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賞與罰

作者:蘇誠忠  於 2019-2-16 17:3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賞罰分明是一個團體能夠強盛的關鍵。中國古代的法家,其實就是把這種方法推廣到極限而得到的一切後果。古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舉措;比如,在軍隊打了敗仗以後,為了表示懲罰,就由長官,從每十個士兵中,任意指出一名,殺掉。這就是所謂的軍國主義。這些人的想法就是怎樣驅趕一群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辦事。

隨著人類思想的成熟,一些人開始對於這種殘酷的執法產生了懷疑。蘇軾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提出: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無論賞還是罰,都不能真正觸碰靈魂,都是無奈之舉。這就是中國人對於犯罪動機唯一的一點認識。也是中國人愚昧、原始和落後的根本原因。使用什麼手段獎勵和懲罰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幾千年來,中國反反覆復在這個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上大作文章,避重就輕。這就是國人的擅長,永遠在做表面功夫。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做到公平,公正;這才是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但是,直到今天,任正非依然堅信,「只要錢給到位,不是人才也變成人才。」可事實並非如此。國足隊員的年薪,在世界排名第18位,教練的年薪世界第二,而國足的成績卻連世界的第70位都排不上。那麼,為什麼任老闆這樣說呢?因為,華為的錢,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國家撥款,就是這個原因才使華為不能上市集資。上市集資后,不但財政需要透明,而產權也可能被外人操控。不上市的公司在西方,原本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擁有,但到了中共手裡,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黨產;成了壓榨其他公司,壓榨人民的工具。但是,無論如何拚命,人也不可能夠變成神。趙襄子學御的故事就是現代社會中,競爭的縮影。現代社會中的競爭是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在所有的人都安心的條件下,從容不迫地發展文化和科技。從而走出一條全人類都適用的道路。中共從建政時日起,就快馬加鞭,未下鞍。到了今天,依然是科技落在人後邊。那麼這種毫無成效的努力是什麼原因呢?民主國家得以免除死刑,原因就是公平,他們從不用皮鞭打馬,每天都下鞍睡覺,結果經濟穩步增長。後果是人人生活有保障,誰也不願意在監獄呆著。可是到了中共治下,貧困地區的人,連飯都吃不上。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只好保留死刑。因此,不要看GDP在世界排名第幾,只要看一看這個國家有沒有死刑,就知道人民生活的狀況了。

千百年來,中國人腦子裡充斥著各種通俗的文藝作品中,不斷地描繪如何利用計謀和武功破案。比如《三俠五義》《施公案》《濟公傳》等。但沒有一本書告訴你,破案為了什麼?這個問題不弄清楚,社會是不會穩定的。西方國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儘管中國很少報道牆內的治安情況,反而大量報道海外的犯罪情況。但只要認清兩種社會的治理動機,就不難理解兩種社會的大致治安狀況。

中國文化中,破案就是震懾罪犯。但是,西方文化中,破案帶有穩定社會的動機。比如,歐·亨利的《警察與讚美詩》描寫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為了熬過寒冷的冬天,決定犯點小罪,在監獄中住上三個月。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也描繪了犯罪人心中的良知,甚至比普通人更加高尚。犯罪與否,並不完全由個人負責。社會條件的改變會帶動犯罪率的改變。

在古人眼中,公平就是一股氣,存在於尋常百姓的心中卻充塞了天地之間(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說,缺少了它,權貴就不貴,富豪就不富,一切才能都失去了意義。民主國家經過多年的總結,得到這樣的結論:百姓說是對的,縱然錯也是對,百姓說是錯的,即使對也是錯的。相反,獨裁者所說的話,即使是表面正確,也是錯的;因為沒有人民的認可,也就等於沒有歷史的認可。倒行逆施的中共想要以超限戰的手段掌控世界。即使成功,又會怎樣呢?人民得不到幸福,反而會不幸。這就是美國死咬華為不放的原因。對於已經擁有一定財富的國家蠹蟲來說,這就是不公平斂財的成本。宗教討論的是死後報應,而法律的作用是現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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