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驢共和國》

《黔驢共和國》

• 續《社會主義旅鼠國和社會主義蟋蟀國》

曾經寫過這麼一個帖子比較朝鮮和古巴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那時自然也琢磨了琢磨中國，一時卻未能提煉出什麼。這一次台灣大選，中國那裡自然有些或大或小或腦殘或無腦的動作。細觀察之，就隱隱約約找到了感覺，'黔之驢'的影子漸漸清晰起來 - 當下中國，不正是一個實至名歸的黔驢共和國嗎？

驢子這種動物，吃苦耐勞且任勞任怨，既聽話又好養活。未庄人讚揚阿Q的話 - 「阿Q真能做！」，驢子們也是當之無愧的。給蒙上眼睛它們就不作多想，磨面便磨面，拉車便拉車，特別地聽使喚，真是很不錯的勞動工具。

驢子的這些優秀品質來自於它們悠久的歷史。據考證，毛驢的馴化至少有五千年之久了。它們從遠古走來，一路上熬過了多少艱難歲月多少次主人的鞭策訓導多少回被做成了阿膠和驢肉火燒，活著的目標終於被牢牢地鎖定在幹活、吃草或被吃、再努力地傳宗接代以延續吃與被吃和勞作的偉大事業中。

驢子們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優點還有別樣的一些特色，柳宗元先生在《黔之驢》這個典故里列舉了其中兩個。一個是毛驢的嗓門特別大，一張嘴就是咿昂！咿昂！聲音能傳到八里地外，謂之'驢鳴'。有俗話說，'三頭毛驢一台戲'，幾頭驢子一起大鳴大放起來，驢棚的頂子都會給掀翻。另一個是特色是'尥蹶子'；感覺受到了威脅的時候它就會揚起后蹄奮力向後一蹬，力道十足。但因為是蹬向視角之外，多數時間只是蹬在空氣里，做了無用功。'驢鳴'和'尥蹶子'是驢子們相互之間的鬥爭手段，一曰'文斗'，一曰'武鬥'。

常見的情形是，當兩頭毛驢相遇時，為要分出高下次序它們就會各自地'鳴'起來，以音量大調門高的為勝出者。文革當中，兩個不同派別的造反組織各自架起高音喇叭向對方宣讀毛語錄。一邊朗誦，'一切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另一邊則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都說自己是在捍衛毛而對方是在反革命，都不是在講理，只是希望以高的音量壓倒對方。感到情勢於己不利時驢們也會自然而然地驢鳴起來，這時就純粹出於本能，常常會於事無補的。黔驢遇上了老虎時就是這種情況，驢鳴了半天，卻並不能嚇住老虎。每逢台灣大選之時，中國人民也都會發出武力攻台的怒吼，雖然完全嚇不住台灣選民但仍然攔不住他們每次都會吼，不外是純出於本能之舉。

僅靠驢鳴仍然分不出高下強弱時，驢子們就會互相尥起蹶子來。比起驢鳴來，尥蹶子更具殺傷力，雖然大多時總是踢空，偶然被它踢中也十分地刻骨銘心，好比是中了下一指禪。但是這個'武功'也還是抵擋不住老虎，只能嚇唬嚇唬涉世未深的虎子。台灣大選前夕，一個16歲台灣小姑娘無意揮了揮一面台灣小旗子惹得中國人民心裡大大的不舒坦，於是成千上萬一起猛烈地尥起蹶子來，嚇得小丫頭鞠躬低頭，認了自個兒都不明白的什麼罪。這事讓全世界都嗤之以鼻，覺得驢子們實在沒有道德底線。不過公平地說起來，毛驢的尥蹶子從來都是憑本能行事，扯上'道德'什麼的就有些上綱上線之嫌了。

驢子遇事，無非是一鳴二尥，李逵還有三板斧，驢子卻只會使這兩下子。這是因為它們被定向馴化的年代實在太久，終於完全失掉了學習新本事的能力遇事只是單憑本能。說到底，它們只是些蠻可憐的動物，常常使人有恨鐵不成鋼恨驢不成馬的感嘆。

《社會主義旅鼠國和社會主義蟋蟀國》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去古巴訪問。那一天腦子一熱跑理髮店去修理修理腦袋，結果是馬上招了一大幫人圍觀。烏烏央央笑笑呵呵地擠在一起，老潘都快認不出鏡子裡面那麼些個腦袋們，到底哪一個是他的了。

有人看了照片就好奇：這古巴也像北韓一樣的紅色恐怖嗎？

也是，如今世上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家也就能想到一個朝鮮一個古巴。有人說不是還有一個中國呢嗎？中國嘛，如今它是個雜交物種，倒也不能隨便貼個標籤給它了。我原想稱其為'四不像'共和國，好像傳奇中的'共和面'，裡面有糠、麩子、磨碎的豆餅、沙子、土坷垃，當然也還是有些真的糧食，這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混在一起卻又捏不成個團兒，確實挺形象。但'共和面'是當年日本鬼子配給中國人吃的，不夠國粹。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我還得再想想更有文化內涵的說法。

古巴和朝鮮這倆，還都在堅持著管自己叫社會主義。它們的處境也有點類似，個頭兒都特別小，碰巧還一個正蹲大土豪邊上，一個在二土豪的邊上。那它們是不是就挺像呢？當然不！美國人常說，您不能拿桔子比蘋果，儘管它們都叫作水果。古巴和朝鮮，那根本是兩個不同的動物世界，完全沒有可比性的。

從動物世界的角度講，我管朝鮮叫社會主義旅鼠國。旅鼠（lemming）這個形容出自John Wickham將軍。魏將軍當年曾官拜駐韓國美軍司令長官，對駐在國有了比較深入了解后評論說，這高麗人民哪，就是一群旅鼠，只要有個領頭兒的就跟著瞎跑，根本不在乎這領頭的到底是哪根蔥哪頭蒜。

旅鼠們，據傳說常常是要搞大遷徒活動的，其實就是跟著個打頭兒的瞎跑。領導帶著過河就過河，領導帶著爬山就爬山，領導帶著到了大海邊上，一聲令下＂摸著石頭過！＂噼里噗嚕一齊跳下去，集體填了海。

其實這就是一美好傳說。可是，當魏將軍還是祖國花朵兒的時候，迪斯尼拍了個動物世界把這個傳說給坐實了。要是有人以為那幫傢伙真拍到了旅鼠填海的壯舉您可就讓他們給忽悠啦。那幫壞蛋當時是拉了一車旅鼠到大海邊懸崖上，架好攝影機，把旅鼠們往地上一倒，圍起來朝懸崖邊上趕。這麼拍動物世界純粹是犯殘殺動物罪捎帶著誤導一代青少年。

魏將軍他們看了電影就全被誤了導。迪斯尼的影響力，不得了！而且就連韓國人民都聽說了旅鼠是怎麼怎麼盲從，聽魏將軍這麼一比喻就全不幹了。但是韓國人民其實真該感激魏將軍們的惡毒教誨和調教，三八線以北的高麗人民沒機會聽魏將軍的教誨，就沒看住心裡的旅鼠。幾十年社會主義下來，他們出落得簡直比旅鼠還要旅鼠。領導讓笑，全國人民一起開口笑；讓哭，全國人民一起放聲哭；成千上萬地排起方陣來伸胳膊蹬腿整齊劃一，能把人看得起好幾身雞皮疙瘩。

真實世界里的旅鼠當然不會去搞什麼集體自裁的名堂。這種違反本性的事，只有我們人類有能力也有動力干。這得益於一種其它動物所不具有的素質：人被洗腦的潛力。社會動物的人本就具有從眾的習性，東方民族尤其如此。但這還不足以成就社會主義旅鼠國，很必要通過洗腦將之發揚光大才能為領導所用。洗腦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總之是要想方設法把人腦子裡面領導不喜歡的壞思想洗出去，領導喜歡的好思想洗進來。組織大家學習領袖偉光正思想是最顯而易見的辦法，但並不總是效果昭彰。此法僅僅適於那些稍微有一丁點思想但不多光靠自己腦子想根本不夠用的主兒。對特別沒思想和思想多得有點過分的，常常需要輔以棍棒式教育：用大棍子敲。把壞思想打出去再把好思想砸進去。還別說，棍棒式洗腦對高麗人民確實很管用，一來二去打出一個社會主義旅鼠國來。有人說這屬於紅色恐怖。可我設身處地為專制領導們想了一想，他們確實也沒什麼別的更好更有效的法子了。

接下來，我們來考察古巴。

我管古巴叫社會主義蟋蟀國。蟋蟀的典故也是來自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伊索寓言故事。說的是秋天到了，螞蟻王國的人民都在特別勤奮地準備過冬，蟋蟀卻還是又唱又跳懶懶散散一幅無憂無慮的樣子。螞蟻們，你知道，個個都是一心想當土豪的，自然對蟋蟀的行為表示完全不理解。我以為，這個故事是老螞蟻編來用以激勵小螞蟻們立志土豪的，所以它的結尾就是冬天到來蟋蟀先生凍得哆哩哆嗦求告無門，因為螞蟻們特別沒同情心把它拒之門外還馬後炮式地教訓了一頓。當然也有不同結局的版本。有的是說那隻還有些靈性的小螞蟻想：蟋蟀先生唱啊跳的娛樂了大家，讓俺們能更幹勁十足儘快走上致富之路啊。還有的是說，終於當上了土豪的螞蟻發現自己還是快樂不起來不會唱也不會跳更不會無憂無慮，就對蟋蟀生出一股羨慕嫉妒恨的感情來。不管是哪個版本，所有這些都是它們在以螞蟻之心度蟋蟀之腹罷了。

愛唱愛跳自由散漫那是蟋蟀們的本性，銘刻在靈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是旅鼠們堅決學不來的。古巴人民的血管里流淌著的是什麼血液呢？大概有一半是西班牙成分，一小半西非北非成分，還有一丁點兒印第安土著成分。這種組合結果是古巴人民就像蟋蟀一樣，比較愛唱、比較愛跳、有點懶洋洋、還有點自由散漫。再沒邊兒的想像力也不可能把古巴人民和萬人團體操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

— 古巴人民當什麼也絕當不成旅鼠的。他們能做的，頂多是烏央烏央擠在領導身邊嘻嘻哈哈鬧鬧哄哄，就像圍觀老潘那樣。這樣的人民群眾，用大棍子來教育很有些難度。那就像掄著棍子打蟋蟀一樣特別不實際。好在領導給人民群眾洗腦的方法多種多樣。比方說，用大棍子教導不行，可以考慮拿大鍋飯來誘導。事實證明，大鍋飯誘導的方法對於古巴人民確實相當有效，因為這比較合了他們的天性。於是這樣誘導來誘導去，就成就了一個社會主義蟋蟀國。

朝鮮和古巴，雖都叫社會主義，它們一個是旅鼠國一個是蟋蟀國，很不一樣的。就像不能拿蘋果比桔子，我們也很難把朝鮮和古巴放在一起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