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舊沙河夢》060。紅色衛兵

巴郎。《拾舊沙河夢》060。紅色衛兵

巴郎長篇自傳《巴郎舊事》第一部：《拾舊沙河夢》 

 *****  夢牽少年時，拾荒百萬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細清洗這兩眼昏麻。

常憶起曾經少年英姿，轉瞬間已過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難料變化，人生似爐鐵反覆錘打。

夕照驛道孑然歸去客，回首來路依稀是舊家。

巴郎  記於20191205  -  20201218

六十。紅色衛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是由於領袖錯誤的評估了當時我國的政治形勢，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而發動的，而運動的進程，又被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和內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即然是兩個陣營、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對決，那麼，面對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可能」的猖狂反撲，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要想取得徹底勝利，就必須要掌握一支強大而得心應手的軍隊，紅衛兵就應運而生，成為這支文革大軍的急先鋒。

紅衛兵喻意為「毛主席的紅色衛士」，是指在文革中，由大中學生成立的群眾組織及其成員。1966年5月底，清華附中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此後迅速遍及全國，成為了在極「左」思潮支配下以青少年為主體的群眾性組織。

由於當時譚力夫倡導的「血統論」「出身論」盛行，最早出現的北京紅衛兵，多由幹部子弟為骨幹。他們在北京多個城區的中學組成糾察隊，所謂「出身不好」的諸如黑五類的子弟被排斥在外，並且大多數職工和市民子弟沒有資格，只能冷眼旁觀。開始時，這些糾察隊並無固定成員，也無統一且正規的加入手續。直到66年8月，糾察隊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聯動的成立背後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北京衛戍區的支持，意在通過紅衛兵來維護當時已經出現混亂的秩序。當時文革正起，中央國家機關及北京市委受到衝擊，領導遭受批鬥，黨和政府的工作陷於部分癱瘓，因此對恢復和維持正常秩序，顯得尤為緊迫。66年8月起，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上，八次接見來京的百萬紅衛兵，聯動承擔了大會的「標兵」任務。

隨著文革的進一步開展，聯動的行為漸趨暴烈。他們開始對舊人員（指曾為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軍、軍統及中統等特務組織等工作過，1949年後留在大陸並被新的黨政軍機關或企事業單位任用的人員）、各級學校教職員、有所謂「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等等，及上述各類人員的家庭成員，進行大規模地抄家、批鬥、毆打、刑訊等，造成了多起血腥事件和人員傷亡。

當文革鬥爭矛頭轉移，原掌握實權的各級幹部被有針對性的打倒、火燒、油炸、炮轟等，聯動的幹部子弟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意圖抵制對老幹部的衝擊。這批十六七歲的青年人，多為烈士子女和高幹軍乾子弟，曾受到領袖肯定的最早的老紅衛兵，長期自命為「天然革命接班人」。現在，他們驚心地發現，自己燒起來的「天下大亂」之火，燒著了自己的父輩，連自己也成了黑幫、走資派的「狗崽子」，很快將會失勢，他們只能利用「血統論」組織起來自救。他們與首都後起的紅衛兵進行辯論，騎著自行車穿越北京大街，呼口號、散傳單、貼標語，衝擊公安部。雖然明知是雞蛋碰石頭，卻囿於保父並自保的個人立場，只能逆潮流而動，聯合全國各地上百所學校的紅衛兵，反對中央文革和「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從最初的「造反」，變成了後來的「保皇」。

由於聯動的活動干擾了領袖要打倒走資派的戰略部署，1967年1月被定性為：「 『聯動』是反動組織，頭頭是反革命」，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首都高校紅衛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搗毀聯動的「據點」，舉辦「聯動罪行展覽」，抓捕139人。在紅衛兵成立后一周年的1967年4月，作為組織的聯動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各地類似聯動的組織，如瀋陽「紅後代」、武漢「三字兵」、濟南「黑字兵」等，也先後遭到了鎮壓。

後起的紅衛兵見於首都高校，很快蔓延全國，由於多是大學生，眼界、見識、膽量、能力等都比聯動中學生們高出層次，是紅衛兵的主流。最初，他們對中央文革唯命是從，依靠地方黨組織和工作組，仿效老紅衛兵，只吸收出身好的紅五類子女參加。由於在一個單位內部存在不同的自發紅衛兵組織，組織之間由於立場觀點差異，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互相指責對方是「保皇派」，而標榜自己是「造反派」。每一個紅衛兵組織都公開擁護黨中央，聽從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指示，反對社會上和本單位的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隨後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促成紅衛兵全國大串連，出現了當地各派紅衛兵組織的革命大聯合。紅衛兵聽從毛主席「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指示，主張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給黨和國家以及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內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紅衛兵組織聯合奪取本單位本地區的領導權力以後，造反派進入奪權以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

最著名的紅衛兵典型是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包括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

聶元梓並不是大學生，她是北大中層政工幹部，原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在揣摩上意，發表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后，成為一時無兩的風雲人物，當仁不讓地成為首都紅衛兵領袖，全國紅衛兵的標桿。在趕走工作組，打倒舊北大黨委后，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受到了領袖的親切接見。從此，她成為攻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急先鋒，中央文革的打手，對中央和北京市委高層的走資派進行批鬥和迫害。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聶元梓榮任副主任，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聶元梓當選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是烈士女兒，文革初，空前活躍而堅定。曾在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天派」總司令）。1966年底率領紅衛兵到四川成都把老帥彭德懷押回北京，強行逼供毆打，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要彭德懷交待「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反對『三面紅旗』？」「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額受傷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1967年7月26日，她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劉少奇批判會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圍堵中南海各門，受到周總理的阻止。又企圖打倒徐向前等軍中元老，在北航設立「隔離室」18處，審查了465人，170人受到非法關押，20餘人非正常死亡。韓愛晶是「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航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1966年6月最先響應聶元梓，將鬥爭矛頭指向校黨委和工作組，成為「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8月底她組織了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11月在戚本禹、康生授意下，率隊200多人，到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砸毀國務院豎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挖墓鞭屍，燒砸搗刨，毀破孔府孔廟孔墳文物無數，影響力廣泛。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餘人衝擊農業學大寨展覽會，炮打譚震林。譚厚蘭是「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師大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王大賓，四川省西昌人。文革初狂熱地投入「造反運動」，與韓愛晶一道，曾參與迫害彭德懷的活動，成為龐大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地派」領袖。他叱吒風雲，在60天內4進地質部，強行翻閱和搶走了機密檔案，揪斗部領導，並經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會拋頭露面，被中央文革小組視為心腹，顯赫一時。王大賓是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

與聶元梓的「大內侍衛」「御用打手」身份相比，蒯大富只能算草民布衣，白手起家。身為清華大學普通學生的蒯大富，於66年6月，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率先要求同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進行公開辯論，提出要「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並要求奪權。工作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認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被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7月底，中央文革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撤銷工作組。8月初，清華大學舉行大會，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此時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仍屬弱勢。1966年9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成立。為支持清華大學文革，決定給予蒯大富「首都紅三司負責人」的頭銜，並同意蒯大富在成立大會上以此身份，帶領在場3000多名紅衛兵宣讀誓詞。自此，蒯大富得到了「蒯司令」的綽號，成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第一把手。

從此，他將自己綁在中央文革的戰車上。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張春橋授意下，蒯大富布置任務、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在天安門廣場上，聚集數萬紅衛兵，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參與上海「一月奪權風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斗。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組成「揪斗劉少奇火線指揮部」，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兵團充當急先鋒，圍困中南海，採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7月25日，林彪接見紅衛兵，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揮手下把二、四方面軍的幹部打成「帶槍的劉鄧路線」，並進一步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大談「奪權經」。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挑動清華大學武鬥，導致18人死亡，30多人終生殘疾，1100多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巨大。清華的武鬥促成北京各校的大規模武鬥。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開槍造成5名工宣隊員死亡，數百人受傷。蒯大富是「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聶元梓同志曾是大學講師、中層領導，相比較之下，學生們更覺草根蒯大富同學具有親合力。

一則多年來的師道尊嚴傳統，師生間無形中有著隔閡，而同學間則較親密無間。

二則聶元梓的舉止似乎有秉承上意，為尊者代言之嫌，而蒯大富則是忠正耿直嫉惡如仇，斬蛇而起，以救天下蒼生。

三則聶元梓算是年輕的「老革命」，資歷擺在那裡，使人敬畏信服。而蒯大富則是恰同學少年，激揚文字，憑著自身的才幹和能力，脫穎而出，成為政治新星，也成為了學生們崇拜心服的偶像。學生們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一絲自己的影子，能稍微滿足暗藏內心青春萌動的丫丫夢幻。

所以，儘管在紅衛兵五大領袖中，他緊隨聶元梓同志之後，屈居第二，但在廣大紅衛兵戰士心目中，在中央文革眼中，蒯大富同學才是當仁不讓，真正手執牛耳，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領袖人物。

1968年領袖為了制止武鬥，穩定高校，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首都高校，要求學生回校，複課鬧革命，卻受到了首都紅衛兵的抵制。因此於7月2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接見了紅衛兵五大領袖。老一代革命家和這些初生牛犢們，談話長達五個小時之久，嚴厲批評紅衛兵，要他們聽從指揮。五大領袖當場投入領袖的懷中痛哭認錯，返回學校，動員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戰鬥。其後，紅衛兵結束學業，畢業分配，到基層、邊疆、工礦、農村，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接受「再教育」，盛極一時的紅衛兵運動遂偃旗息鼓，煙消雲散。

文革結束后，紅衛兵五大領袖，分別被判處九到十七年不等的刑期，剝奪政治權利等，為他們的政治生涯劃上了句號。

巴郎  記於20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