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扁平的世界

歷史上不斷有人在說，世界的發明和發現已經到達極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再有重大突破了。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甚至認為歷史不再發展了。可是這些人說的話，最後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就像是預言某年某日是世界末日大審判一樣的無聊。

不過，我們面臨的世界的確顯得越來越扁平。問題出在哪裡？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為「官科」和「民科」做一個定義：什麼是民科？沒有官方評級，沒有官方認可，沒領官方薪酬的就是民科。孔子、孟子都是民科。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民科。亞里士多德在沒有成為亞歷山大的老師以前，也是民科。歷史上，凡是沒有沒有成功以前的人，都是民科。牛頓和愛因斯坦沒有被聘為教授以前，都是民科。而當代的比爾蓋茨，扎克伯格，喬布斯等人，一輩子也沒有大學畢業，當然是永遠的民科。

那麼什麼是官科？官科是指某學科的各種理論完善以後，在官方的證實下，某人讀完了這些理論的全部內容的人。當然，這些人中不會有創業者。可是，中國自從封建時代就根據學而優則仕的理論，從各個角度，用各種方法，以各種形式不斷的宣傳，只有官科才是先知先覺的聖人。而民科，僅僅是不入流的低能兒（由於教育普及，當代中國，即使民科也是高中畢業）。這種認識發展到了極限以後，就出現了激烈的反彈。從歷史上看，就是1949年到1979年中國社會對於「官科」的鄙視，那個時代，民科受到重視，而且越是沒文化越可以胡說八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本介紹養豬的小冊子，封面上畫了一隻豬，傍邊赫然寫著：「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與此同時，一群無良的「官科」不顧廉恥跟著呱噪，「知識越多越反動。」後來的笑話，人人都看到了。

從1979年到今天，那真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整個倒過來，一切都是官科說了算。官科就代表了科學，幾十年下來，總投資和論文數量都達到世界第一，可是成果卻是倒數第一。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我認為，關鍵在於沒有人去認真總結一下科技成果出現時，發明者的心態。在很多時候，挫敗感與成功的渴望成正比。可是，輿論則以某人已經有的成就來評價一個人。如果某人在考場上一路順風，別人眼裡，他最可靠，其實並非如此，很有可能，由於太多的『成功』，他對成功已經不放在心裡（尤其是當他把分數作為成功標準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遭受挫折后才奮起直追的。兩位著名的歷史人物，秦始皇和明成祖朱棣，都是因為封建時代最重視的王位合法性問題才發奮努力的。再看看那些具有世界級成就的人，也會一目了然？正是他們尚未成功年代的奮鬥才是最值得研究，最有創造性。科技創新一樣需要『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怎麼可能一帆風順，輕而易舉的拿到？可是，短視的媒體，只注重宣言他們成功后的行為，也就是那些無足輕重的花邊新聞。可大多數的成功人士，到了那種時候已經乏善可陳，吃老本了。久而久之，人們看到的就都是一個個不明覺厲的成功人士，至於他們是怎樣成功的，沒人關心。此刻，官科就出場表現自己了。官科雖然寸功未立，可是，他們是已經有人認可的人，當然也算是半成功人士。就這樣，魚目混珠，官科與成功等同起來。所謂，名師出高徒嗎。其實，古今中外的名師，從來沒有一個出過高徒，因為，能出成果的地方都讓名師搶佔了先機。

在官科與民科的問題上，歐美國家解決得也不好。而目前中國解決的就更不好。不好的表現就在於，政策完全傾向官科，把民科看做多餘的麻煩。過分的吹捧官科，實際是在變相的腐蝕官科，使他們得到不該得到的。過分打壓民科，其實是打壓這些人的創造性，使他們失去創造的信心。正所謂：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學拒深思。四十年下來，官科已經被腐敗的不成樣子，民科被打壓得喘不過氣來。而官科的利益所在必定支持扁平理論，民科也是利用所在，必定反對這種理論。

我認為，解決的方法就是引進競爭機制。給民科以空間，不讓官科獨大。雙方都要兢兢業業，官科不敢為所欲為，民科必須珍惜機會。這種平衡的本身就是一門領導藝術。由於美國解決得不好，所以，它也是中國能夠趕超美國的一個契機。如果不懂得這門藝術，那隻好「寬嚴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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