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明向著未來前進,就會不斷壯大;背對未來,向著歷史而去,就會不斷縮小。中國古人明白這一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是,每當遇到具體問題,中國人卻總是走向歷史,不肯面對未來。這就使得各種文明之間的消長成為不可避免的。任何措施都是由人來完成的,因此,對具體人的評價常常成了決定民族命運的重要問題。由誰來評價,根據什麼來評價,一定要說清楚。只有把評價體系選擇好,這種文明才能不斷的發揚光大。
丘吉爾是一位劃時代的政治家。從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舊兩種文明的對比。1945年5月7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正當斯大林和毛澤東處心積慮地覬覦勝利成果時,5月23日,丘吉爾辭去首相的職務。7月5日,他再次競選這個職位,慘敗。有人將大選結果告訴正躺在浴缸里的丘吉爾,他聽到了這個消息后,第一反應是,「他們完全有權利把我趕下台。那就是民主!那就是我一直在奮鬥爭取的!現在,勞你大駕,把浴巾遞給我。」正是這件小事,奠定了前蘇聯的命運,只能是解體,而大英帝國則繼續邁向未來。
這就是為什麼丘吉爾說:對偉人們的忘恩負義,標誌著民族的強盛。Ingratitude
towards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a strong people. 他指的就是某些民族之所以落後,在於他們讓曾經有過很大貢獻的人,躺在功勞簿上腐化墮落,屍位到死,沒人能奈他何。偉人往往是由於歷史的機遇造成的,並非他真有什麼超人的能力。但是,落後民族總是用聖人的外衣包裝並腐蝕偉人。於是,短暫的輝煌過後便是無盡的黑暗。這也是近幾百年來,華夏文明不斷萎縮,失去未來的原因。那麼,未來是個什麼東西,它在哪裡?未來不是東西,它在人民大眾的心中。它不但要求有人進行創造性的思維,而且還要求所有的人對創新,對從未經歷過的事物進行評價,類似賭博。創新,實際上就是不斷挑戰已有的權威。但是,有些創新對人類有害,有些創新則對人類有益。應該怎樣評判一個創意對人類起到什麼作用呢?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尋常百姓的好惡。按照中國人的話是:公道自在人心。按照丘吉爾的話是:人類唯一的引領者,就是他們的良心。The only guide to
a man is his conscience.有了這種以良心為標準的評判體系,所有人的智慧就能儘可能地發揮出來。西方社會的成功,就在於,每一個人都把最精華的部分奉獻出來。華夏文明的消亡在於,只有一個人把最精華的部分奉獻出來,而別人不是吃瓜,就是沒有機會。
蔣介石曾經努力改變華夏文明的頹勢。並且,以他個人的魄力,為華夏文明的復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1950年12月,台中市長選舉,無黨派的台灣人楊基先,與國民黨人林金標、青年黨人廖朝洲競選。初選結果,楊基先得票超過林金標1/3,但二人都不足半數,須要第二次投票。26日,蔣介石得知楊基先的親屬有攻擊政府、攻擊外省人的言論,立即致電吳國楨,要求撤銷楊基先的候選人資格。28日,吳國楨向蔣報告,楊基先願意退出競選,同時吳國楨也請辭,蔣自感理虧。29日,蔣介石決定林、楊照常競選,不加干涉。30日,蔣介石反思,自覺「日前干涉台中市長選舉,勒令楊某退出之非法」,日記雲︰「如黨員林某失敗,亦無愧色,於是寸衷大樂,此乃讀書明理之效歟!」當日,他在《上期反省錄》中自記︰「台中市長選舉問題,自覺處置錯誤,幸能及時改正,不致大錯,堪為自慰。」選舉結果,非國民黨的楊基先當選。
但是,當整個民族被中共所欺騙,把國民黨趕到台灣以後,蔣能做到的,也只有局部的勝利,他改變不了中國的命運。遺憾的是,在世界奔向未來的今天,有人卻死抱著先秦文明的教條不放,動不動就是,外國人欣賞我們的文化。其實,對外國人來說,那是一種新思想,他們要的是新。可我們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