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由的畏懼

1941年，世界大戰的戰火正加快腳步逼近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年度國情咨文講演中提出了他那舉世聞名的『四大自由』普世權利 - 普世人類均應享有的四項基本自由。四大自由之一，『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正是針對愈演愈烈的戰爭對於人類的巨大威脅。

恰好在同一年間，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學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畏懼自由》（Fear of Freedom，又名Escape from Freedom）出版。

人人均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之權利，但假如自由也會使人產生恐懼感呢？悖論也就因而產生。按普世價值觀，人人皆嚮往企盼自由，怎麼可能會對自由生出恐懼感？弗洛姆這樣解釋：當人們談論『自由』的時候，有必要區分清楚兩類狀態，一類是『freedom from』，擺脫的自由，另一個是『freedom to』，追求的自由。前者消極被動，後者主觀能動；前者從擺脫中得到自身的安全感，後者在追求過程中獲得個性解放；前者negative，後者positive。當我們身處某種形式的禁錮束縛中而被動地祈望擺脫（freedom from）的時候，總不免同時須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所謂『對自由的畏懼』，其實是人們對自由所須付出代價的下意識逃避，如果他們又不具備為自己創造新環境的能力和動力，就會傾向於在固有的社會框架中謀求解脫。

不難看到，羅斯福總統的『Freedom from Fear』恰恰正是弗洛姆所說那種『擺脫的自由』。當時機恰當的時候，『對freedom from的嚮往完全有可能引領人們走向災難。一戰之後的德國面對巨大的社會危機，經濟崩潰信念缺失，一向渴望秩序的德國人亟需擺脫民族危機，為自己重建安全感與自信心，弗洛姆在這裡指出，當一個國家或民族正經歷對這種消極自由的渴望時，難免會向威權主義屈膝。無論是當年的納粹德國，還是今天的共產中國甚而川普美國以及重新向威權主義傾斜的整個世界，都在印證著他的這個論斷。

換一個視角觀察，『對自由的畏懼』，其實不過是人們對自由的對立面 - 安全感的追求，所謂『趨利避害』。當薩特先生宣稱『人生而自由無可選擇』時，他其實是繆誤了。自然人從沒有在完全的自由中生存過，從來都生活在某種威權狀態之下，或治人，或治於人。原因也十分簡單，人類是一種社會性極強的動物，更且是dominance hierarchy social animals。對消極自由的渴望是人類的動物本性，在這樣一個閉合系統中以某種較新的秩序替代從前的秩序，『吾皇已死，吾皇萬歲』，循壞往複終歸不得脫離治與被治的關係，這其實可以被解讀成人類社會的一種正常形態。而積極的、追求的自由則只能屬於獲得了獨立人格，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們，在大多數歷史時段里倒是並不能夠左右得了社會的走向。

羅克威爾在他『四大自由』畫作系列里這樣表達他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理解：一對父母正站在他們睡熟著的孩子們的床前，母親悉心地為孩子掖好被角，一旁的父親手裡拿著剛剛讀過的報紙，上面的新聞是當天倫敦大轟炸的消息。想必他們是因為看到了這樣的消息而為孩子們的未來擔憂著，怎樣才能給予他們一個無憂無慮的未來呢？羅克威爾以父母對孩子的關愛表達出了人們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渴望之情。

不過讓我們再來對親子關係做一次稍微另類的思考：在所有動物當中，人類撫養後代所需的時間是最長的，從舊石器時代的七八年到現代社會不可思議的將近二十年，子女必須一直仰賴父母的養育，服從他們的權威。個體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將會自覺去習慣適應威權，在一個父權不僅在家庭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起主導作用的文化里就更是如此。為擺脫不安全感而傾向於認同威權，至少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如此選擇的，所謂人人嚮往自由的動人口號並經不起弗洛姆的嚴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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