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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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創造的土壤

作者：蘇誠忠於 2017-8-19 17:3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韓愈的《馬說》這樣寫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文章說得痛快淋漓。但很遺憾，韓愈一生沒有發現一匹千里馬。反倒是後世的歐陽修發現了不少人才。唐宋八大家中，有四家是歐陽修發現的。為什麼歐陽修做得到，韓愈做不到？因為歐陽修把學術與政治分開。學問再好，和當官沒關係。漢代獨尊儒術以後，「學而優則仕」成了學習的目的；從體制上打擊創新。直到漢滅亡，才出現了學而優不仕的學者。比如陶淵明、孔稚珪、葛洪、劉徽、祖沖之、裴秀以及魏晉竹林七賢等等。目前中國這套院士制度，來自建國初期統戰的需要。如今物換星移，它已成為科技創新的絆腳石；一個純粹的官僚機構，卻掛著學術的名稱。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一切都根據領導的心情和認識水平決定。但是，一個人的能力必定有限。有了權力就愛聽順耳的話，那一定犯錯。大躍進就是例證，毛以為，精神變物質，就這麼簡單。而黨封的頂級學者錢學森為了回報黨的恩情，就附和『畝產過萬，毫無問題。』倆人都沒把科學當回事。毛不想聽『人口學說』，就讓馬寅初閉嘴。既然有了偉大光榮正確的聖人，那麼要知識分子是幹什麼的？改革開放以後，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都退休。一批聽黨話的知識分子走上舞台。可問題在於怎樣才是聽黨的話呢？黨的路線天天變，黨委書記經常換。緊跟劉少奇的成了走資派。忠於林彪的，淪為反黨分子。追隨中央文革的等同四人幫爪牙。傍上華國鋒的化作凡是派。幾經折騰，所有的人都學會了逢場作戲，別為真理而鬥爭。這些人既然在學術上無法出頭，那就在待遇、特權和享樂上找感覺。表現出來的就是政府撥款變成了豪華的建築，富麗的辦公室，高檔轎車和特供的進口藥品。寒門子弟，卻難以維持學業。屢屢爆出來的潛規則，僅能說明冰山的一角。古人和西方人都懂得，養知識分子是為了給領導提意見的。唯獨共產黨認為，養知識分子是為了讓他們聽話，幫助黨搞統戰的。其實這就是一個心胸的問題。中國院士的生活待遇遠高於其他國家的院士。高出的這部分正好和成果成反比。這能說明什麼呢？在生活沒有保障的年代，以富養廉還有意義。當人們無不需為生活擔憂的時候，學者需要的是發揮特長的機會，過高的物質待遇就是『策之不以其道』。1990年，著名的華裔心臟病專家張任謙為澳洲首富克里·帕克做了一例心臟搭橋手術。這種手術在當時領先世界十年。帕克送給張醫生三百萬澳元作為酬謝（那個時候，在悉尼買一處帶有一千平米院子的兩層小樓也就二十萬。）被張醫生婉拒；如果要了，那麼，以後再有窮人來治病，還能像過去那樣信任他嗎？最後，帕克將這筆錢為新南威爾士州每台救護車安裝了電擊心臟去顫器。拿破崙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他給將軍們過多的財富，致使他們不願意再去拚命了。高校也一樣，學者應該有平等的交流。但校方希望拉開檔次，便於管理，卻又沒能力負責，於是，不斷加強審查。這就打擊了創造力。因為，任何可操作的標準都是限制創新的標準。所以，韓愈認為，技術層面的競爭，是給天才穿小鞋。那麼該如何分辨人才呢？只有靠自覺。如果生活待遇上面的差距不大，有自知之明的人，會讓出位置來，留給有興趣的人來干。一位留美的博士，從小立志攻克癌症，出國后，發現自己沒那個奇思，於是改行做生意，幹得風生水起。試想，多年後，他成為億萬富翁。他的一位同學，解決了某種類型的癌症。另一位同學考上了終身教授。三個人之中誰沒有虛度此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