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台被捕 多人奔走獲救 劉龍珠律師虔心朗讀舅父星雲大師全集（貧僧有話要說）十一

             劉龍珠律師虔心朗讀         舅父星雲大師全集（貧僧有話要說）十一說（C）

決定要到台灣的時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灣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國民黨、共產黨，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這樣，我也糊里糊塗的，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就從上海乘船到了台灣。這是在大陸最嚴重的一次受難經過了。

我到達台灣，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剛過完年不久。雖然遇到一些困難，引發我生命的危險，掛單不著，前途渺茫，不過也不算苦難。感謝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先生幫我辦了戶口，讓我可以留下來，後來居住在中壢圓光寺。

記得到了五月的時候，台灣的行政長官陳辭修下令逮捕大陸來台的一百多位僧侶，包括慈航法師、中年出家的黃臚初將軍（律航法師），當然我也在其中。那個時候被抓起來的，大部分不是槍斃，就是用麻袋包起來丟到海底。

我記得我們被關在桃園一個倉庫裡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覺得寒冷。靠著吳國楨的父親吳經明老先生、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監委丁俊生等人，為我們奔走呼籲，在白色恐怖的那個時代，我們終於獲救了。這應該也算是一次比較嚴重的受難過程吧！

釋放以後，感謝圓光寺照樣收留我們，我們就更加勤勞的為常住服務。打水、擔柴、拉車、洗刷廁所等，心甘情願。當時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賞我的勤勞，親自帶我到苗栗法雲寺，要我在那裡看守山林。我的《無聲息的歌唱》那本處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個山上的茅篷裡，伏在地上寫成的。

警察頻擾   每週半夜問話

後來有機會，受大醒法師之邀，要我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主任秘書，其實就是一個佛學院的教務主任。我自知沒有行政的經驗，哪裡能做秘書呢？後來種種的陰錯陽差，隔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到了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擔任起教務主任來了。

那個時候，警察不准我們外出，可是佛教會要我們每個星期到新竹市區講說佛法一次，每次外出，都必須要向派出所請假允許才可。其實，說來好聽，名義上做教務主任，事實上是畫地為牢。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舊曆年間，講習會遷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脫身，離開了新竹。我受邀到宜蘭講經，當時我正邊學日文、邊翻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圓所著作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這是一部很受台灣讀者重視的經典，也就一邊講說這部經典了。

那個時候，台灣距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已有一段時日，社會的「三七五減租」、鄉鎮長的選舉，社會白色恐怖的氣氛，已經有所改進了。但是，我在宜蘭，經常受警察不斷給我騷擾。比方，每個星期半夜叫我起來問話，甚至於弘法時，因為放映的幻燈片上有日文的字樣，都受到警告、監視。不過後來，因為對傳道的熱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與各地的警察經常捉迷藏。慢慢的，終於為台灣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當然，其中艱難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兩句話可以道盡的了。

貧僧一生的歲月，在國家、社會裡遇到的不平不談，就是在佛教裡受長老們的壓迫，雖不能說罄竹難書，也是不只多次了。例如，我為東初法師編輯《人生雜誌》，替他趕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從江子翠走到萬華火車站，再到台北轉車到北投。下了車，外面正下著毛毛細雨，貧僧怕雜誌淋濕，脫下長衫，把它包起來，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頂，好像已經將近夜晚

十一點鐘了。發行人東初法師看到了也非常歡喜，就對我說，你很負責任。因為太晚了，也不得辦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來，住在法藏寺。

第二天他跟貧僧講，我中午要請客，你就留下來幫忙招呼吧。對於院長的託付，我當然樂意，就準備餐具布置。但當要吃飯的時候，他忽然叫我，你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貧僧覺得，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過校長，我也做過住持，我也是現在雜誌的主編，連跟你們坐一桌吃飯都不可以嗎？好，到廚房去吃飯！

這時經過廚房，看到廚房裡面忙的那許多人，貧僧都不認識，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吃飯，就只有走旁邊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階到山下，應該有四百階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雲端裡，怎樣走到山下，現在也不復記憶了，但我心中一點懷恨都沒有，發願將來一定要普門大開，歡迎別人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