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運,「這個問題很好,我們過去的教育被稱為應試教育,是儒家思想的餘毒。就是死記硬背,老師知道的一定要比學生多才成。試想,如果老師知道的一定比學生多,學生知道的一定比老師少,那麼,學生的學生,知道的更少。這樣,一代代傳下去。最後一代人就是什麼都不知道,越學越少。我們的社會由這種傻瓜來領導,怎能不衰敗?根本的原因,還是土地擁有權的問題。如果你無論怎樣創新都改變不了你沒有土地,永遠是個流浪漢的命運,你能怎樣努力?第一種就是像孔丘、孟軻、商鞅那樣,跑去給諸侯當幫凶。還有一種就是躺平下來當隱士。但是,當人人從法律上擁有了自己的事業以後,新的教育,新的需求,促使人們必須是開啟式教育。老師知道的東西不必比學生多。老師要學會與學生討論問題。老師給學生的成績沒有分數,僅僅是評語。這就需要保證老師的生活水平,足以成為一位正派的老師。成為正派人的條件有三個:一個是生活保證,另外一個是民眾的輿論自由,還有一個是法律公正。同時,作為老師也應該明白自己的責任,如果他們教出來的學生沒有創造能力,那麼,國家的經濟就會衰弱,他們自己的收入也保證不了。輿論環境就會變壞,法律系統就可能腐敗。但是,當儒家禮樂文化盛行的時候,意識形態取代了應有的知識,應試教育就成了壓迫青年的手法,它不是開發你的眼界,而是消磨你最好的年華。吃著地溝油,操著帝王的心;不承認自己是被割的韭菜,卻在別人的鐮刀刃上跳舞,指點江山。」
司馬憙等一班權貴雖然經過戰場上的失敗,冷嘲熱諷的毛病,依然不改。根本不相信這種烏合之眾能夠有什麼作為。他認為,吳運上次的勝利,僅僅是巧合。他知道吳運正在試驗新型火藥,但他還是不屑一顧,他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不是武器。大炮和火藥是紙老虎、紙老虎。」他重複了一遍『紙老虎』有意挖苦吳運發明的造紙術。
他也知道自己說不過吳運,只好聯合幾位過去的大臣發明一些口號:吳運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是一種忘本的思潮。不忘初心,是我國的優良傳統,沒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我們的國家就會混亂不堪,沒有大王的領導,我們的江山就要改變顏色。這些人不但自己寫文章攻擊吳運,還慫恿其他六個大國,一同發起保衛禮樂,保衛忠字舞,保衛江山的大宣傳。面對來勢洶洶的輿論壓力,吳運即不懼怕,也不慌張;文化革命已經使他百鍊成鋼,對於這種宣傳早就胸有成竹了。他的信心來自中山國的這群遺老遺少還沒有完全弄明白,只有沒有防火牆,他們的宣傳必定失敗。
司馬憙希望挑起對外擴張,以此提高正規軍的地位,他在中山日報上發表文章,「中山國是依靠自己的雙手贏得了人均GDP超過別國的成績,這就證明,中山國的人民是最優秀的人民,我們有責任解放其他國家的,那些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為全天下受苦大眾,過上像我們這樣的好日子而奮鬥。但是,我們的人民變得越來越頹廢,什麼,天空飄過五個字,那都不是事。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好像建設和保衛中山國的偉大事業,沒他什麼事。」
《中山日報》有關農業與土地的討論引來了樊遲有關農業發展的文章。他談到,「為什麼各地農業的畝產量不一樣,這與種地者的能力是否有關?難道這是無法改變的事情嗎?如果我們能夠將畝產量提高百分之五,那麼,每二十畝土地就等於多出一畝土地的糧食。」
吳運做出回答,「提高畝產量是一條非常可行之路。目前,我們的畝產量只有八十斤。我們完全有條件通過各種手段,將畝產量提高到一百六十斤,二百四斤,甚至更高。要想學會農業技術,首先要懂得什麼是化學以及物理。這些技術,需要每個農民對自己的種植方法進行思考,並提出要求。但是,如果土地不是自己的,沒人會這樣盡心思考,而畝產翻番的計劃也很難成功。」
樊遲,「如果按照這樣計算,我們只需要現在的三分之一土地,就能種出相同的糧食。列國之間,因為糧食而引起的戰爭就不會發生。」
此時,孔丘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讓畝產量增加兩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從古至今,誰聽說過把畝產量增加一倍的事情?什麼是化學?按照字義來講,就是天地造化之學。能夠參透天地之造化的人,那還是一般人嗎?那不是聖人嗎?吳運想用這種方法,把自己打扮成聖人,不自量力。作為一個君子,就應該恪守本分,不要胡思亂想。不要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樊遲,「請問孔先生,種莊稼的時候,什麼是最重要的?」
孔丘說,「種莊稼的事情,我不如老農民,這事你別問我。」
樊遲又問,「那麼孔先生能否說一說,種蔬菜的要領?」
孔丘說:「我不如菜農。所以,不要問我這個。這都是小人才做的事情,你應該多學一些君子該乾的大事。將來你當了大官,只要懂得愛好禮儀,老百姓就不敢不恭敬你;只要懂得愛好道義,老百姓就不敢不服從你;只要懂得愛好誠信,老百姓就不敢不誠實的。如果能夠做到這這些,那麼,四方的老百姓就會背負幼子前來歸服,何必要自己來種莊稼呢?」
吳運問,「孔先生希望四方的百姓來回歸的目的是什麼?是讓他們來當你的韭菜嗎?當他們安居樂業以後,你講仁義道德的目的,是讓他們不敢提出自己的見解嗎?你說種莊稼是小人做的事情,但如果發生了水災和旱災,地里長不出糧食。那麼,百姓還會留在這裡嗎?如果,百姓因為沒有糧食,都離開了,那麼,你的仁義禮智信,講給誰聽?」
孔丘,「種糧食不是君子需要考慮的事情,只要百姓歸來,他們自然有辦法解決。」
吳運,「那麼大禹治水為的是什麼,難道不是為了解決糧食被水淹的問題嗎?」
孔丘,「他是為了解決百姓的居住問題。」
吳運,「他不管糧食產量問題?」
孔丘,「既然是上天的安排,誰也擋不住,不演習禮樂,你就能解決了嗎?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只擔心道不能行,不用擔心貧窮。」孔丘的意思是說,種地的人也有挨餓的時候,但是,當了官,有了俸祿,就絕對不會挨餓。而只要明白什麼是仁義道德,就能當官。
吳運,「種地的會挨餓,當官的不會挨餓。那麼當官的糧食是從哪裡來的?難道不是從種地的那裡搜刮來的嗎?百姓要這些當官的就是為了被搜刮嗎?」
孔丘,「做官的人,必須先要苦練修齊治平,才有資格當官。沒有他們的修齊治平,就沒有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吳運說,「按照孔先生的說法,禮儀道德是個綱,綱舉目張,對嗎?」
孔丘,「不錯,就是這樣,你要學會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要為重要的事情讓道。懂得政治正確,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吳運說,「遇到荒年,顆粒無收,只有小部分人能吃飽肚子,那麼,是應該讓小人吃飽活下去,還是先讓君子吃飽活下去?」
孔丘,「這個要看情況。」
吳運說,「如果糧食給了君子,讓百姓餓死,那麼,他還是君子嗎?」
孔丘,「要看情況。」
吳運說,「如果糧食都讓小人吃了,那麼,社會上還有君子嗎?所以說,您那套理論,就是在豐收的年景,騙騙人而已,真到了國家有難,你們跑的比兔子都快。而且還一套一套的,什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什麼『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孔丘,「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怎能一概而論。」
吳運又說,「天子和百姓只剩下一碗飯了,是天子吃還是百姓吃?」
孔丘,「當然是天子吃。」
吳運,「那麼百姓就該餓死?」
孔丘,「當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怎麼會就有一碗飯呢?年年種地,怎麼也有幾十碗飯。」
吳運,「湯王當年祈雨的時候是說,『這是我一人之罪,請不要連累萬民;就算是萬民有罪,也是罪在我一個之身。不可因我一人的無能,而使上帝鬼神,傷萬民之命。』於是剪髮,縛手,將自己當作犧牲,向上帝祈福。」
孔丘,「那是湯王愛民之心,但是,作為草民,就應該懂得愛戴君王,而不是一味要求君王的仁愛之心。只有君愛民,民擁君才能達到和諧社會。」
吳運,「君愛民好比商人愛顧客,因為顧客是商人的財源,人民是君王的財源,是君王的韭菜。民愛君,好比顧客愛商人,反正是要付錢的,因為君王是鐮刀。你說,只有聖王的仁愛之心,才能使每個百姓都得到一碗飯,但糧食畢竟是百姓種出來的,聖王變不出來。如果我用物理、化學的方法使得每個百姓都得到兩碗飯,那麼,我算是聖呢還是賢?你連這一碗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你怎麼就那麼肯定不會只有一碗飯。只要把這個民主選舉問題解決了,既沒有危邦,也沒有亂邦。你們這些儒生自然趨之若鶩。」
孔丘此刻算是轉過點彎來,他反問,「那麼你怎麼解決這許多問題呢?」
吳運,「我不是說過嗎?我的方法是提高畝產量,畝產量提高一倍,我們需要的糧食就能多一倍,等到你們沒有糧食的時候,我們還能有一倍的儲量,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孔丘,「別跟我說那沒用的,又來什麼畝產量增加一倍,那都是廢話。」
吳運,「必須打破傳統觀念,才能解決前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通過化肥的使用,中山國的畝產量已經達到200斤,而天下各國的畝產量不到100斤。這就是中山書院,農業系的學者們精心研究的結果,是我們生產的化肥在起作用。化肥和仁義道德沒關係,也就是說,小人能夠解決吃法問題,君子解決不了。君子也許能夠祈求上蒼而得到一碗米,可是,使用小人的方法,不用祈禱也給你兩碗米。因為,這是一種與禮樂文化不同的知識;儒家從來沒有想到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