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問政不幹治」 劉龍珠律師虔心朗讀 舅父星雲大師全集（貧僧有話要說）十六說（

                                                                              我主張「問政不幹治」

                 劉龍珠律師虔心朗讀 舅父星雲大師全集（貧僧有話要說）十六說（上）                                                                                                               

我覺得為政之道，

是要包容、和平、尊重、平等，造福全民；

所謂中華文化中，「王道」比「霸道」重要啊！知道貧僧的讀者們，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我還有一個名字，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政治和尚」。「政治和尚」這個名詞，我也非常不喜歡，因為貧僧從小出家，一生也沒有做過官，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偶爾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也沒有太多交往，我為什麼要被冠上「政治和尚」這個名詞呢？

政治，不是什麼不好，有名的政治家，像英國的首相邱吉爾，美國的總統林肯、羅斯福，德國前總理柯爾，他們為國家服務，為人民謀求福利，功在人間。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圖私為己，國家、人民都不放在心上，當然就不可以稱道了。

政治和尚 百思不得其解

說我是「政治和尚」，我是政治家呢？還是政客呢？屬於文官？還是武將呢？

我有參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我百思不得其解。會有「政治和尚」這一詞，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黨務顧問」，我沒有接過一份聘書，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後來，我又做了國民黨的「評議委員」，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也沒有收到聘書，只是在報紙上，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有「星雲」兩個字。既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給我什麽名義，我也不能推辭否認了。

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在十八歲的那一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口才相當，雄辯滔滔，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有一次，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做國民黨的黨員。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會有什麼權利、盡一份什麼義務，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

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有一天，代表師兄到祖庭百裡外的一戶人家做功德佛事，走在一片荒野山區，忽然想到，國民黨、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我身懷國民黨的黨員證書，假如給共產黨知道，小命就不保了啊。於是，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在身邊的口袋裡，而插在鞋子的旁邊；因為要走一百多里路，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再看看這張黨證，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我心裡想，這樣也好，我是出家人，「本來無一物，何必惹塵埃」呢？

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一、兩年後，那時，國民黨有「黨國元老」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他曾經和太虛大師、章嘉活佛三個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委員，他就對我們說：「你們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不給政府認同，恐怕難以活動，我勸你們，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那時候在台灣，因為蔣夫人（蔣宋美齡）是基督教徒，他的教性非常堅強，所有的公務人員，不改信基督教，難以陞官，不改信基督教，難有出國訪問的機會。甚至，我們出家人要想在各地傳教，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黨員，警察也不會允許。

在那時候，貧僧非常熱心要弘揚佛法，想到我若不做國民黨的黨員，事實上會有弘法的困難。因為他叫李子寬，我稱呼他「子老」，我就說：「子老，出家人做黨員，也不能去為黨服務，光有一個黨的名義，反而給人見笑，可否讓我們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不要叫我們繳交黨費，也不要給人知道我們是黨員；至於我們在台灣弘揚佛法，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我們就隨政府安排了。」後來一、二十年當中，我也沒有參與什麼會議，偶爾，在鄉村弘法布教，讓警察知道我是國民黨黨員，確實也得到方便不少。

貧僧建言 獻良策給國家

一九八六年，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經國先生做總統，指名要貧僧出席，並且要在會中發表講說，我才感覺到有些緊張，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記得會議是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召開，先是由秘書長馬樹禮先生報告政治，後來由國防部長郝柏村先生報告軍事；這時候，有一位先生送來一張紙條給我，「主席（指蔣經國先生）要你下午發表意見。」

既然要貧僧發表意見，我一個出家人不能妄語，不能只是歌功頌德，我應該直接把我的意見說出來，要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於是我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我希望政府開放，讓台灣的大陸人士能回到大陸去探親。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麼多年，有家難歸、有親難投；尤其一些老兵，思鄉情切，我們不能為了兩岸的戰事，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人不成人。第二，我希望國民黨要開放，不要只有一黨專政（那個時候還沒有民進黨）；對於黨外異議人士，例如高玉樹、邱連輝等，要能給予接納包容。因為黨外人士也有很多有為之士，不予任用，甚為可惜。假如讓他們加入政府的陣容，更可以大顯見政府的力量。

第三，我希望讓佛教來辦一所大學。因為在台灣，天主教辦有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基督教辦有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在東南亞，那麼多的佛教徒感覺到台灣沒有一所由佛教辦的大學，實在讓他們心有不公不平之感。

第四，我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因為在國際間，像少棒、青棒為國家帶來多少的榮譽；現在也不是以戰爭為主，兩岸可以從事和平發展，在體育上競賽。現在不少人都提出，以「三民主義」的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那也不必要戰爭。我們把戰爭浩繁的支出，用來發展體育，可以揚名國際……

至於，還有一些什麼建議，我也記憶不清了。不過，這一段講話，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央日報》第一版。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段講話的記錄，在國民黨的檔案裡也有存檔。那天郝柏村還對貧僧說：「今天，包括馬樹禮，我們三個揚州人都講得不錯。」其實，我自己對黨政外行，也不是要做官揚名立萬，只是說了心中的感言，希望國家、人民、佛教都有所增益，希望未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