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與守舊從來都是歷史的鬥爭焦點。在中國,曾經有過大禹治水,倉吉造字,發明紡織與犁地等一系列的創新。但當有人把前人的發明、創造收集起來,並用它們教導別人的時候,創新精神就受到了束縛,文明開始墮落。因為,學習別人,比自己發明更加容易和有效。在信息時代以前,學習條件不足,人們看到是那些未經學習,只憑空想的人四處碰壁。因此,他們只推崇虛心學習。時間一長,人們忘記了什麼是創新,僅僅把它看作是聖人的行為,與自己無關,有那麼多的知識需要學習和記憶,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創新呢?這樣一來,封建文明就開始了。回顧歷史,古埃及、古巴比倫、瑪雅文明、古羅馬以及古代中華文明,最後都死在了這種追求已有知識的風氣上面。現代文明之所以這樣朝氣蓬勃,是因為人們明白了,沒有創新,文明就會消亡。因此,現代文明的最高道德標準就是創新。與個人的修齊治平,仁義禮智信沒多大關係。因為創新能改變總財富的數量和各種分配方案的質量。
集權主義與創新是勢不兩立的。由於它們凡事都要講究對、錯。所以,應該稱這類哲學為是非哲學。我們舉儒家的例子。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答,「於傳有之。」齊宣王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翻譯過來就是,孟子說:「壞人殺好王叫弒君,好人殺壞王叫除害。」這就是典型的是非哲學。要害在於,誰來判定好壞?未經討論,孟子就先判定了對錯,就是說,我的等級比你高,我活著,你死了,我就可以判定你。由此看出,有等級,就沒有真理。
要想跳出這個怪圈,就要尋找一種中性的判別標準-對等關係。因為人類從來都是在混沌之中摸索前進。《道德經》中說,「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在這種情況下,無法找到一個支點以建立對與錯的體系。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對等關係,相互對照。對比是非哲學,後者應該稱作對等哲學。它的前提是,無論對誰,都一視同仁。對於桀紂的審判,不由孔、孟說了算。因為,桀紂也該有發言權。假設孔孟生在桀紂時代,他們還敢這樣說嗎?如何實施對等判別呢?最初歐洲人企圖用數學實施,畢達哥拉斯提出了『萬物皆數』的概念。他認為,可以用數字錶達世間所有事物,比如一根木棒上的所有點都代表一個數字。這樣,就可以計算出各種的對錯。很快,畢達哥拉斯的學生證明了,木棒上的某些點,無法用數字來表達。但沒關係,不能解釋一切事物,總可以解釋局部事物。亞里士多德就用數學描繪物體的飛行。考慮到當物體被拋出那一刻,它具有的速度應該與人手施予的力相等。於是,他想到,力的數學表達應該是:力=重量x速度。後來,這個公式被牛頓修正為:力=質量x加速度。可以說,有了亞里士多德的想法,才促成牛頓去思考如何用數學來表達力。牛頓第三定律則說得更加清楚。當兩個物體相互作用時,彼此施加給對方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在法律上面,最開始出現了對等的原則是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經過實際操作,發現,即使把加害者牙打掉,對於受害者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於是出現了用財富來賠償的辦法。在社會上是以公論為標準,就是說,參加評判的人是平等的。用這種思路尋找對錯,就是歐洲人強調人人平等的原因。只有建立在人人平等觀念上的哲學體系,才是最穩定的思維方法。如今,小粉紅無法判斷對於美國晶元是該抵制還是歡迎;剛剛放完「厲害了,我的國」轉眼就罵別人掐自己高科技的命脈,就是因為掉進了是非哲學的陷阱。當今世界,由於創新的能力追不上抄襲的能力,人類又處在了與古人相同的境況。是非哲學輕率而多變的操作破壞了對等哲學認真而不變的思考。當抄襲壓倒創新時,封建時代就會來臨。人類將再次回到「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