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朋友,工作之餘在幾個醫院裡做翻譯。前幾天到我家來,給我們講了她最近一次做翻譯的經歷。
她那次去的是一個醫院神經科的翻譯活,時間是上午十點,這次與往次不同,不是跟患者和醫生之間的交流做翻譯,而是參加一個會議。 朋友提前到了,那位Manager跟朋友說,患者是一位88歲的婦女,出院在家,這次來參加會議的是她的女兒和老伴。十點鐘的時候,二位醫生,一位technologist, 一位部門manager, 一位social worker, 還有一位護士,加上我朋友一共七個人都到齊了,可是患者家屬還沒有來。七個人都在等,其中包括二位醫生。
十點十五了,沒聽見敲門聲門就被推開了,站在門口的一個人嚇我朋友一跳:墨黑的太陽鏡,碩大的頭盔,瘦的像大煙鬼一般,臉上沒有一點笑容的看著都在等他們的大傢伙。黑墨鏡的旁邊站著一位老人,大概就是患者的老伴,黑太陽鏡的父親。若不是事先manager告訴我朋友是患者的女兒,朋友還真的看不出來她是一位女士。這位患者的女兒對於自己讓這麼多人等她的情況沒有任何的歉意,第一句話竟然指著我的朋友問那位部門manager:" Who is she?" 部門manager 說,是醫院請來的翻譯。誰知這位女士用英語說:「We don't need her.」 部門Manager說,翻譯今天來不是為你,而是為醫院,是院方需要保證你們清楚的明白院方想表達的意思,而不是像上次一樣吵起來。
朋友坐在那裡沒吱聲,一是因為患者家屬的粗魯無禮,而是因為不知道之前發生了什麼。而部門Manager剛要宣布會議開始,這位女士竟然招呼也不打就出去了,過了十分鐘左右拿著一杯咖啡回來。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誰也沒吭聲。
之前部門Manager說,患者一家是香港人。女士的母親既然已經88歲,想必這位女士作為女兒也已經年逾六十。開會了,她摘掉了墨鏡,但依然帶著頭盔,鬢角斑白的頭髮依然可見。她臉色蠟黃,瘦的有點嚇人,可是精神頭足得很。會議剛開始,那位social worker剛開始講了不長時間,她就不斷的打斷他的話,陳述她自己的意見。或許香港人的英語都很好吧,她說的英語很流暢雖然語音不敢恭維。那幾位參加會議的人輪番講述患者住院期間的情況以及院方所做的努力,當患者家屬曲解院方意思的時候,朋友在跟她解釋院方的意思。她非常敵意的看著我朋友,很不耐煩的說她不需要朋友翻譯,她會講英語。朋友說:「我並沒有否認你會說英語,我也沒有想給你做翻譯,我只是受院方委託讓你真正明白他們的意圖,僅此而已。」那位女士冷酷厭惡的看著我朋友,讓那幾位在場的人面面相覷,朋友解釋完之後對那幾位參加會議的人說,我要跟她解釋的說完了,你們可以繼續。。。
自始至終,朋友和院方都一致覺得,這位女士所說的所有話,都意指院方沒有盡到責任,沒有好好治療。她要求院方重複一些沒有必要重複的檢查,院方說這樣的檢查都很貴,如果需要做的他們一定給做,只是已經做過了不必重複的檢查他們無法滿足她的要求,因為不合理。她又要求送患者去康復醫院,院方說康復醫院也不是隨便可以去的,患者不符合要求。按照她的年齡和病情恢復情況,去康復醫院的意義不大,而且這些也不是醫院說了算的,他們需要準備材料,遞交申請,等待被審核。而且還說,根據他們的經驗,雖然患者不符合要求,但是如果家屬非要申請的話,院方可以去做這件事。後來那位social worker說:「我們都在想辦法來幫助您的母親,沒有人想傷害她。」人們是聰明的,這位女士自始至終都心懷不滿充滿敵意的語氣和態度,大家一定懂得她的意思。後來她又索要各種檢查結果,院方也都一一滿足了她。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會議,院方也提出自己的意見,說年齡大了的患者,患上中風這樣的疾病預后都會有一定的問題,對於一些無法逆轉的癥狀,在家裡比在其他地方更能安撫患者的心,而這位女士步步緊逼,極其敵意的,懷疑院方治療甚至懷疑院方迫害自己母親的各種暗指,以及在會上又一次提出院方找我朋友做翻譯讓她感覺很不舒服的話,都讓我朋友十分無語。
會議終於結束了,朋友感覺這是她最累的一次翻譯工作,在國外,人們對香港人,大陸人是沒有一個清晰界限的,我也堅信,不管你是什麼地方的人,決定你自己素養的跟人種,膚色,地域絕無關係,是你自己的一言一行決定了你在人們心目里的形象。當一個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在外的時候,群體里的絕大多數人素養好,即便有極少數低劣的人也不足以改變人們對這個群體的印象;而當一個群體里的絕大多數人都很低劣的時候,人們厭惡整個群體也就不足為怪,雖然有少數素養很好的人。懶惰,暴力,粗野,下流,滿嘴謊言,投機鑽營,心懷惡意,欺騙,損人利己,貪小便宜,猥瑣,自以為是的人在任何族群里都有,就像高貴優雅,自律,善意,包容的人在各個族群里也都有一樣。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之人,形形色色之事,黑白明暗,是非曲直是常態,最好別一半一半,而是多一些善,少一些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