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它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蘇軾在《晁錯論》中,第一句就是:「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一個說的是科學,一個說的是治國,道理卻是一樣的,找不出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但中共近來發明了一套理論:強調正能量。人們有了新想法不許說出來,結果,形成一種人云亦云的風氣。西方人把這個叫做hive mind 蜂群意識,是一種心智的功能障礙。中國人卻把它吹捧成集體主義,它是中國一切非理性思維基礎。只要它依然存在,真正的初創成果就不會出現在中國。長期的蜂群教育,使人竟提出:解決問題比提出問題更加重要:
1、是提出猜想的歌德巴赫,還是證明它的人對科學理論貢獻大?
2、是提出水稻高產的人,還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貢獻大?
3、愛迪生一輩子有1600種發明,是他,還是提出問題的人貢獻大?
從此看出中國的學術淪落,它使得中國人完全不懂的自主創新的意義和價值。永遠附著在一個固有的思路上面無謂的拚命。1、如果沒有哥德巴赫去猜測偶數與素數的關係,再過一萬年也不會有人證明它。2、上面所指的問題,是由一個人提出來的問題。不是人人都想得到的,提高產量的問題。這裡最值得中國人重視的就是『個人』。黨性反對突出個人(領袖例外)。因此,中國人做出的事情也少有特色。1960年7月,袁隆平在農校試驗田中發現一株特殊性狀的水稻。他發現其子代有不同性質。注意,就是因為他發現了不同的水稻,提出了猜想,並形成文字,才有後來的一切。如果是一位黨性極強、只說正能量的人,看到同樣的水稻,一定會用原有的正能量去解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3、愛迪生在任何發明前,一定先想到了某個問題。比如發明電燈,他一定想到,既然化學能可以發出光,那麼電能是否也會發光呢?有此一問,才有了電燈。如果他生在清朝,或是中共的官場,只能引來一片嘲笑,「這小子整什麼幺蛾子?學會人情練達才能辦大事,不懂關係學就甭想爬上社會頂層。」
西方社會的一切發明創造,都是根據現象,由一個人提出一些假設,經過一番證實,最後成功的。沒有這個提問的人,後面就什麼都沒有。《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什麼是常道?人人都認為是對的規律就是常道。什麼是非常道,違背常識的思考就是非常道。只有非常道才值得說,才是道可道。常道是正能量,非常道是負能量,強調常道就是強調廢話。按照韓愈的說法是:物不平則鳴;所有的新思想都來自,從某個個體的角度感覺到的不平。
創新是需要環境的,一個人只能完成一點。如果人人都從自己的角度,把問題如實地反映出來,那麼,事情就會好很多。諸葛亮曾經發明過『一弩十矢』和『木牛流馬』,但都失敗了。而西方人發明的機關槍和火車就可以成功。根本原因是在西方人,從與兩者毫不相干的角度提出了能量守恆定律。實用主義的中國或者納粹德國,即便有人想到了它,也不敢提出來。僅僅這麼一念之差,就決定了成功與失敗。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國這麼一個國家,那麼,今天一定還沉醉在『吳鉤劍』和『金剛伏虎刀』之中。諾貝爾獎,一般只對初創能力進行獎勵。因為,如果沒有人把問題提出來,沒有人將一個個負能量與問題變成文字,那麼,人類恐怕還生活在狩獵時代。但今天,中共治下卻不許表達負能量。拿什麼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另一方面,正是西方接受了無數思想家認真對待負能量,才有了普世價值。順從這個價值觀,就可以為它添磚加瓦,反對它,等於積攢負能量。好比齊威王納諫數年後,負能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