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舊沙河夢》066。首當其衝

巴郎。《拾舊沙河夢》066。首當其衝

巴郎長篇自傳《巴郎舊事》第一部：《拾舊沙河夢》 

 *****  夢牽少年時，拾荒百萬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細清洗這兩眼昏麻。

常憶起曾經少年英姿，轉瞬間已過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難料變化，人生似爐鐵反覆錘打。

夕照驛道孑然歸去客，回首來路依稀是舊家。

巴郎  記於20191205  -  20201218

六六。首當其衝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其目的，在黨中央毛主席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及其隨後的會議決定，即《十六條》中，闡述得清楚明白，認為「在黨內隱藏著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要打倒這個「司令部」，並「揪出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有這種想法，其起因還要推溯到60年代初期的中蘇論戰。通過這場論戰，中方意識到，如果只注重經濟基礎，不重視意識形態，則可能通過潛移默化，和平演變，如蘇聯一樣，拋棄馬列主義，蛻變為修正主義，使無產階級革命成果毀於一旦，帝修反的復辟陰謀得逞。

為了防止這種可怕情況的再現，中國的探索和改革，在原有的起點上，奇特地高舉起列寧主義的大旗，走向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在國際上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方針，在國內把「一窮二白」當作最大的優勢，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把「反修防修」作為思想文化意識領域的工作目標，開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基於上述觀點，中蘇論戰促進了「文革」的發生。第一，製造了一種「反修防變」的現實危機感。第二，在論戰的推動下，原已存在於黨內的「左」傾思潮日益發展、完備和系統化，終於被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第三，促進了改換接班人、培養新的接班人的緊迫感。第四，促成和發展了一種以「和蘇修對著干」為特徵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並成為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

中央高層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視線，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改革，對斯大林時代政策的修正，其實含有許多積極的成分，受到蘇聯人民的歡迎，不應全盤否定，而應有選擇地借鑒。反而以自己的「左」，來反對赫魯曉夫的教條主義，結果使中共走向了極「左」，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於是，風起雲湧文革濤，波瀾壯闊紅旗卷。在中央文革示意下，紅衛兵把星星之火撒向全國山河，勢成燎原燒破天。按照《十六條》規定，順昌逆亡重新站隊，發動文革本意現。寧要聽黨的話的綿羊，也不要自以為是不聽指揮的雄獅，唯我獨尊氣派顯。首先，權力高層遭到清洗，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定性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打倒他們，國要變色，黨要變修」。

國家主席劉少奇，走資派中數第一。劉少奇，1898年生，湖南寧鄉人。早年入黨，投身革命，曾領導安源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長期在白區領導地下共產黨人從事秘密革命工作，后前往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並參與長征。抗日戰爭時期，領導中央北方局，擴大黨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力；後任中央中原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參與重組新四軍，開闢華中根據地。1943年，返回延安后，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和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

作為開國元勛，人民中國締造者之一，劉少奇主持土地改革，領導全國經濟建設改革，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元首，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曾經被領袖視作接班人選。後來他對領袖倡導的「三面紅旗」持有異議，反對「冒進」，並在三年自然災害后挺身而出，掌管權力，推行「三自一包」，扭轉了危難局面，使經濟復甦，因此與領袖結下齜齬。且在隨後的四清運動中，觀點和行事與領袖不盡一致，被領袖認為是「方針路線性錯誤」，會威脅到領袖自己的領導地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冠以「叛徒、內奸、工賊」名頭。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其實，劉少奇同志，作為黨內元老，幾十年來，獻身革命，為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清正廉潔，終其一生。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擁毛派」。從建黨初期、土地革命紅軍時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建國初期，他一直忠誠地堅定不移地站在領袖一邊，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與黨內的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宗派主義錯誤路線和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姑息的鬥爭，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忠貞衛士，是毛主席最可信賴的學生、同事、知己和戰友。

是劉少奇，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首提「毛澤東思想」，對其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並明確堅持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只是，在建國之後，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逐漸地，他與領袖在若干方面的立場觀點有了歧義。特別是在60年代主管中央工作以來，在國計民生、經濟建設領域，時常與偉大領袖的意見相左，分歧擴大，離心離德，導致最終決裂，分道揚飈。

劉少奇作為黨內頭號走資派，作為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打著紅旗反紅旗」，明裡暗裡對抗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其罪行罄竹難書。主要罪狀如下：

1962年，劉少奇接掌權力后，尖銳批評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克服幹部作風中虛假浮誇、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作風，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吸取經驗教訓，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其後，劉少奇對其早期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修訂再版。大肆宣揚孔孟的修身之道：「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要求共產黨人向封建孔孟儒學看齊，去進行自我鍛煉與修養，把共產黨人等同於封建文人，將兩者的思想覺悟混為一談。並批評黨內有人，「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 「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這些話，卻被領袖認為是在影射自己，心懷芥蒂。文革期間，此書遭到嚴厲批判，被稱為「黑修養」。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和「黑暗風」。其後，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領袖的意見，然而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而只是僅僅當作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鋪張浪費，蛻化變質、違法亂紀」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領袖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差距。而劉還同時要求全黨不要放鬆經濟工作，要將其放在第一位，試圖繼續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這顯然是明順暗抗，陽奉陰違，掛羊頭賣狗肉，歪曲領袖的指示，與領袖唱反調，分庭抗禮。

1964年四清運動時，劉少奇和鄧小平經過基層考察，自行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正錯糾偏，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經濟建設是強項，三自一包好規矩。黨內黨外盡歸心，內定接班春風意。毛主席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雙方在工作會議上，產生激烈矛盾，這使領袖與劉鄧貌合神離，關係開始破裂。雖然隨著四清運動的開展，劉少奇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在思想上接受了領袖「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並將夫人王光美總結的「桃園經驗」在全國推廣，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

然而隨著運動深入，毛劉對階級鬥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分歧公開化。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主席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領袖提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劉少奇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在會議上領袖佔了上風，「四清」運動按領袖的意見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然而，領袖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並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準備了理論前提。這時，領袖已經將劉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毛劉為代表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兩種方針，終於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偉大領袖是個自尊心極強、霸氣乃至執拗、兼有帝王之氣的領導人物，這在他早年的詞「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中已有體現。建國之後，領袖理所當然的坐上了共和國第一把交椅，此後一直極重視自己的威望，生怕誰在黨內的號召力超過了他。如果領袖覺得誰的威信超過了他，他一定會想辦法把他趕下台，這些做法已經類似於古代封建專制君主了。

1962年，當時領袖因為大躍進的錯誤，引咎責己，已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取而代之的正是劉。領袖因此感到自己被架空，已經開始醞釀整劉少奇的事情了。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時，兩人的矛盾到達了頂點。劉在南下視察座談時指出：「現在調查研究，按毛主席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目前，我們這種工作方法，層層聽彙報，或者看報表，不行了。這種領導工作、領導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們現在這種靠會議、報表的領導方法，一定要亡國」。表達了對領袖的不滿。這次發言使毛、劉兩人多年的積怨又深了一層，毛對劉的批判活動一觸即發。

劉少奇自身也有不檢點之處，在延安時期，他極力反對領袖與江青同志的結合，認為江青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濃厚，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嚴重，不適宜給領袖當個好內助，反而可能扯領袖後腿。但領袖戀深情熱，沒有認真考慮老友的忠告，與江青終成連理。而劉自己，卻也不如自我標榜地那樣立場堅定，修養良好，在解放后，娶個老婆王光美，買辦資本家小姐，年輕貌美，風流嫵媚。他視作掌上明珠，借工作之便，常攜夫人履行國家主席職責。招搖國外會政要，艷麗瀟灑交際周旋，受人羨慕。相對於他們夫妻恩愛，和諧美滿，難免不招到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的嫉妒詆詬。文革發動，給江青送來機會，身為中央文革要人，手握權力，怎能不大打出手，拔掉劉王這枚眼中釘肉中刺，還天下一片清白，出老娘一口悶氣？

文革開始后，雙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劉鄧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領袖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7月份，領袖拒絕劉少奇要求見面的請求，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組，嚴厲批評劉鄧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下令撤銷工作組。在隨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十六條》中，領袖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央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在年底的中常會上，劉鄧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造反司令」蒯大富帶人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1967年1月，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鄧「罪行」。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了批鬥，隨後，劉少奇被抄家，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央文革組織群眾，多次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中央成立了以謝富治為組長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認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

1968年，劉少奇被押外地監禁，11月12日，在放逐拘禁中，病逝於河南開封。功高震主無好景，鳥盡弓藏烹走狗。眾叛親離子女棄，病死牢獄無人救。直到1980年，撥亂反正，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十年沉冤今昭雪，回首往事長嗟嘆。立身為公重修養，敢冒矢石犯天顏。歲寒難侵傲松柏，風範長存比高山。榮辱不驚憑人心，九泉春綠柳葉鮮。

巴郎  記於20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