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見俊輔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中下了相當大的功夫反省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當年日本的知識份子會那麼整齊劃一集體倒向日本軍國主義一邊,而堅持獨立思想的人落得如此勢單力孤潰不成軍?二戰後的知識界回頭去看,不免困惑於如此非理性,甚至於愚蠢的集體選擇,那簡直無異於選擇了集體自殺嘛!鶴見俊輔的一個答案是:自明治維新以降經年累月持之以恆的大和民族特殊論大日本帝國國家主義宣傳效果卓著,終於把日本國民全體納入了其軍國主義的戰車之中,從國家到個體均不得自拔。
漢娜·阿倫特在談到為什麼當年的德國知識份子如此整齊劃一地倒向威權時用過一個德文詞 gleichschaltung。Gleichschaltung在英法文里似乎找不到完全準確對應的譯法,但它在中文裡卻有個極傳神的表達:站隊。不需要到古代去尋找例子,現代中國『站隊』的故事比比皆是,國共對壘時知識份子有選邊站隊的課題,四清運動反右鬥爭文化革命中找隊站更是個攸關性命的難題,毛遺孀與鄧小平之間選哪邊?江胡薄習該上誰的船?『站隊』,是中國知識份子生活中一個重而又重的抉擇。按阿倫特的說法,知識份子的工作性質本來就屬於'閉門造車',他們也就得以自發自覺地替自己造出些十足的理由去'gleichschaltung','站隊'。
自發自覺地選擇站隊,這是人類本性使然,在所有威權傳統深厚的社會都屬正常態。社會動物的一個求生本能就是從眾 - 跟著群體跑,安全!廣大人民群眾不需要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領導一鼓惑一激勵就能像沒頭蒼蠅一窩蜂,順從地集合在軍國主義的旗幟下。知識份子因著他們的工作性質卻不得不為自己製造出這樣那樣的理由,為站隊提供些說得出口的理論依據,只是這時候,他們從自以為的』群眾意見領袖『一步蛻變成了貨真價實的』從眾者『。米蘭·昆德拉使用另外一個德文詞,kitsch,進一步深刻剖析了人類這種從眾的心理傾向。從眾,有時是感到了不依從的危險,但很多時候只是為了滿足潛意識裡那個『從眾的快感』。
對同一件事的反省,鶴見俊輔看到外在的洗腦威力,外也;阿倫特她們洞見人性本身的軟弱,內也。東西方對人性的認識和理解,高下立見。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該怎樣,才可能將自身從社會動物的人類,提升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當年活在鐵幕背後的東歐國家異見人士們給出了他們自己的答案:「不存在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只存在個體的問題 - 這問題涉及意識、主觀性,涉及在真相面前活著的權利,涉及有尊嚴地活著的權利。」
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這句話還要再加上『文化』二字,才算完整 - 「不存在國家、社會,和文化的問題,只存在個體的問題。」 對威權傳統深厚的社會,這是一個唯一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