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舊沙河夢》062。風起雲湧

巴郎。《拾舊沙河夢》062。風起雲湧

巴郎長篇自傳《巴郎舊事》第一部：《拾舊沙河夢》 

 *****  夢牽少年時，拾荒百萬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細清洗這兩眼昏麻。

常憶起曾經少年英姿，轉瞬間已過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難料變化，人生似爐鐵反覆錘打。

夕照驛道孑然歸去客，回首來路依稀是舊家。

巴郎  記於20191205  -  20201218

六二。風起雲湧

首都紅衛兵鬥志昂揚地奔赴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傳經送寶，煽風點火，真正揭開全國文化大革命序幕。在中央文革煽起的所謂捍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狂熱下，各地紅衛兵衝擊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和社會，對他們認定的所謂「封資修」的事物進行大破壞，許多人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鬥、抄家侮辱、毆打迫害。這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踐踏民主和法制的行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自然而然地引起地方黨政領導的壓制打擊，一時間，全國社會陷於大混亂。

針對如此狀況，領袖卻並不認為是壞事，反而認為是好事：「天下大亂，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推行一條「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其要進行聲勢浩大的批判。作為領袖的前秘書，陳伯達聞弦音知雅意，在會上發言，對紅衛兵的破壞行動竭力吹捧。領袖極為高興，提議說：「各地學生要來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

聽聞領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后，全國各大專院校和中學率先響應，受到壓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學取經，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狀求援。黨中央國務院隨即發出通知，要求組織外地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和教職員工代表免費來京參觀、學習運動經驗，生活補貼由國家財政開支，交通坐車乘船不要票，吃飯住宿不花錢，各大中小學校停課鬧革命，學校眾多的宿舍、機關單位及工廠事業的空閑房屋都騰出來開設接待站。這一舉措，鼓勵了紅衛兵大串連，並促進其走向高潮，也使種種越軌不法行為不再受到約束，造成了原有運轉秩序的全國性癱瘓。

黨中央毛主席的大力鼓動支持，促進了紅衛兵運動發展到巔峰，作為一個新起的政治勢力已完全登上歷史舞台。從人數上講，到1966年10月，估計投入運動的「紅衛兵」 已達1000萬人以上。

其實，紅衛兵只是一個時髦通稱，當時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凡是願意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緊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投身於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由自己個人，或集合一幫人，建立個組織，稱呼為「紅衛兵」。當然，紅衛兵的前提是本質要好，根正苗紅站好隊。出身工農血統純，無產階級紅五類。娘胎裡面熱愛黨，天生革命自然會。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遭罪。心須是三代歷史清白，出身於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紅五類」家庭，而不能是地富反壞資本家「黑五類」家庭的子女，這是不成文的政策規定。後來略有放寬，只要你能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或大義滅親，參與批鬥剝削階級的父母祖輩，也可得到革命群眾的認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加入紅衛兵，但只能為普通成員，不能擔任重要職務。

當時各大中學校里，都有幾支或十幾支分別取不同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多稱為「戰鬥隊」。戰鬥隊的名號，多援引自毛主席詩詞，或當地當時的重大事件的日期，如「雲水怒」「千鈞棒」「東方紅」「百萬雄師」「全無敵」「叢中笑」「五一六」「八一五」「反到底」「赤旗」「主力軍」等，千奇百怪，但都稱作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紅衛兵的組織架構大同小異。戰鬥隊內，多按軍隊編製，或分為組班排連營團師，或分為小隊中隊大隊支隊縱隊等，視人數多少或地域單位而定。許多學校工礦農村的紅衛兵組織，因觀點一致而聯合，形成地區性的大型組織，又稱兵團或司令部。每一級基層戰鬥隊的頭腦，以「某長」命名，如團長師長支隊長縱隊長等。而地區性兵團或司令部的頭腦，俗稱為「司令」，正規稱呼為「勤務員」。勤務員一稱，本是軍隊首長身邊的侍從，端茶倒水，照料首長起居，干勤雜活，地位很低，多為列兵。取此稱謂，是剔除其地位低下的內涵，取其為人民服務的精髓，不但不顯卑微，反而很有面子。一般按在兵團的地位，順序排列，呼為「一號」「二號」或「三號」勤務員，大型組織的一號勤務員，也稱為「總勤務員」，或直稱「總司令」。

即然組織架構遵循軍事編製，那麼其典型著裝，除了沒有帽徽領章外，也是准軍事化，從裡到外，以著軍裝為榮。參照解放軍部隊，統一標準來著裝。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條武裝帶、挎包水壺鈄背皮帶上。軍帽多為解放軍式綠色布帽，或綠色尼龍布帽，也有標新立異的，戴著灰色八路軍帽，或紅軍時代的灰布八角軍帽，這些只是少數人，因其製作難度大些，故沒有流行開來。大部分紅衛兵戰士，都內穿白色襯衣，身著卡嘰布或尼龍布士兵裝，即軍裝只有兩個帶蓋加扣的口袋，位於上部左右胸位置，扣上風紀扣，下穿寬鬆的綠軍褲，著綠色解放膠鞋。有些愛美的戰士，多為女孩，心靈手巧，設法修改綠軍服，將其敞領束腰，以顯出脖頸白晰腰肢苗條，紮上皮帶后，胸部突出豐滿，凸顯精神。

紅衛兵幹部們，則多著軍官服，也就是軍服是四個口袋，下面兩個口袋大些，好裝文件等，也有多背一個文件皮包的，和挎包左右交叉，十字型地鈄背肩上。皮帶最好是寬牛皮帶，模仿解放軍，在全屬帶扣綴上「八一」兩字。高級幹部們，則身著呢料幹部裝，綠中帶土黃，稱為「將校呢」，也有著深藍色「海軍呢」的，多是工礦企事業機關幹部出身，有此偏好。由於中國地域廣大，南北溫差較大，戰士幹部，多有一件仿解放軍士兵似的笨腫的軍棉大衣，雷鋒似的帶耳棉軍帽。而勤務員們，則多有一件將校呢的呢大衣，外加一件長披風，模仿著人民公敵蔣委員長那樣快碎步行走，大衣或披風被風掀起一側，後面跟著一眾隨從，倍兒覺威風而神氣。

這些服裝，大多是仿製解放軍軍服，如果有軍內關係網的，如在軍分區或武裝部認識人，也可從部隊里鼓搗出來真正的軍服。甚或至於少數人，嘯聚一夥，月黑風高，遇見執勤落單的解放軍戰士，或轉業退伍軍人，一擁而上，強搶強奪強買強要，軍帽軍衣軍褲挎包皮帶軍鞋，席捲一空，揚長而去。

除了身著綠色軍裝外，紅衛兵還用若干附件來彰顯身份。在左臂上，通常要佩戴紅袖章。袖章約10餘厘米寬，縫成套狀，纏套在左臂上，套上可縫有橡筋，靠彈性伸縮固定，或在不顯眼處用別針固定。袖章多用紅布製作，也有用紅色綢緞的，質量更好。紅袖章是紅衛兵的標識，自文革發明后，幾十年來，仍在廣泛使用。如街道的退休老爺們小腳大媽們，閑不住，左臂上籠個它，維持交通秩序市場安全，如集會糾察飯店商場保安，防止盜賊宵小水火警兆等，都須佩戴，一個小小的紅袖章，一旦戴上，就象換了個人，顯示其擁有執法權力，請敬而遠之。

紅袖章上，用黃色油漆橫寫，上楣小字「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中央大字「紅衛兵」，下方小字寫出隊名，如「四川省萬縣縣屬機關東方紅兵團」等。如是幹部，則在紅袖章上方另綴一塊名片見方的臂徽，上書「隊長」或「一號勤務員」等。除了袖章，在左胸前，通常別上一枚毛主席像章，大小形狀各異，乃個人收集物，我見過有人別上碗口大的一瓷像，就象古代殺仗時武將遮擋胸前的護心鏡，離兩丈遠也能看清楚偉大領袖那慈祥的笑容。

紅衛兵初期是不持武器的，直到「破四舊」抄家時，或後來武鬥時，應文攻武衛需要，方才有持棍棒鐵條的。串連初期的紅衛兵，都是手持作業本一樣16開大小的厚厚的《毛澤東選集》，或稍薄一些的《毛澤東著作選讀》，裝在鈄挎於身上的挎包里，取用都不是很方便。直到66年底67年春，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仿造林付統帥的創新，全國大量發行《毛主席語錄》后，方才可能人手一本袖珍本，即是後來世界聞名的「小紅書」。小紅書64開，巴掌大小，套上紅色塑料封面，可放在胸前衣袋中，隨時取用，方便極了。通常活動時，小紅書是不離手的。用左手持握，左臂內收橫放胸前，小紅書豎立緊貼心口，昂首挺胸，兩眼前視。在背誦語錄時，或行進時，都要邊呼喊邊手揮紅寶書，隨時準備來個英雄亮相。

紅色衛兵是利刀，革命理論一套套。崇拜領袖熱血沸，指哪打哪霹靂炮。砸碎一個舊世界，陳規舊矩連根薅。破除四舊立四新，不惜赴湯把火蹈。

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抄家」等，「打砸搶」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反行動衝擊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理所當然的受到壓制，冤屈難伸。紅衛兵組織也由於觀點不同和利益的爭奪，發生分化改組。他們打出各種派別旗號，展開劇烈的派系鬥爭。

於是，借大串連的機會，各地紅衛兵源源不斷湧向北京，渴望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一伸冤屈。千山萬水跋涉來，五湖四海匯一方。他們在北京聚集期間，除了尋求公正外，還渴望得到仹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親眼看見毛主席，祝福萬壽永無疆。毛主席深體下情，不孚眾望，支持革命紅衛兵，統帥巨手寫華章。從8月起，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林付主席和中央文革成員一起，連續八次登上天安門，檢閱百萬小闖將，接見首都和外地來京紅衛兵，總人數超過1000萬。毛主席當時的裝束，就是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衛兵紅袖章，這更加公開了他對紅衛兵的肯定支持，也以個人的權威魅力，促使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1967年進入奪權階段后，圍繞權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會裡名額的多寡、誰分管有實權的部門），紛爭吵鬧不休，紅衛兵組織分裂為不同的派別，以致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於是說：「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為穩定局勢，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學校師生停止大串連，複課鬧革命。在毛主席「推翻」以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的達到以後，「從大亂達到大治」，工宣隊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複課鬧革命，隨著紅衛兵大聯合，召開紅衛兵代表大會，最終解除了紅衛兵過度膨脹的權力。1968年底，紅衛兵作為一支文革政治力量，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逐漸被新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取代，壽終正寢。

巴郎  記於20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