，等你會開完了，人家已經打到會場門口了。再開會嗎？」

吳運，「遇到戰爭，首相被授予調動軍隊的權力，甚至是獨裁的權力。但畢竟更多的問題是和平時期發生的。民主制度的好處就在於互相牽制，三權分立。誰也不能走向極端。這就保證了溫和派總會有一定的勢力。因為，激進派雖然在某些情況下能夠解決問題，但是，一旦激進派佔了主導地位，事情就會變質，你看看，從桀到紂，其實都是激進派，不聽人勸，一意孤行。以後人們也能看到，導致國家滅亡的，從來都是激進派的胡作非為。或者說，民主政治中，就是因為有了溫和派，使得各種思想，主義都有表達的機會。各種言論的自由表達，形成一個巨大的阻尼器，它有效的阻止了各種激進派的過度膨脹。反過來說，言論管控是激進派的保障，因此，激進派只要有任何一點機會，一定會禁止言論自由。就我們日常交往中也能看到，激進的人總是不等別人說完話，就說個不停。」

孔丘，「照你看來，如今的各家各派，沒有一個能夠治國平天下的？」

孔丘想用這話鼓動各家，一起對吳運開火。

吳運也不怕，「正是，目前沒有一家學說能夠單獨治國平天下。只有各家都發表自己的看法，由百姓來決定哪家對他們自己有利，才有可能在短期內，暫時平天下。數年一過，世殊時異，斗轉星移，因此，重新選人就是必須的。」

孔丘，「那麼像治水這樣的大工程，十年才能完成，換了人，工程就會變成爛尾工程。或者豆腐渣工程。」

吳運，「這是兩回事，工程與政策不一樣。換了人，會出現爛尾工程，只能說明，在極權體制下，人們沒有恆心。本來就是上面撥款下面貪，只要你有權，沒人敢監督。因為財產都屬於一個集團，只有那個集團的首領一人有恆心，他一死，或者下台，爛尾工程就不可避免。民主制度很少出現這種問題，因為，在啟動工程的時候，多數人都是贊成的。錢是百姓的，每個表達意見的人都有自己的恆產，他們思考問題是為子孫後代做打算，自己花錢，自己監督。這就是說，在民主制度中，人可以變，事情不會變。所以民主制的任何工程，那怕是需要上百年的工程都會有條不紊的延續下去。因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懂得，當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既然有充分表達的自由，為什麼事先沒有發現問題，能怪別人嗎？極權體制下則相反，因為禁止言論自由，所以，當雪崩發生的時候，只有那個設計制度的思想體系需要負責。」

孔丘退了一步，「為什麼三權分立，不會是更多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