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2起,由於中國大量需要鐵礦,於是,國際鐵礦石價格由不足30美元飆漲到150美元。中國智庫想不出個中緣由,而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歷史也沒有可供參考的材料。於是,他們發明了一個辭彙『定價權』,認為中國必須奪取定價權才能使國家不吃虧。其實,世界上哪有什麼定價權?這就是中國人玩計劃經濟,無事生非,然後,在煞有介事地『認真研究』。玩文物的常說一句話:亂世買黃金,盛世藏古董。世界上一切商品的價格由誰來決定?『信心』,說的更確切一些,就是大多數未經洗腦的普通人的信心。我們經常聽說,某某股票市場一夜之間蒸發了數千億。實際上,說的就是這種信心。前不久,我家縫紉機上的壓腳丟了,我到各個商店都買不到,這麼小小的壓腳對我來說就值錢了,可是對於其他人,它可能一文不值。這就是經濟的變化規律,需要的東西就值錢。但是,自從1949年以後,中國就一直遠離這套遊戲規則,希望另闢蹊徑。總是用領袖的想法來制定規則。大躍進,領袖認為,國家有了糧食,有了鋼,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接下來就是三年的大飢餓。後來認為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一切就有了;可結果什麼都沒了。改革開放年代的韜光養晦,沒有弄明白經濟的運行規律,僅僅作為一段時間的隱忍,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終於等到了高鐵時代,按理說,中國的某些技術已經走到世界的前列,該伸了。奇怪的是,世界上很少有誰購買這種高科技,即使降價,人家也不買。這就使中國人感到非常氣憤。為什麼我們在提升國力的時候,忍飢挨餓,被人家用五倍的鋼鐵價格剝削,還要打碎了牙往肚裡咽。而我們的科技領先世界后,即使賠本出售,人家也不買,天理何在?
那麼,為什麼中國永遠得不到定價權呢,因為中國的產品,從來不為國民的需要著想。或者說,真正的定價權本該在人民手中,離開了人民,你生產的任何商品都一錢不值。民主國家的任何投資都是人民說了算。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購買商品,這就使得他們的收支永遠處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即使有經濟蕭條,經濟衰退,到頭來,還是人民說了算,還是依靠人民克服困難。由此可知,沒有人民的認可,無論你的科技跑在時代的前面或者落在時代的後面,到頭來都只能賠錢。民主國家的任何價值,最終要落實在百姓的頭上,而專制國家的價值最終為獨裁者掌控,這就造成差異。中國每次出台了五年計劃以後,其他國家就可以根據這個計劃制定漁利的策略,在對外貿易中,五年計劃不能修改,那麼,能改的就只是為此多賠一些錢。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賤價商品,犧牲了環保打入了世界。因為,這種商品對其他國家,百利無一害,他們能得到高質量的享受卻只需低價值的付出,何樂而不為?一旦有了高鐵,這些國家還想按廉價商品購買,此時,中國已經賠不起了。但賣不出去的貨物和技術,壓在手裡就是累贅。最後,還是別人說了算,定價權還在別人手裡。這說明,凡是加入意識形態的交易,都要伴隨著額外的付出。中國對外的每筆交易,都加入了意識形態的成分。因此,總是賠本賺吆喝,費力不討好,當然,都是百姓來買單。最終是,西方國家輕輕鬆鬆賺大錢,中國忙忙碌碌賺小錢。美國的商品也有意識形態的參與,但它是站在選票的基礎之上的,就算是吃虧,只要虧得明白,依然是人民受益,願賭服輸嗎。
正是民主國家認識到了價格的天平掌握在最普通的百姓手裡,因此,他們做出的一切決定,都是嚴格按照百姓的喜好。也就是說沒有經過任何洗腦的,最普通,最基本的人民才是最可靠的裁判。也只有不含任何誘導、廣告、宣傳,沒有精英的影響,完全由百姓自己決定的價格才是最可靠、打不垮、壓不爛的價格。反之,由領袖、大救星或者精英們獨斷專行制定的價格,最不靠譜。資本主義就是發現了封建主義那些商品的華而不實后,才找到生機。王公貴族們為了炫耀或者勾心鬥角而發展的昂貴產品,可以被資本主義簡單而廉價的產品輕易替代。因此,蘇軾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