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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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民主與集權

作者：蘇誠忠於 2020-2-29 15:4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黨媒不斷宣傳，中國制度在應對疫情過程中表現出特有的優勢，政府展現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等等。一句話，只有集權，才能辦大事。這其實是避重就輕。問題的關鍵在於，任何集權體制都是迷信的；反科學的。我們不斷討論的中式集權，『祀與戎』『槍杆子加筆杆子』，就是反科學的案例。把一次經驗得到的結果當作絕對真理，反覆宣傳，就是迷信。迷信一旦形成，整個民族的墮落就不可避免。

中共沒有自己的成功經驗，於是，就拿西方的經驗，作為絕對真理，不斷吹噓。比如，鍾南山、李蘭娟等院士推薦的藥物，無一不是民主國家發明的，為什麼是這樣？我們拿鍾南山極力推崇的磷酸氯喹Chloroquine diphosphate舉例。那是一種治療瘧疾的西藥。但同樣是制瘧疾的青蒿素，卻是中國人發明的。對比這兩種藥物就能看出了集權體制與民主體制的差異。集權體制對人類的貢獻就是不斷從遠古時代，封建主義尚未成型以前的文獻中尋找養分，反覆的咀嚼。相反，民主體制卻是盡量繞開古人失敗的教訓，尋找自己的新路。當年治療瘧疾的藥物是金雞納樹皮。東西方的古書中都沒有記載，直到歐洲人去了美洲后，才得知它的用途。越是這種古書上沒有的東西，他們就越要嘗試。1820年，法國藥學家Pelletier 和 Caventou從金雞納樹皮中提煉出歷史上最早的抗瘧葯——奎寧；這個方法還是古書上沒有的。接下來，上世紀30年代，德國科學家發明了與奎寧化學結構相近的人工合成抗瘧葯氯喹。它比奎寧更加安全有效。為了進一步減少副作用，1944年科學家在氯喹的基礎上研究出一種新型抗瘧葯——羥氯喹。但是，20年以後，人們發現某些瘧原蟲發展出了抗藥性，於是，又想到尋找新葯。他們把眼光投向了中國人正在研製的青蒿素。就西方人的立場，青蒿素是他們的古書上沒有的東西，所以，他們願意嘗試。古書上已經記載的東西，他們反而很少去考慮。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古書都是私人記載的，這種文字來自個人愛好，當然說的都是事實。前人已經碰壁的東西，如果沒有特殊的奇思妙想是沒人願意重蹈覆轍的。可是，中國的古籍，大多是官方記載的，官方記載就要考慮對自己的統治是否有利，是否觸犯了『祀與戎』的健全；謊話不可避免。後來的人也不信，於是就從字裡行間尋找真相，經常還就找出來與記載不符的事實來。在東、西不同的背景下，奎寧和青蒿素先後走上世界舞台。有人將青蒿素與奎寧進行過比較，兩者幾乎不相上下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7/12/08-060327-ab/zh/。中國人也許不太接受這個事實。因為，中國人還分不清理論科學與經驗科學的區別。可以預見，青蒿素從天然到人工合成還有一定的距離，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會逐漸顯現出來。新的改良，改造在中國的古書上是沒有的，怎麼辦？除了把問題交給民主國家以外，集權國家束手無策。

集權國家是根據封建體系形成以前的認識，不斷咀嚼，並用各個階段當權者的喜好來發展，最後得出的結果奇形怪狀。而民主國家的發展是根據已有的科學理論尋找突破；絕對不允許參加個人情感。在集權國家的學術體制中，後生不能超過先生。而先生不能超過先先生。否則，既定的等級社會就不存在了。這就解釋了，第一、為什麼無論是鍾南山、李蘭娟等推薦的藥物，都是已經有的藥物，絕對不可能是什麼新葯。第二、推薦這種藥物，不需要什麼院士，一名普通的醫師就能夠做得到。只不過，集權體制下，需要有院士的名聲，才有這個號召力。而這種號召力的建立，其實就是迷信的開始。這樣，我們又回到原來的話題『祀與戎』『筆杆子加搶杠子』上面來了。從這種習慣新迷信中也能看出，為什麼集權體制沒有創新能力。而一切新發明，性創造都出現在民主國家。就比如這個共產主義。有人在網上戲稱，病毒起源於德國，中間宿主是蘇俄，而發作在中國。

從以上的事實能夠看出，民主國家解決問題的方式是不斷從理論與根源上尋去答案，不斷的突破各種束縛。為了鼓勵新方法，他們發明一種特殊的政策-專利；把賭博機制引進科技創新。集權國家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按照習慣與經驗作出決定，不斷增加數量，從來不考慮理論上質的突破，他們的專利也形同虛設。

民主國家的人民，既然沒有等級觀念，因此，做什麼事情都是自發的，主動的，他們解決問題的手段上，也是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自由發揮自己的想象。他們遇到緊急事件，並不像牆國想象的那樣，一盤散沙。更不像牆國那樣，不理智地犧牲，他們的做法應該叫做：理智地自我犧牲。17世紀，英國德比郡（Derby Shire）的亞姆村（Eyam) 為了不使黑死病向北蔓延，村民自發地不向北走。結果344人中死去267人。而黑死病真的沒有向北蔓延。這就是健全的民主國家做法；人人都以主人的姿態接受挑戰。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就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點。相反，集權國家的人民沒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會用主人的姿態去思考問題。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歲月靜好，其他的我與我無關。你讓我康復，我就拜你為神人、名醫。否則，你就是騙子，騙我錢。這就是個人迷信的結果。他們不敢去思考主人所想。永遠把自己當作聽話的僕從。從來不考慮，社會的交往是相對的，你對對方的態度，一定會導致對方對你的反應。醫患關係的問題就是出在了『迷信』二字。

隔離病人是幾千年來一直使用的技術，是經驗的東西，所以，集權國家使用得爐火純青。但是，除隔離以外還有什麼能做的？卻是集權國家想不出來的。因為，集權以後，所有人的意志必須統一，你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領導能想到的，群眾也能想得到。領導工作和驅趕牛羊沒什麼區別，古代也把這種人叫做州牧。但是，民主國家要求人們各自打開腦洞，並把新的想法告訴大家，讓集體來表決。當年黑死病在英、法兩國蔓延。即使對病人隔離，也無法減緩疫情。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當然就是兩條路，一是，加緊隔離所有的病人；二是，尋找名醫，依靠名醫來解決。這其實就是把責任推給名醫，以為只要出錢，名醫自會解決問題，他要解決不了，沒人能解決。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特色『名醫迷信』。他與當代的『院士迷信』只是用詞不同而已。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道：「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程曉農先生稱這種名醫是『口力勞動者』。那麼，民主國家是怎麼解決問題呢？他們相信科學而不相信偉人的話。科學有時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是，科學一定能夠根據邏輯取得一些進展，一定比憑經驗的解決，好上那麼一點。於是有了萊布尼茲的方案。它統計各個疫區的發病數量，人口組成，性別，街道走向。最後，得出來結論，凡是老鼠肆虐的地區，發病率就高，相反則發病率低。由此得到滅鼠的概念。疫情也逐漸得到了控制。如果民主體制沒有告訴集權體制，疫情是老鼠在作怪，那麼，集權國家依然按照古代的方法，不斷的隔離病人。而老鼠依然肆虐，病情依然不會得到改善。

本次武肺疫情也是這樣，隔離得再嚴厲，如果沒有民主國家提出的各種合成藥劑，以及免疫方法，那麼疫情還不知道發展成什麼樣？再舉一個打仗的例子，當年，有人提出，機關槍能讓一個人打死很多人。立刻得到民主國家的認可。因為，人民做主，自己的命比什麼都值錢，花多少錢也要得到這個救命的玩意。但是，如果這想法出現在集權國家，必定被人恥笑。因為，獨裁者根本沒拿別人的命當回事。古書上一直說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死人，怎麼能贏，哪有這種便宜事？就是這兩種思路指導了抗美援朝，比較一下中、美雙方的死亡人數就能看出集權與民主的差別。本次疫情還是這個思路，『祀與戎』高於一切。一線死亡的警察撫恤金20萬，而一線醫生死亡僅5000。封城后，所有的後事都由獨裁者決定。有了這個特權，各種數據就可以任由他們改變。死在家裡的，不屬於病死，餓死的也管不著。反正，只要人們關注的病死人數在減少就夠了。在玩數字方面，北朝鮮比中國做得更好，至今沒有一人感染。

民主社會，由於人人都在換位思考，相互尊重，因此，各種物質在分配上也偏向那些需要的人。因此，同樣是隔離期間，他們盡量的將資源投向被隔離者。相反，集權國家的隔離按照等級分配，有權有勢的人得到遠遠超過需要的資源，而無權無勢者連生存所需都得不到。所以說，科學與民主相輔相成，謬誤和集權狼狽為奸。

總結起來就是，集權國家有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能力。但是，具體該怎麼行動，則需要民主國家告訴他們。沒有了民主國家的忠告，就出現了統一的大鍊鋼鐵，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肺炎大爆發。相反，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在和平年代，需要個人發揮的時候，人人都知道自己該幹什麼，該怎樣發揮。而當遇到危機的時候，人人也明白必須聽從一個人的號令；想一想，為何美國總統只任兩屆的傳統，到了羅斯福卻連任四屆。而古羅馬帝國在遇到戰爭是，選舉一位獨裁者dictator 就明白了。這反映出牆內學者對於民主政治的無知。再比如：瑞士是一個民主國家，在和平年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是，二戰時，當納粹軍隊進攻瑞士的時候，遭到瑞士人民團結一致的抵抗，致使希特勒第一次知難而退。澳洲山火之後，來自墨爾本的31歲木匠Piers Smart一提議為災區人民免費建造房子。這個建議立刻得到一萬多名建築業技工的響應。從這裡看出，黨媒宣傳的集權優勢，實際上是牆內學者不理解民主的表現。那種虛假的集中，到了真正的危機時刻，會像紂王，以及薩達姆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