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會議」后,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領導下率先發動「肅AB團」,一九三零年九月贛西南特委印發了《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在這份《緊急通告》中鼓勵採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絕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肅AB團」到了十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一九三零年十月十四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說:「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強調,為了「挽救這一危機」,應當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在贛西南肅「AB團」的背景下,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中,開展了「打AB團」運動。
一九三零年十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又退出,毛並且說服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主動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的不滿,軍中一時議論紛紛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退出吉安后,於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在一方面軍中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便是在師,團,營,連,排各級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其中整出幾十個「AB團總團長」,都給予處決。
紅一方面軍肅反AB團,舉凡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志,大多遭到清洗剷除。
據黃克成回憶,他當時擔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他師里的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做AB團整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曾將被袁崇全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但因為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何篤才支持朱德,從此不被毛重用,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成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成深談過,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他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了壞事情也不被追究。」何篤才後來也被當做「AB團」遭殺害了。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毛澤東開始對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極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實行肅反行動。這次行動因為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放棄攻打南昌的主張而引發。
一九三零年五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到上海出席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該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后,主持召開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這次會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毛委派的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極大地觸怒了毛澤東,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將參加「二全會」的人統統當做「AB團」分子,列入應予剷除的對象。
一九三零十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里發現了一張李文林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以此視為李文林與AB團有所牽連的證據。十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毛澤東由此咬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一九三零十一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逮捕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