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人材

一個大國的最高統治者，無法照顧到國民的方方面面。因此，選拔人材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漢朝時，皇帝要求官員推薦人材，算作政績，而且如果此人將來出事，推薦者要負責。誰能保證自己推薦的人不出錯？當然是對自己言聽計從的人，於是，被推薦者逐漸變成推薦者的黨羽或親屬，誰都不能出事，因此常常掩蓋事實。這種制度被中共採納后，就出現了入黨介紹人。唐朝以後，出現了科舉制度，但它即無法避免腐敗，也不能選出真正的人材，最終，在上個世紀初被取消了。

金一南在講普京如何上位時，說了這樣一件事：為給總統葉利欽舒緩壓力，有人安排了一場圍獵活動。當所有人慶祝戰果時，突然出現了一頭未經安排的棕熊。總統大驚失色，眼鏡掉在地上。他的七個助手，借口幫總統找眼鏡，鑽到了桌子下面。唯獨副市長普京，鎮定自若，操起獵槍，連發兩彈，擊斃棕熊。 從此，普京受到葉利欽的賞識，一路升遷。這一幕不禁讓人聯想到，《水滸傳》中的高俅。還有，三國時期，每次曹操率軍出征，曹丕和曹植隨百官送行。曹植吟詩，讚頌父親的豐功偉績。辭藻華麗，文采飛揚，大家聽了讚不絕口，曹操也點頭稱奇。曹丕啥也想不出來，一籌莫展。有人告訴他，「等到大王要走的時候，你流眼淚就可以了。」從此，曹操懷疑曹植華而不實，因而選擇了曹丕。《史記.殷本紀》上說，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站在當時的角度，紂王自然是天子的不二人選。

歷史卻殘酷地告訴人們，這些方法，往往是錯誤的。打熊、踢球、眼淚、科舉和旅力，既不是政綱，也不是治國措施，怎麼能判斷一個人的能力？但這就是小康文化、獨裁體制無奈的選擇。白居易曾經嘆息，「周公恐懼流言后，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也是中共給組織部的一個，無法完成，又負不了責的工作。它的致命缺陷在於太注重過去的表現，即使你幾十年如一日的勤懇，未必證明你能擔當大任。認清了這一點，現代的大同社會就採取另外的方法；用制度來約束每一個人的未來，而不過分追究其過去。既然國家機器是人民的公務員，那就簡簡單單地讓人民來評價好了。給你一個任期，到時候由人民再次認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的道德操守；那些表現出來的東西，永遠不能代表真實的你。這是人類經過幾千年才總結出來的經驗。但在兩千年前，當人們還不理解它時，有人找到了可乘之機。中國為什麼騙子那麼多？因為儒家反覆宣傳，世界上有一種專門為別人著想的動物。當人民相信了這種鬼話后，騙子就有了市場。他們取得聖人地位后，又學會三件事：堂而皇之的送禮，大義凜然的投降，溫文爾雅的甜菊。《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孔子要是三個月見不到主子，就像丟了魂；每次出國，必定要帶上給外國君主的禮物。沒了主子不能活！儒家的這個特點，使得每當外族想要統治中國時，必先捧出儒家。它使得儒家在千年的歷史中通吃，也使得中國人把犬儒文化視若至寶。美其名曰：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它使國人不相信自己能當家做主。即使毛拿中國實驗了幾十年，從來沒有對過一次，依然有人把他當聖人，這完全歸功於犬儒教育。鄧小平做過對的事情，比如恢復高考和包產到戶。但那是因為毛錯得太離譜；誰都能看得出來。也就是說世界上，並沒有聖人，只是大亂之後，一個權力者說了真話，他就被描繪成聖人。中國人只對撥亂返正記憶猶新，卻不知道，要想國家強盛，必須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斷邁進。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於個人就是毀了一輩子。因此，人民最知道自己的痛苦。沒有人民的裁決，只能今天造亂，明天撥亂。所謂制度的約束，就是按照民主程序，依法治國。集權國家的法，只是獨裁者的想法。民主國家的法，才是老百姓的想法，是國家的想法。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后，就明白，制度不同，選拔的人才就不同。民主國家各級選拔人材，最終都服從一個民主選出的機構。同理，集權國家各級選拔的人材，最終要服從於一個獨裁者。民主國家的高級官員，來自社會，魚龍混雜。而像中共這樣的體制，官員必須在大染缸里泡上幾十年才能上位。結果，思想單一，找不出一個例外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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